703、张学良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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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18日,承德市群众在“抗日英雄无字碑”前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国耻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周年.
白书杰代表热河省抗日**政府、热河警备司令部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重申了“努力工作”、“勿忘国耻”、“还我河山”三个主题。
与此同时,白书杰向全民族发出号召:“方今天下,敌势凶凶,各政党、各团体应放弃自己的偏见,联起手来对抗侵略者。敦促南方政府顺应**,放弃一切苟安求和的幻想,团结全国民众,准备应对侵略。”
《承德前线日报》采用通栏大标题,全文刊载了白书杰的长篇讲话,并且在热河、平津地区免费散发。电信局也采用明码电报,反复发出全文。
对于白书杰的这一次讲话,有心人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每一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群众集会,白书杰最后的号召,都是“团结起来,准备打仗!”过去的整个讲话从头到尾,都是杀气腾腾,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这一次的讲话,白书杰破天荒的没有提“准备打仗”这四个字,反而在第一个问题上,强调是“努力工作,振兴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大谈“各方势力联起手来,共同面对侵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协商,不要劳民伤财打来打去,让老百姓受苦,让渔人得利。
还有,白书杰第一次使用“南方政府”代替原来的“南方卖国政府”,也没说南方政府卖国,而是采用了“放弃苟安求和”的说法。
种种迹象表明,白书杰最近好像没有准备打仗,准备转回头大搞经济建设,看样子是要当“和事佬”和“和平人士”了!
可惜这个时候还没有“诺贝尔和平奖”,不然的话,小鬼子都有可能出面给白书杰申请一个回来。只要能够把“支那魔鬼”转变为“和平人士”,其实人家小鬼子真的啥都愿意干。
“一篇耐人寻味的讲话!”
这是伪满洲国的《奉天观察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标题。评论认为:承德方面发表了一篇强烈释放和平意味的讲话!由此可见,热河叛逆经过若干年头破血流的经验教训,终于明白了“和平”的真谛,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篇评论最后表示:“我们高兴看到热河方面释放的诚意,我们更高兴热河方面参与到构建日满共荣的大家庭里来,我们坚信这个日子为期不远。时间必将表明,我们的良好愿望是值得期待的,也更愿意乐见其成。”
这一次,南方政府的舆论喉舌没有吱声儿,其它势力没有表态。就剩下伪满洲国那边喜气洋洋。
白书杰的一篇讲话,引起各方猜测的同时,历史又被拉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1936年9月18日下午,小鬼子开始在丰台施加压力。
二十九军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外出演习归营时,行至火车站前的正阳大街,迎面遇见了打靶回来的日军嘉田大队穗积的队伍,狭路相逢,各不相让。
穗积部下的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入孙香亭的连队,踏伤士兵。孙部士兵气愤难忍,便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便散开队形,将孙香亭连包围。孙连长据理交涉时,反被日军掳走。
这时,日本兵营听到消息后,立即由大队长率步兵赶到现场,又将二十九军营部包围。
日军驻北平的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电报后,率步兵数百人,分乘装甲车、汽车飞奔丰台。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的一个连发生冲突,该连亦被日军包围。
晚7点以后,驻丰台的二十九军被分割三处,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敌我双方对峙一整夜,战事一触即发。
宋哲元得报后,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现场调查,会商解决办法。日本人步步紧逼,宋哲元步步退让,最后丧权辱国,于19日达成让二十九军撤出丰台的协议。
1936年9月19日上午,宋哲元下达命令:“所有军队全部撤出丰台镇,把防区交给日本人。”
至此,小鬼子独占丰台,为出兵卢沟桥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史称“丰台事件”。
白书杰随即发布通电:“强烈抗议日军天津住屯军牟田口廉也制造事端,无耻侵占丰台镇的丑恶行径。强烈谴责宋哲元出卖国家利益,必将成为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号召所有爱国军人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发现,白书杰的这份通电,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议”这种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而不是发表“声明”,更没有说“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报复日军的行动。”
反过来“强烈谴责”当事人宋哲元,好像白书杰把一腔怒气撒到了自己人身上。这倒很符合华夏大国历来的处事风格——对外地软弱无能,对内部强硬得过分。
1936年10月22日,蒋某人飞抵西安,着手“围剿”陕北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某人拒绝。两**吵一顿,最后不欢而散。
白书杰再次发表通电:“强烈谴责南方政府和蒋某人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于不顾,肆意挑起内战,彻底违背了全国**,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样的话说多了,那就没有人相信。
白书杰一改往日的行事风格,连续使用“强烈谴责”这样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派。现在已经完全当放屁一样,再也没有“有心人士”劳力费神去猜测了。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某人祝寿,再次当面陈情,劝蒋某人联共抗日,遭蒋某人严词拒绝。
