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短文《这是怎么样的二十年》写的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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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样的二十年？写的太赞了
——转自冷酷的哲学博文
引子
记得好像是1994年，全家从大走廊、单间房的集体宿舍中搬到一室一厅的新房子时，从阳台上望出去，后面是望不到边的田野，每天早上都有邻近的武警部队跑操经过大院外的土路，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
不过很快，大院里新建的楼房就挡住了视野。
1995年上初中的时候，西安的高新科技开发区才初步成型，记得一些同学转去了新设立的高新一中。我们还时不时在放学后骑自行车到高新一中去“接头”。那时候，高新一中的那个位置已经是高新区的边缘了，行人都很少。
到1998年上高中的时候，骑自行车很久才能到高新区的边缘，那里新建的住宅楼和新式的住宅小区，是西安最具活力的地方。
大约是在2001年或者2002年，大学班级组织骑自行车去高观瀑布春游，大概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大致看到了高新区的边缘。
很多年以后，在上海与美国导师流连于他记忆中存在的、而今面目全非的街道时，我又想起了这个过程。谈起来，忽然有些唏嘘。不由得想把这20年关于中国发展的片段编织起来，以供20年后回首。
一、
2011年5月8日，在苏州参加完中学同学的婚礼，乘坐动车到达上海。在离外滩不远的曼哈顿（外滩）商务酒店和美国老板见了面。他刚下飞机，没怎么正经吃过晚饭，而我也就是在街边小店吃了点馄饨和面条，所以聊了两句就决定一起出去吃饭。
酒店离南京东路很近，虽然知道实惠的馆子大约不会开在南京路上，但是要想找到口味不错的，恐怕还是沿着南京东路走比较靠谱。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导师提到他早年来过上海，而且住过不短的一段时间。他说那时是他的岳母作为美国一家公司的代表常驻上海。据说她本不想来，所以提了很多的要求，希望能吓倒管理层。
当然，另一方面的考虑是，如果真的被派来了，起码不会生活得太糟。她提出的一个条件是：必须住得靠近市中心，而且必须是独栋式洋房。幸运而不幸的是，公司还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据说是以前**的宅邸，月租金一万美元。这件事发生在90年代。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往南京东路深处走了一会儿，我忽然看到了必胜客，于是戏谑地问导师：“想要尝尝中国的必胜客吗？”
老板笑道：“Whynot？I‘mopentoeverything。”
我那时还有些怀疑老板的这则声明，不过几天以后和老板吃了川菜，并且听说老板勇啃鸡爪之后才明白，他还真的是Opentoeverything。
说起来必胜客也是中国学生在美国的一则经典笑谈。这个在美国差不多算是稍微高档一点的快餐厅的店，到中国摇身一变，竟变成中高档餐厅。美国人多半对此惊讶不已。不过相比于哈根达斯的虚高价格，这个直译名为“皮萨屋”的饭馆起码在中国能把装潢和食品做得看起来还算符合价位。
点餐的时候发觉中美两边对于皮萨尺寸的描述有相当的不同。我们点了一份普通尺寸的海鲜皮萨，结果上来以后还以为是单人份的那种。不过口味倒比美国那些高档皮萨店还强，起码我这么觉得。
于是老板又讲起很多往事。比如他早年来中国，不知在飞机上吃了什么东西，水土不服，到西安旅游时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吐了个一塌糊涂。因为这件事，他对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总是有些抗拒。这我之前就知道。
不过这一次由于特别的原因，他还是选择了中国的航空公司。我问他体验如何。他居然赞不绝口，说这航班居然在每个座椅背后都有电源插口。他说他在美国国内飞基本都没见过。说实话，我也没见过，我乘坐过美联航和达美的航班，一般机型都比较老。
然后老板又提到了他乘坐磁悬浮，感觉也不错。于是就说，现在中国的东西居然大多比美国先进。
我解释说，这是恐怕一个更新换代的问题。美国早已经在这些东西的早期版本出来的时候就拥有了它们。中国后发展起来，于是购买、建设的时候就用最新版，而美国因为已经有了，也不太想花大价钱更新，大约要等这一批用退役了才会更新。
老板大致同意。
这时候回想起10年20年以前真是感慨啊。那时候美国、日本就是先进的代名词。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比美国还先进的。不，我并不是说生产。连买来的更先进的都没有。
二、
国际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组织方安排了乘坐游船夜游黄浦江。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坐游船。第一次是2006年参加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的颁奖典礼。仅仅是5年，江边的楼群就增添的许多新的景色。
