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越南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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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的12月，纵横中国东西南北的两条铁路大动脉，修建工作正式大规模展开了。铁路从四个起始城市，以及交叉点河南郑州，并在中间选择若干个点，一共十几个地方同时开工，这样能最大限度加快修建进度。
事实上各种地理测量，线路的规划，各种配套设施的进口谈判，外国工程师的聘请，铁路修建规章制度的制定，修路劳工的招募计划，以及撤换反对修路的地方官员等等，大量的准备工作都早已经在进行中，现在修路资金一到位，工作立刻全面铺开。
工部此时已经更名为建设部，作为部长的李鸿章，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铁路的建设规划上，当然主要设计工作是由英国人担任，同时有大批的中国技师随同工作学习。负责北京至广州（京广铁路）的是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武汉至上海（汉沪铁路）的是开平矿物厂总工程师，英国人薄内及其夫人。
丁云桐认为两条铁路的修成，将极大便利货物流通，人员流动，兵力的集结调动。这不仅是铁路的修建，同时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洗礼。追求发展和现代化的概念，将比任何的言辞都更有力的烙在脑海里面。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独裁者，大久保利通，曾经对修建日本第一条铁路心存疑惑，但是当他亲身坐了一次这条京滨铁路（东京至横滨）后，却感到极为愉快，思想也就彻底通了。
任何人不管对新政有什么不满，不用和他辩论，只要坐上火车，体验到这风驰电掣的感觉，必然会有思想的转变。如果仍然冥顽不灵，说明脑子已经彻底腐烂了，那就更没有与其辩论的必要了。
这就是丁云桐的逻辑。
从建设部的预算报告来看，之前唐北铁路的成本大约是一公里铁路需要一万两银子，当然铁路里程越是加长，分摊到每一公里的成本会相应降低很多。但作为京广和汉沪这样的大铁路，牵涉到复杂的地形地理条件，沿途居民的补偿，以及种种事先难以预料的状况，甚至局部设计方案的修改等等，这些都要算到成本里头，到最后每公里成本反而有可能会增加。
建设部最后的预算是：北京至广州的铁路里程需要2300多公里，武汉至上海是1200多公里，以每公里1两1钱白银算，至少需要3900万两白银。
丁云桐默默算着：事实上肯定还需要增加一些的，初步估算为4200万两比较稳妥。美元此时与英镑差不多相当于5比1的样子，白银与英镑是3.5比1。那么7000万美元可以折算成4900万两白银，当然当中要经过棉麦的买卖周转，最后现金能到4500万两就不错了。那么除去4200万两的修路款，应该还有300万的剩余。可以同时开始修建从北京到沈阳的支线铁路，为将来修建通往朝鲜的铁路做准备。对日本开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俱备，中朝铁路的贯通就是地利。
华夏银行除掉建立新军所需的第一期预算一千多万两，以及购买三艘战舰和其他军事整合的费用，还剩余相当于2500万两的英镑。可以以此为储备金，进行货币改革，印刷中国自己的纸币，同时禁止白银在国内市场上流通，华夏银行里的英镑就作为外汇储备。
接下来几天，丁云桐都在和胡雪岩，唐廷枢，郑观应，林润，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讨论。得出一个结论：除了正在修建中的两条动脉铁路，京沈支线铁路也可以马上派人设计，争取明年开工。货币改革必须慎之又慎，许多细节还需要反复推敲，不能轻举妄动。
几天后，也就是1878年的12月7日，丁云桐就下旨，由胡雪岩和郑观应为首，组成赴英金融考察团，学习研究金融法律和经济改革问题。随行的还有几个人，都是丁云桐特旨调来的，有从原来淮军吴长庆部调来的文书张謇；翰林院庶吉士沈云霈；河南盐务督销严信厚；安徽道员许鼎霖等等，这些人前世历史上都将是清末有名的实业家，现在干脆一起弄到英国学习开眼界去。
最开始丁云桐想的是一举建立金本位制，但也只能想想而已，虽然建立金本位制好处多多，可以和世界列强用同样的货币结算体系，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市场竞争。但首先一条，金本位制需要中央银行里有大量黄金储备才行，否则如何将货币与黄金挂钩呢？历史上，日本是在得到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解决了黄金储备问题，才成功建立金本位。
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奢望这个了，丁云桐颇为郁闷，不过他很快排除掉负面情绪，饭一口口的吃，先以体面的方式解决中法战争，然后打击日本更是真正的关键。只要顺利过了这两关，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
