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4计划不如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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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绝对是提格的幸运日！
提格得到了儿子的消息，高兴的拉着刚勾搭上的金次郎，非要到旁边的饭馆好好的吃喝一顿，一醉方休。这是长崎有名的饭馆，可以提供各式的饭菜，深受非东瀛海员的喜爱。
刚走进饭馆，找了个地方坐下，就听到背后的那一桌，有人用东瀛话在说话：“花子啊！你这个月干的不错，这是你的酬劳，5个银小判哦！真羡慕你，怎么会那么多种话呀！”“a_li_ga_do！a_li_ga_do……”
东瀛的小判一枚重量为一东瀛两，4.7匁，按1匁=3.759克，一枚小判重量就是17.67克。当时一个金小判大约可以兑换十三个银小判，而三个金小判就可以供一个东瀛成年单身男子不是很奢侈的过上一年。
提格愣住了，很快清醒过来，迅速转过身去。女人一身朴素的和服，浆洗得很整洁；脸上虽然略带沧桑，但一点都不显苍老；青春虽然不再，熟悉眼神，秀美的容貌，依稀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爱人。
“花子！”“提格！”“花子！”“提格！”……
饥肠辘辘的金次郎，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打断了两位长辈的“花子提格”，坚决制止了两个老狗男女要腻歪死自己、饿死自己的不良企图。什么事都好，必须吃了饭再说！
织田信长围城之前，花子就带着弟妹、儿子跑了出去。他们家就在城下町最外面，而且已经打好包袱，做好了搬迁的准备，所以发现形势不对，花子一家立马开路，问题只是儿子跑不见了。身在乱世的人都知道，毕竟还是还在身边的人要紧，花子忍着悲伤，带着弟妹继续逃难。
提格在家的时候，经常给花子介绍自己在各地的见闻，也教花子学各种自己会的语言。花子学得很认真，知道长崎和大阪差不多，都是东瀛的对外港口城市，甚至更开放一点，就带着弟妹逃到了长崎。由于花子会多种语言，凭着丈夫给自己的十字架，花子通过教会，竟然做起了通事，给说不同语言的人做翻译，维持一家的生活。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花子一家生活不错，弟弟做了岛津家的旗本，妹妹也嫁给了田头（村长）。
冥冥中注定了，虽然提格多次经过长崎，却都和长崎唯一的女通事失之交臂，始终不能见面。最后却在东瀛即将迎来和平的时候，终于见到了。
花子知道儿子还活着，愈加的高兴。知道儿子和丈夫都做了天朝的军官，还有很多很多的财产，花子都合不拢嘴了，只希望能快点见到儿子！
……
不说sparrow一家，大连却接到了奇怪的信息。
朝廷派来负责谈判的代表，是阁臣王锡爵大人和内廷陈矩公公。陈公公是辽宁的老熟人了，也没多废话，直接就宣读了万历的口谕：谈判事宜，交由辽宁金奴儿哈赤大人全权负责，别忘了内廷的那份分红就行。
王阁部就不好说话了，扭扭捏捏，之乎者也，让负责接待的何和礼和史克兰不明所以。后来还是深蕴朝廷为官之道的白斯文来到大连，才解了围。原来竟然是王锡爵代表江南仕族来讲数，呃，口误，是来沟通，加深友谊来了。
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当然代表着江南仕族的利益了。
原先明朝的海禁到了嘉靖年间，已经形同虚设、漏洞百出，各方豪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江南依靠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场盛宴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辽宁的崛起，把原来海上贸易形势微妙的平衡彻底打破。先是玻璃制品和骨瓷（灵瓷）的出现，抢了江南陶瓷的市场，而且辽宁的产品和江南的陶瓷完全没有可比性，让江南无从反击。
辽宁打败朝＊鲜，设置海关后，完全控制了明国和朝＊鲜的海上贸易。想要正常贸易，就必须缴交巨额的关税；在辽宁水师的严厉打击之下，走私基本上是有出无回。这是辽宁大伙的财路，任你求饶贿赂都不会退让。
江南仕族也不是没有尝试制造舆论，取消海关。但由于辽宁的利益共享的策略之下，囊中羞涩的朝廷和内廷，只是无关痛痒的说了几句，就无声无息了。