国际会议开完之后第二天，老板挣扎着改完了拖欠的考试卷，坚决要出去走走，找找当年的感觉。他说他很喜欢外滩这一块，所以每次来都住外滩。我猜，也许是这一块的变化没有其它部分大的缘故。但是这一天，他却想去当年他住过的那个“毛的小老婆的宅邸”（导师语）看看。
很幸运地，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现在叫做东湖宾馆，在闹市之中，一片绿地，几栋别墅式的洋房。我其实很好奇这个90年代月租金上万美元的地方，今天价格如何。遗憾的是，在网上也没能找到。导师说当年这个地方别墅还没那么多，记得还有露天泳池，不过看起来可能后来填平了，又加盖了别墅。
我们在周围街道走了许久，他显得比往常略微沉默了些。直到看到一处老街，临街二楼依旧是挂着“万国旗”，临街一楼多是小店面，而老人们，就在街边打着扑克。导师很兴奋地说：“对，当年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才明白，他在寻找的是记忆中的街道。而之前看到的只是面目全非的过往。
从这小街四周看去，左右都开发得差不多了。也许再过几年，这里也会消失。
站立在那处街头，目光可以越过街道背后的围墙，看到远处的工地，还有高耸的塔吊。又想起那个一语双关的笑话：“ThenationalbirdofChinaiscrane。”（中国的国鸟是仙鹤/塔吊）
据说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塔吊在中国施工。这个国家变化之快、之剧烈，大概早就超出了很多外国人预期。不仅如此，也超出了很多国人的预期。
三、
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的是各种关于外国优越的事例。比如日本小学生在夏令营中如何厉害，日本如何阴险地购买中国的资源而沉在近海以备后用；比如美国人的收入如何如何高，房子如何如何好，电视如何如何大。
那时候的外国真的很“高大全”。
那时候不但有发达国家，还有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仿佛是个国家就比中国强。
其实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习惯使用“你看外国就XXXX”的句式来说明中国的劣势和弱点。只是这“外国”的涵盖范围却越来越小。
22年前的时候年纪太小，并不能记得很多事。长大后，又回头去看那一段历史，真是唏嘘不已。
如今在监狱中的那位刘先生，当时写下希望中国再做300年殖民地的惊世骇俗之语，大概是从香港的发达之中得到的灵感。而如今北美的一位华人新教牧师当年则参与编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河殇》。总的意思是，中国的文化太差，必须要全盘西化才能发展。
初中的时候初看一些深入关注中外对比和中国问题的文章。记得当时大学教师工资只有300多块，很难留住人。父亲的一个大学同学，一位颇有才华的雷达方面的研究学者终究跑去了加拿大，在一个冰天雪地的省份做了一个小程序员。虽然那里连打麻将都很难找齐人，但是一年的工资几乎能顶他在中国的一辈子——按那时推算的一辈子。
当时年纪小，并不觉得如何。而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气氛中似乎总有种悲观的味道。
那个时候，不要说美国，连日本都是中国无法翻越的一座大山。记得一本杂志中说道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日本的工人效率比中国高得多。据说是一个日本工人能顶200个中国工人。
不要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就是超过日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回想中国的发展，总是喜欢提到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帖子。那就是有人在天涯发帖说，按照中国GDP增长率来推算，大致在2030年能超过日本。而绝大多数人是不信的。我扪心自问，2005年我要是读到了这个帖子，大概也是半信半疑吧。
那时，大家反驳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又不会停滞，另一个是，中国难道能一直维持这样的发展速率吗？
四、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大家都是愤懑的，但是又能怎么样，连我这样的政治门外汉都知道和美国开战是不可能的。不，不是开战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打赢。
某位当时就读于伯克利的人说，他那时候还切实地考虑过是否应该租一辆车买些硝基化肥和汽油到华盛顿去做一次“单程旅行”。他说，那时候美国如日中天，在美国感觉尤其深刻。他当时大概觉得只有这样一种思路才能对抗吧。
确实没几个人能想到后来的发展。
那个时候是压抑的。