正说着，总参谋部送来了派往越南的全权大使唐景崧的密信。丁云桐示意所有人都退下后，立刻打开了密信。
密信原先是用暗语密码写的，此时已在总参谋部翻译完毕。唐景崧在信中报告道，越南对中国并不忠诚，国王嗣德帝阮福时，对中国自称王，对内却自称皇帝，没有真心实意的做中国藩属。虽然一再宣称遭受法国欺凌，却不愿意彻底依靠中国，似乎只想利用中国来牵制法国。朝中大权主要被两个大臣把持，刑部尚书阮文祥和兵部尚书尊室说，这两人都中国都有很重的戒备心，他们的态度也影响了嗣德帝。嗣德帝的母后慈裕太后，皇后，学妃三人，号称“三宫”，也不断的干预朝政。而且嗣德帝的三个养子也正在争夺皇储之位，此时的越南朝廷可谓一团乱麻。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和道员邵友濂早已派往越南布局，总参谋部有时能接到他们从越南发回来的情报，报告一切情况。因为还没有在越南设立电线电报，所以他们只能将信件寄到广西，再用电报发到北京总参谋部。
临行前丁云桐分别交给他们秘密的任务，邵友濂需要代表中央政府，协助和监督刘永福完成对黑旗军的整编工作，把黑旗军从一支占山为王的绿林草寇，变成真正服从指挥的半正规部队。同时，由政府补给黑旗军的军事物质，并授予刘永福及手下军官相应的官职。
唐景崧则要把越南朝廷笼络起来，让其彻底听命北京，并由中国出面修建公路和铺设电报线路，由中国派军官来训练部队，由中国帮助财政预算等等，总之，要尽可能全面的控制越南政府，使中国在未来与法国的冲突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邵友濂也还顺利，刘永福的黑旗军态度忠顺，很配合整编工作。通往黑旗军驻地保胜城的道路，已经开始修缮，同时电报线也快要铺设完毕。
但唐景崧却很麻烦，越南朝廷中形势复杂，比原先计划的要艰难许多。
丁云桐焦灼的来回踱步，努力搜索对越南历史的记忆。他前世也没有特别关注越南的近代史，一下子也找不到线索，心里暗叹：要是朝鲜就好办了，自己仔细读过朝鲜近代史，对其内部各个势力都有了解，有很多手段可以借用。
他一边想着，一边看着唐景崧的信，看来看去，突然想起了历史上越南皇宫里的一个丑闻，是一个大臣和**妃子的奸情，但前世的历史学家并没有确定奸情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也许能试一试，成功的话就能马上打开局面。
这样想着，丁云桐马上给唐景崧回信，着重提醒他如何去试探一下，同时告诉哪些人是可以借用的亲华派。
写完信，丁云桐望着窗外，那里是帝国的南面方向。他不怀疑唐景崧的爱国之心，前世唐景崧就是自动请缨，前往越南联络抗击法国，战后还写下了《请缨日记》，流传后世。他相信只要操作得当，唐景崧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丁云桐不知道，就在他望向南方的时候，在越南的首都顺化城里，中国驻越南全权大使唐景崧，也正在焦急的望着北方。
1878年的12月，纵横中国东西南北的两条铁路大动脉，修建工作正式大规模展开了。铁路从四个起始城市，以及交叉点河南郑州，并在中间选择若干个点，一共十几个地方同时开工，这样能最大限度加快修建进度。
事实上各种地理测量，线路的规划，各种配套设施的进口谈判，外国工程师的聘请，铁路修建规章制度的制定，修路劳工的招募计划，以及撤换反对修路的地方官员等等，大量的准备工作都早已经在进行中，现在修路资金一到位，工作立刻全面铺开。
工部此时已经更名为建设部，作为部长的李鸿章，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铁路的建设规划上，当然主要设计工作是由英国人担任，同时有大批的中国技师随同工作学习。负责北京至广州（京广铁路）的是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武汉至上海（汉沪铁路）的是开平矿物厂总工程师，英国人薄内及其夫人。
丁云桐认为两条铁路的修成，将极大便利货物流通，人员流动，兵力的集结调动。这不仅是铁路的修建，同时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洗礼。追求发展和现代化的概念，将比任何的言辞都更有力的烙在脑海里面。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独裁者，大久保利通，曾经对修建日本第一条铁路心存疑惑，但是当他亲身坐了一次这条京滨铁路（东京至横滨）后，却感到极为愉快，思想也就彻底通了。
任何人不管对新政有什么不满，不用和他辩论，只要坐上火车，体验到这风驰电掣的感觉，必然会有思想的转变。如果仍然冥顽不灵，说明脑子已经彻底腐烂了，那就更没有与其辩论的必要了。
这就是丁云桐的逻辑。
从建设部的预算报告来看，之前唐北铁路的成本大约是一公里铁路需要一万两银子，当然铁路里程越是加长，分摊到每一公里的成本会相应降低很多。但作为京广和汉沪这样的大铁路，牵涉到复杂的地形地理条件，沿途居民的补偿，以及种种事先难以预料的状况，甚至局部设计方案的修改等等，这些都要算到成本里头，到最后每公里成本反而有可能会增加。
建设部最后的预算是：北京至广州的铁路里程需要2300多公里，武汉至上海是1200多公里，以每公里1两1钱白银算，至少需要3900万两白银。