至于江南仕子惯常的煽＊动＊民＊变的伎俩，在江南还合用，在北直隶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更别说作为羁縻之地的辽宁了。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于华夏封建社会仕子的特殊地位，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舆论，得到社会大众盲目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封建仕族勾结，代表着封建仕族的利益，为他们摇旗呐喊，散布舆论。
在明末，新鲜出炉的无＊产＊阶＊级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自然的被仕子们挟裹利用，作为封建仕族和政府对抗的工具和炮灰。在明末，江南封建仕族就多次利用织工、矿工对抗向他们征税的税监、矿监。因为有功名的仕族是不需要交税的，作为他们的代表，朝廷的大佬们当然不会向他们征税了。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可不会说这些。教科书里面记载：“明神宗朱翊钧统治时，为了增加皇室的收入，挖空心思地榨取百姓的血汗。从公元1596年开始，他派遣宦官到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大镇做“税监”，“矿监”，搜括钱财……苛刻的税捐制度导致江南各地百姓纷纷暴＊动，江南地区人民的反税监、矿监斗争带有市民斗争的性质，历史上被称为‘江南民变’。”至于税受用于什么地方，就不关教科书的事了。
当东瀛幕府求和的消息传回北京，江南仕族的代表们立即反应过来：看来只能向辽宁输诚了，否则江南和东瀛方面的海上贸易也会被截断，这样的话，江南仕族就只剩下和南洋的海上贸易了。
王锡爵背负的任务就是和辽宁确定海上贸易的势力范围，保护江南仕族的利益。辽宁当然不能同意：我们还想着到南洋做无本生意呢，现在都划定范围了，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
经过短暂的商议，辽宁上层一致同意：以辽宁上层还要商量为由，先把老王踢到长崎和谈，撂上几个月，趁这段时间敲打一下江南的那群自大的家伙，再和他们谈！等旱灾、风灾连续破坏江南，再派李思谨扫荡一下东南沿海，看你们还嚣张？！
今天绝对是提格的幸运日！
提格得到了儿子的消息，高兴的拉着刚勾搭上的金次郎，非要到旁边的饭馆好好的吃喝一顿，一醉方休。这是长崎有名的饭馆，可以提供各式的饭菜，深受非东瀛海员的喜爱。
刚走进饭馆，找了个地方坐下，就听到背后的那一桌，有人用东瀛话在说话：“花子啊！你这个月干的不错，这是你的酬劳，5个银小判哦！真羡慕你，怎么会那么多种话呀！”“a_li_ga_do！a_li_ga_do……”
东瀛的小判一枚重量为一东瀛两，4.7匁，按1匁=3.759克，一枚小判重量就是17.67克。当时一个金小判大约可以兑换十三个银小判，而三个金小判就可以供一个东瀛成年单身男子不是很奢侈的过上一年。
提格愣住了，很快清醒过来，迅速转过身去。女人一身朴素的和服，浆洗得很整洁；脸上虽然略带沧桑，但一点都不显苍老；青春虽然不再，熟悉眼神，秀美的容貌，依稀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爱人。
“花子！”“提格！”“花子！”“提格！”……
饥肠辘辘的金次郎，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打断了两位长辈的“花子提格”，坚决制止了两个老狗男女要腻歪死自己、饿死自己的不良企图。什么事都好，必须吃了饭再说！
织田信长围城之前，花子就带着弟妹、儿子跑了出去。他们家就在城下町最外面，而且已经打好包袱，做好了搬迁的准备，所以发现形势不对，花子一家立马开路，问题只是儿子跑不见了。身在乱世的人都知道，毕竟还是还在身边的人要紧，花子忍着悲伤，带着弟妹继续逃难。
提格在家的时候，经常给花子介绍自己在各地的见闻，也教花子学各种自己会的语言。花子学得很认真，知道长崎和大阪差不多，都是东瀛的对外港口城市，甚至更开放一点，就带着弟妹逃到了长崎。由于花子会多种语言，凭着丈夫给自己的十字架，花子通过教会，竟然做起了通事，给说不同语言的人做翻译，维持一家的生活。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花子一家生活不错，弟弟做了岛津家的旗本，妹妹也嫁给了田头（村长）。