所以2001年911发生时，大学里是一片欢声笑语，谈论着美国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大约有人会说这不够人道主义。但我要说的是，这幸灾乐祸其实更加人性。
但是，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有效途径能以眼还眼。幸灾乐祸，其实是弱者的行为。因为强者往往是有能力快意恩仇的。
那个时候，水楼的“超英赶美”仍然是一个经典笑话，意思等同于“夜郎自大”之类。
五、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了教几何的任老师。
我说，你看分针和时针，比方说两个差了180度，当分针运行到时针当时的位置，那时针其实又往前走了15度。如果分针再往前走15度，那时针在这段时间里又向前走了一度多。按这个规律，似乎分针将会永远追不上时针，可是事实似乎又不是如此。于是任老师微笑着教会了我无限级数的概念。这我才明白，这个东西是存在极限的。
反驳2005年天涯论坛的那个帖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中国追上日本当年的经济总量时，人家早就发展到更高水平了。中国怎么能追上呢？而没有人预料到中日之间的这个极限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六、
其实我从小都是个乐观派。
我的小学班主任是个老式的没有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老师。她用起外号、羞辱、威胁等种种手段对付学生。我懂事很晚，所以总是在课堂上讲话，于是很不受他待见。我今天还记得，我得了小学的一次数学竞赛的奖之后，她评价为“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而且下一届的学生，迎来了学校聘用的第一批正规师范毕业生。从他们的描述中，我觉得那个老师更加和蔼可亲，而且很尊重学生。
于是我想，事情总归是一天一天变好的。
当年中国加入世贸时，社会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说那些狼一样的外资进来以后会把中资都吃掉。另一个是说我们与狼共舞，也能变得和狼一样强大。其实都是自由心证。
那时候一个师兄相信的是前者，与我还有些争执，最后似乎打了个赌，但是等到明朗之时，大家都忘记了。近年再联系，发现这位师兄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回国工作了。
那个时候我的乐观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根据。就算是有，大概也就是不相信我周围那些朋友所代表的中国人竟会在整体上输给外国人。说起那些鬼灵精怪的朋友，我还真算得上是最没有才华的一个。他们有的从小学起就饱读诗书。我记得我小学还在看米老鼠与唐老鸭的时候，去朋友家玩，看见他书橱里变形金刚画册的旁边赫然插着一本论述中东战争的书。他讲起这些来头头是道。我记得他三四年级的时候觉得打“争上游”和“升级”比较无聊，于是自学桥牌，而我们听说桥牌很难都不愿意学，于是他过了几天伪称“最近学了个新扑克牌游戏”，让我们学打了一天的桥牌。还有一个朋友从小就无师自通，小学到高中制作各种桌面游戏，甚至还包括一套简单的桌面RPG，和五六套不同版本的桌面战略游戏，游戏性颇高。
我觉得，这些人所代表的中国，怎么可能在平等竞争中输给外国人。
其实这些年回头看来，我一直相信的是中国人的才智。有了这样出色的才智，我们就不会输。
但是我用的词也总是“总有一天”。我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发展得如此之快。
七、
亚洲四小虎的威风，很早就被金融风暴打了个粉碎。
欧美酸溜溜地说，中国政fu不守规矩，居然指使香港当局直接介入金融市场，这是耍流氓。我听到这话，其实窃笑过。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欧美所倡导的市场规则，有其背后的用意。而又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欧美倡导的政治体系也有其背后的实际主义考量。
97年以前，香港精英们曾豪言，香港的经济不会有问题，所以唯一担忧的是中央会介入其政治。结果回归以后恰恰经济出了问题。其实香港人早该想到，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中国门户地位就会逐渐消散。这个世界上完全不会有人有兴趣把一个属于中国、却不忠于中国的领地建设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其实中央不介入其政治，就等于介入了其经济，中国需要金融中心，但并不需要一个不忠于中国利益的金融中心。
从香港开始，四小龙一个接一个地破了功。台湾初步民主化带来的混乱造成了强烈的内耗。竟然在长达10年之间没有行之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甚至连计划都没有。堂堂民主政府、发达地区，居然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停滞了。