对于张学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请求,蒋某人坚决并强令东北军立即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某人,请缨抗战,蒋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废纸篓里面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某人,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同时向蒋某人面报,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现在根本弹压不住,所以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
蒋某人略作犹豫,就同意了张学良的请求,定于一天后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某人由洛阳到抵西安,就住在华清池。与此同时,蒋某人发布命令,立即抽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登门进谏,遭蒋某人拒绝。蒋某人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某人,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某人拒绝,而且把张学良直接轰出了房间。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某人,蒋某人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全国动员令,这一次一定毕其功于一役,要取得彻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蒋某人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商谈接下来的剿匪进兵事宜。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一次是铁了心,绝对不和陕北红军作战,始终不接受出兵命令。
蒋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临阵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傻子,老蒋的这一次临阵换将如果得逞的话,他们两个人就算走到头了。所谓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蒋某人自以为权倾天下,没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蒋某人的天下,根本摇摇欲坠,但他没有丝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通报了蒋某人不仅不想抗日,反而准备对东北军、西北军采取措施的决定,同时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二人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拿老蒋。老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被杀。
当天,张、杨二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次中国近代史上的兵谏,因为发生在西安,所以史称为“西安事变”。
这件事情来得及时,白书杰自然高兴不过。
1936年12月3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惊闻西安发生事变,窃以为此事大有转圜之余地。如果势力各方放弃陈见,以民族大义为重,能够秉公而谈,达成抗日之谅解,则中华民族幸甚!”
“何应钦历来狼子野心,已成为卖国急先锋。窃取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纯属非法。派遣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纯属蛊惑民心,制造**!蒋某人虽然举止失当,但还是民国首脑,何应钦私调军队,形同谋反,其心当诛!”
“正告南京朝廷里面的卖国贼:西安之变,自有协商之办法。如果你们胆敢派兵靠近潼关附近五十公里,热河警备司令部即日兴师,讨伐卖国贼何应钦,诛灭所有和小鬼子勾勾搭搭的无耻之徒!此布天下,咸以知闻。”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1936年9月18日,承德市群众在“抗日英雄无字碑”前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国耻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周年.
白书杰代表热河省抗日**政府、热河警备司令部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重申了“努力工作”、“勿忘国耻”、“还我河山”三个主题。
与此同时,白书杰向全民族发出号召:“方今天下,敌势凶凶,各政党、各团体应放弃自己的偏见,联起手来对抗侵略者。敦促南方政府顺应**,放弃一切苟安求和的幻想,团结全国民众,准备应对侵略。”
《承德前线日报》采用通栏大标题,全文刊载了白书杰的长篇讲话,并且在热河、平津地区免费散发。电信局也采用明码电报,反复发出全文。
对于白书杰的这一次讲话,有心人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每一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群众集会,白书杰最后的号召,都是“团结起来,准备打仗!”过去的整个讲话从头到尾,都是杀气腾腾,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这一次的讲话,白书杰破天荒的没有提“准备打仗”这四个字,反而在第一个问题上,强调是“努力工作,振兴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大谈“各方势力联起手来,共同面对侵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协商,不要劳民伤财打来打去,让老百姓受苦,让渔人得利。
还有,白书杰第一次使用“南方政府”代替原来的“南方卖国政府”,也没说南方政府卖国,而是采用了“放弃苟安求和”的说法。
种种迹象表明,白书杰最近好像没有准备打仗,准备转回头大搞经济建设,看样子是要当“和事佬”和“和平人士”了!
可惜这个时候还没有“诺贝尔和平奖”,不然的话,小鬼子都有可能出面给白书杰申请一个回来。只要能够把“支那魔鬼”转变为“和平人士”,其实人家小鬼子真的啥都愿意干。
“一篇耐人寻味的讲话!”