冥冥中注定了，虽然提格多次经过长崎，却都和长崎唯一的女通事失之交臂，始终不能见面。最后却在东瀛即将迎来和平的时候，终于见到了。
花子知道儿子还活着，愈加的高兴。知道儿子和丈夫都做了天朝的军官，还有很多很多的财产，花子都合不拢嘴了，只希望能快点见到儿子！
……
不说sparrow一家，大连却接到了奇怪的信息。
朝廷派来负责谈判的代表，是阁臣王锡爵大人和内廷陈矩公公。陈公公是辽宁的老熟人了，也没多废话，直接就宣读了万历的口谕：谈判事宜，交由辽宁金奴儿哈赤大人全权负责，别忘了内廷的那份分红就行。
王阁部就不好说话了，扭扭捏捏，之乎者也，让负责接待的何和礼和史克兰不明所以。后来还是深蕴朝廷为官之道的白斯文来到大连，才解了围。原来竟然是王锡爵代表江南仕族来讲数，呃，口误，是来沟通，加深友谊来了。
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当然代表着江南仕族的利益了。
原先明朝的海禁到了嘉靖年间，已经形同虚设、漏洞百出，各方豪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江南依靠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场盛宴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辽宁的崛起，把原来海上贸易形势微妙的平衡彻底打破。先是玻璃制品和骨瓷（灵瓷）的出现，抢了江南陶瓷的市场，而且辽宁的产品和江南的陶瓷完全没有可比性，让江南无从反击。
辽宁打败朝＊鲜，设置海关后，完全控制了明国和朝＊鲜的海上贸易。想要正常贸易，就必须缴交巨额的关税；在辽宁水师的严厉打击之下，走私基本上是有出无回。这是辽宁大伙的财路，任你求饶贿赂都不会退让。
江南仕族也不是没有尝试制造舆论，取消海关。但由于辽宁的利益共享的策略之下，囊中羞涩的朝廷和内廷，只是无关痛痒的说了几句，就无声无息了。
至于江南仕子惯常的煽＊动＊民＊变的伎俩，在江南还合用，在北直隶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更别说作为羁縻之地的辽宁了。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于华夏封建社会仕子的特殊地位，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舆论，得到社会大众盲目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封建仕族勾结，代表着封建仕族的利益，为他们摇旗呐喊，散布舆论。
在明末，新鲜出炉的无＊产＊阶＊级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自然的被仕子们挟裹利用，作为封建仕族和政府对抗的工具和炮灰。在明末，江南封建仕族就多次利用织工、矿工对抗向他们征税的税监、矿监。因为有功名的仕族是不需要交税的，作为他们的代表，朝廷的大佬们当然不会向他们征税了。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可不会说这些。教科书里面记载：“明神宗朱翊钧统治时，为了增加皇室的收入，挖空心思地榨取百姓的血汗。从公元1596年开始，他派遣宦官到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大镇做“税监”，“矿监”，搜括钱财……苛刻的税捐制度导致江南各地百姓纷纷暴＊动，江南地区人民的反税监、矿监斗争带有市民斗争的性质，历史上被称为‘江南民变’。”至于税受用于什么地方，就不关教科书的事了。
当东瀛幕府求和的消息传回北京，江南仕族的代表们立即反应过来：看来只能向辽宁输诚了，否则江南和东瀛方面的海上贸易也会被截断，这样的话，江南仕族就只剩下和南洋的海上贸易了。
王锡爵背负的任务就是和辽宁确定海上贸易的势力范围，保护江南仕族的利益。辽宁当然不能同意：我们还想着到南洋做无本生意呢，现在都划定范围了，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
经过短暂的商议，辽宁上层一致同意：以辽宁上层还要商量为由，先把老王踢到长崎和谈，撂上几个月，趁这段时间敲打一下江南的那群自大的家伙，再和他们谈！等旱灾、风灾连续破坏江南，再派李思谨扫荡一下东南沿海，看你们还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