韩国民众生活质量随着韩剧的流行也被大家了解了。更不要提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连夜跑路的惨状。还有将一切的起源据为己有的喜剧行为。
新加坡的外号“李家坡”逐渐为人所知，因为数次积极鼓吹对抗中国而让很多民众产生了反感。
一时间，四小龙的光环破灭了。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外国”或者“发达地区”，变成了“韩国”，变成了“新加坡”，变成了“香港”。他们仍然发达，但是很多中国的思路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后面加了四个字“不过如此”。
不过，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产业逐渐开始与他们产生直接竞争。
他们不再遥不可及了。
七、
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距离那个多数人都不认同的帖子发表只有5年。虽然我们今天知道那个人忘记计算了GDP增长率之外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改变。但是即便当年知道了这些，恐怕也很难相信那些预言，尤其是当它来得如此之快的时候。
今天，人们的说辞是：“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总量超过了，又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呢？”
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其实反过来想想，中国人口是美国的3、4倍，总量超过美国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美国有什特殊技术或者能力能保证他们产出价值的总效率比中国高4倍呢？
如今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恰恰就在几年前还觉得不可思议。
以我不多的历史知识看，人类历史上这种事情似乎并不经常发生。
八、
曾经有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旦出现大灾大难根本不可能团结，更不可能做到日本救灾的高度。
然后发生了东海大地震。
短短的一个月，日本的形象破灭了。
救灾迟缓，缺乏志愿者，灾民长时间得不到救济，核事故一再扩大，自卫队一开始拒绝参与核事故救灾，年青人都不站出来志愿解决核灾难，还有迟钝地令人感到恐惧的官僚主义，以及为了经济利益不惜拿全民以及子孙后到健康冒险的财阀，这一切忽然让很多中国人觉得这个日本非常的陌生。
这就是那个曾经被《夏令营里的较量》的作者大家褒奖的日本的下一代？这就是那个曾经能够让中国人从梦中惊醒的日本军队？这就是那个以责任和效率著称的日本工业体系？
无数曾被《夏令营里的较量》搞得童年压抑的80后在作者孙云晓的博客中大肆讽刺。也许是突然发现那些被夸大了的坚韧的日本小学生竟然一个也没有长成具备责任心和献身精神的日本成年人。
当中国的军人愿意在气流复杂的群山中空降，愿意驾驶直升飞机在湍流中救援的时候，日本的核事故居然必须靠五六十岁的老人家去解决。这不由让人感叹道，日本这尊神像的倒掉。
可以说从此以后，日本也许在产业技术上还值得中国人认真考虑，但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上说，他们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对手了。
一个缺乏责任心的民族，一个充斥着官僚主义各扫门前雪的民族，在技术上和商业上的优势恐怕维持不了多久。
曾经我们把“美日”并称为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全方位对手。现在这只剩下“美国”了。
而美国也露出了疲态。当然只是暂时的，但着实让很多人明白它并非完美。
一切，不过就是20多年而已。
九、
我父亲的那位移居加拿大的同学在05年左右回过了一趟。聚会中，我注意到他的白头发是他们几个同学中最多的。几乎他当年的同事们生活似乎都比他舒心。是的，他们的收入恐怕比他低很多，但是生活质量已经提高到了他现在偶尔宁愿当初没去过加拿大的程度。
十、
二十多年，从认为全盘西化才有出路，到与各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全方位的竞争。
二十多年，从仰视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平视。
二十多年，军事从被动逐渐走向主动。
二十多年，从政治孤立走向合纵连横。
二十多年，我们曾经不敢想象西安这样的二线城市、大学教授这样的中阶群体也有能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的生活质量。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而我们正在目击这种变迁。