这是伪满洲国的《奉天观察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标题。评论认为:承德方面发表了一篇强烈释放和平意味的讲话!由此可见,热河叛逆经过若干年头破血流的经验教训,终于明白了“和平”的真谛,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篇评论最后表示:“我们高兴看到热河方面释放的诚意,我们更高兴热河方面参与到构建日满共荣的大家庭里来,我们坚信这个日子为期不远。时间必将表明,我们的良好愿望是值得期待的,也更愿意乐见其成。”
这一次,南方政府的舆论喉舌没有吱声儿,其它势力没有表态。就剩下伪满洲国那边喜气洋洋。
白书杰的一篇讲话,引起各方猜测的同时,历史又被拉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1936年9月18日下午,小鬼子开始在丰台施加压力。
二十九军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外出演习归营时,行至火车站前的正阳大街,迎面遇见了打靶回来的日军嘉田大队穗积的队伍,狭路相逢,各不相让。
穗积部下的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入孙香亭的连队,踏伤士兵。孙部士兵气愤难忍,便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便散开队形,将孙香亭连包围。孙连长据理交涉时,反被日军掳走。
这时,日本兵营听到消息后,立即由大队长率步兵赶到现场,又将二十九军营部包围。
日军驻北平的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电报后,率步兵数百人,分乘装甲车、汽车飞奔丰台。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的一个连发生冲突,该连亦被日军包围。
晚7点以后,驻丰台的二十九军被分割三处,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敌我双方对峙一整夜,战事一触即发。
宋哲元得报后,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现场调查,会商解决办法。日本人步步紧逼,宋哲元步步退让,最后丧权辱国,于19日达成让二十九军撤出丰台的协议。
1936年9月19日上午,宋哲元下达命令:“所有军队全部撤出丰台镇,把防区交给日本人。”
至此,小鬼子独占丰台,为出兵卢沟桥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史称“丰台事件”。
白书杰随即发布通电:“强烈抗议日军天津住屯军牟田口廉也制造事端,无耻侵占丰台镇的丑恶行径。强烈谴责宋哲元出卖国家利益,必将成为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号召所有爱国军人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发现,白书杰的这份通电,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议”这种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而不是发表“声明”,更没有说“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报复日军的行动。”
反过来“强烈谴责”当事人宋哲元,好像白书杰把一腔怒气撒到了自己人身上。这倒很符合华夏大国历来的处事风格——对外地软弱无能,对内部强硬得过分。
1936年10月22日,蒋某人飞抵西安,着手“围剿”陕北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某人拒绝。两**吵一顿,最后不欢而散。
白书杰再次发表通电:“强烈谴责南方政府和蒋某人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于不顾,肆意挑起内战,彻底违背了全国**,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样的话说多了,那就没有人相信。
白书杰一改往日的行事风格,连续使用“强烈谴责”这样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派。现在已经完全当放屁一样,再也没有“有心人士”劳力费神去猜测了。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某人祝寿,再次当面陈情,劝蒋某人联共抗日,遭蒋某人严词拒绝。
对于张学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请求,蒋某人坚决并强令东北军立即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某人,请缨抗战,蒋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废纸篓里面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某人,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同时向蒋某人面报,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现在根本弹压不住,所以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
蒋某人略作犹豫,就同意了张学良的请求,定于一天后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某人由洛阳到抵西安,就住在华清池。与此同时,蒋某人发布命令,立即抽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登门进谏,遭蒋某人拒绝。蒋某人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某人,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某人拒绝,而且把张学良直接轰出了房间。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某人,蒋某人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全国动员令,这一次一定毕其功于一役,要取得彻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蒋某人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商谈接下来的剿匪进兵事宜。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一次是铁了心,绝对不和陕北红军作战,始终不接受出兵命令。
蒋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临阵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傻子,老蒋的这一次临阵换将如果得逞的话,他们两个人就算走到头了。所谓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蒋某人自以为权倾天下,没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蒋某人的天下,根本摇摇欲坠,但他没有丝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通报了蒋某人不仅不想抗日,反而准备对东北军、西北军采取措施的决定,同时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二人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拿老蒋。老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被杀。
当天,张、杨二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次中国近代史上的兵谏,因为发生在西安,所以史称为“西安事变”。
这件事情来得及时,白书杰自然高兴不过。
1936年12月3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惊闻西安发生事变,窃以为此事大有转圜之余地。如果势力各方放弃陈见,以民族大义为重,能够秉公而谈,达成抗日之谅解,则中华民族幸甚!”
“何应钦历来狼子野心,已成为卖国急先锋。窃取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纯属非法。派遣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纯属蛊惑民心,制造**!蒋某人虽然举止失当,但还是民国首脑,何应钦私调军队,形同谋反,其心当诛!”
“正告南京朝廷里面的卖国贼:西安之变,自有协商之办法。如果你们胆敢派兵靠近潼关附近五十公里,热河警备司令部即日兴师,讨伐卖国贼何应钦,诛灭所有和小鬼子勾勾搭搭的无耻之徒!此布天下,咸以知闻。”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