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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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
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
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
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
“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
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1]冉·阿让（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1]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
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
“你有死亡证明吗？”
“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
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
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
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
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
“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
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1]冉·阿让（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1]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
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
“你有死亡证明吗？”
“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
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