丁云桐默默算着：事实上肯定还需要增加一些的，初步估算为4200万两比较稳妥。美元此时与英镑差不多相当于5比1的样子，白银与英镑是3.5比1。那么7000万美元可以折算成4900万两白银，当然当中要经过棉麦的买卖周转，最后现金能到4500万两就不错了。那么除去4200万两的修路款，应该还有300万的剩余。可以同时开始修建从北京到沈阳的支线铁路，为将来修建通往朝鲜的铁路做准备。对日本开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俱备，中朝铁路的贯通就是地利。
华夏银行除掉建立新军所需的第一期预算一千多万两，以及购买三艘战舰和其他军事整合的费用，还剩余相当于2500万两的英镑。可以以此为储备金，进行货币改革，印刷中国自己的纸币，同时禁止白银在国内市场上流通，华夏银行里的英镑就作为外汇储备。
接下来几天，丁云桐都在和胡雪岩，唐廷枢，郑观应，林润，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讨论。得出一个结论：除了正在修建中的两条动脉铁路，京沈支线铁路也可以马上派人设计，争取明年开工。货币改革必须慎之又慎，许多细节还需要反复推敲，不能轻举妄动。
几天后，也就是1878年的12月7日，丁云桐就下旨，由胡雪岩和郑观应为首，组成赴英金融考察团，学习研究金融法律和经济改革问题。随行的还有几个人，都是丁云桐特旨调来的，有从原来淮军吴长庆部调来的文书张謇；翰林院庶吉士沈云霈；河南盐务督销严信厚；安徽道员许鼎霖等等，这些人前世历史上都将是清末有名的实业家，现在干脆一起弄到英国学习开眼界去。
最开始丁云桐想的是一举建立金本位制，但也只能想想而已，虽然建立金本位制好处多多，可以和世界列强用同样的货币结算体系，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市场竞争。但首先一条，金本位制需要中央银行里有大量黄金储备才行，否则如何将货币与黄金挂钩呢？历史上，日本是在得到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解决了黄金储备问题，才成功建立金本位。
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奢望这个了，丁云桐颇为郁闷，不过他很快排除掉负面情绪，饭一口口的吃，先以体面的方式解决中法战争，然后打击日本更是真正的关键。只要顺利过了这两关，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
正说着，总参谋部送来了派往越南的全权大使唐景崧的密信。丁云桐示意所有人都退下后，立刻打开了密信。
密信原先是用暗语密码写的，此时已在总参谋部翻译完毕。唐景崧在信中报告道，越南对中国并不忠诚，国王嗣德帝阮福时，对中国自称王，对内却自称皇帝，没有真心实意的做中国藩属。虽然一再宣称遭受法国欺凌，却不愿意彻底依靠中国，似乎只想利用中国来牵制法国。朝中大权主要被两个大臣把持，刑部尚书阮文祥和兵部尚书尊室说，这两人都中国都有很重的戒备心，他们的态度也影响了嗣德帝。嗣德帝的母后慈裕太后，皇后，学妃三人，号称“三宫”，也不断的干预朝政。而且嗣德帝的三个养子也正在争夺皇储之位，此时的越南朝廷可谓一团乱麻。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和道员邵友濂早已派往越南布局，总参谋部有时能接到他们从越南发回来的情报，报告一切情况。因为还没有在越南设立电线电报，所以他们只能将信件寄到广西，再用电报发到北京总参谋部。
临行前丁云桐分别交给他们秘密的任务，邵友濂需要代表中央政府，协助和监督刘永福完成对黑旗军的整编工作，把黑旗军从一支占山为王的绿林草寇，变成真正服从指挥的半正规部队。同时，由政府补给黑旗军的军事物质，并授予刘永福及手下军官相应的官职。
唐景崧则要把越南朝廷笼络起来，让其彻底听命北京，并由中国出面修建公路和铺设电报线路，由中国派军官来训练部队，由中国帮助财政预算等等，总之，要尽可能全面的控制越南政府，使中国在未来与法国的冲突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邵友濂也还顺利，刘永福的黑旗军态度忠顺，很配合整编工作。通往黑旗军驻地保胜城的道路，已经开始修缮，同时电报线也快要铺设完毕。
但唐景崧却很麻烦，越南朝廷中形势复杂，比原先计划的要艰难许多。
丁云桐焦灼的来回踱步，努力搜索对越南历史的记忆。他前世也没有特别关注越南的近代史，一下子也找不到线索，心里暗叹：要是朝鲜就好办了，自己仔细读过朝鲜近代史，对其内部各个势力都有了解，有很多手段可以借用。
他一边想着，一边看着唐景崧的信，看来看去，突然想起了历史上越南皇宫里的一个丑闻，是一个大臣和**妃子的奸情，但前世的历史学家并没有确定奸情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也许能试一试，成功的话就能马上打开局面。
这样想着，丁云桐马上给唐景崧回信，着重提醒他如何去试探一下，同时告诉哪些人是可以借用的亲华派。
写完信，丁云桐望着窗外，那里是帝国的南面方向。他不怀疑唐景崧的爱国之心，前世唐景崧就是自动请缨，前往越南联络抗击法国，战后还写下了《请缨日记》，流传后世。他相信只要操作得当，唐景崧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丁云桐不知道，就在他望向南方的时候，在越南的首都顺化城里，中国驻越南全权大使唐景崧，也正在焦急的望着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