这个国家当然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尤其是政治上、体制上。有人讲这个国家积重难返没有希望。但是我，作为一个乐观派，仍然相信：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的中国人，没有道理会找不到一条道路让中国的政治向更好的状态变革。
我今天仍然记得那时候是如何说一个日本工人能顶200个中国工人，仍然记得杂志上说中国人是如何懒和不守纪律，仍然记得章家敦如何宣称中国经济崩溃迫在眉睫，仍然记得别人说中国公司如何不可能与外国公司拼技术。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工人丝毫不比日本人差，我们的经济依然在发展，我们的企业已经有不少可以走出去拼技术了。
2011年4月29日我从旧金山飞抵上海。同机抵达的还有很多外国人。其中不乏一些第一次到中国的。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几个由英国口音的人士在浦东机场航站楼中行走时，赞叹道：“Lookatthiscleanandniceterminal。”
其实关键不在于他们的赞叹，而在于我觉得这个航站楼完全稀松平常。
二十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我们觉得稀松平常、没什么了不起的奇迹，而我们还在前进。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党派或个人能够带来光明的未来。我一直相信的是中国的人。正是数以亿计政治立场不尽相同的中国人带来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我也相信中国人能解决现有的政治问题——即便它也需要一场奇迹。
十一、
观看美国宇航罗计划的纪录片时，我曾经非常的羡慕。羡慕那些工程师能够有幸诞生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能够目击并参与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我想象那些工程师们在每两周一次宇航发射的任务下恐怕不得不经常熬夜，但是哪里有比参与创造“奇迹”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呢。
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奇迹。
我很有幸能在这样的距离目击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复兴。我也很有幸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尾声、
在苏州参加中学同学婚礼的时候，我和他的研究生师兄聊到他所从事的行业——太阳能产业。
他说中国太阳能产业颇有些两头在外——设备和销售地。
我问能够改善吗？
他说正在改善。无论是原料还是设备，国内都有人开始作了。不过要让国内的人愿意大规模用，恐怕还要升级一两代以后。
我问欧美的竞争力如何？
他说美国还行，欧洲已经废了，那种工程师和经营人员的效率，未来绝不是中国同行的对手。
“他们现在还有些技术。”他说，“不过他们终归要输。”
瞧，我就是喜欢中国人的这种心气。
这是怎么样的二十年？写的太赞了
——转自冷酷的哲学博文
引子
记得好像是1994年，全家从大走廊、单间房的集体宿舍中搬到一室一厅的新房子时，从阳台上望出去，后面是望不到边的田野，每天早上都有邻近的武警部队跑操经过大院外的土路，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
不过很快，大院里新建的楼房就挡住了视野。
1995年上初中的时候，西安的高新科技开发区才初步成型，记得一些同学转去了新设立的高新一中。我们还时不时在放学后骑自行车到高新一中去“接头”。那时候，高新一中的那个位置已经是高新区的边缘了，行人都很少。
到1998年上高中的时候，骑自行车很久才能到高新区的边缘，那里新建的住宅楼和新式的住宅小区，是西安最具活力的地方。
大约是在2001年或者2002年，大学班级组织骑自行车去高观瀑布春游，大概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大致看到了高新区的边缘。
很多年以后，在上海与美国导师流连于他记忆中存在的、而今面目全非的街道时，我又想起了这个过程。谈起来，忽然有些唏嘘。不由得想把这20年关于中国发展的片段编织起来，以供20年后回首。
一、
2011年5月8日，在苏州参加完中学同学的婚礼，乘坐动车到达上海。在离外滩不远的曼哈顿（外滩）商务酒店和美国老板见了面。他刚下飞机，没怎么正经吃过晚饭，而我也就是在街边小店吃了点馄饨和面条，所以聊了两句就决定一起出去吃饭。
酒店离南京东路很近，虽然知道实惠的馆子大约不会开在南京路上，但是要想找到口味不错的，恐怕还是沿着南京东路走比较靠谱。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导师提到他早年来过上海，而且住过不短的一段时间。他说那时是他的岳母作为美国一家公司的代表常驻上海。据说她本不想来，所以提了很多的要求，希望能吓倒管理层。
当然，另一方面的考虑是，如果真的被派来了，起码不会生活得太糟。她提出的一个条件是：必须住得靠近市中心，而且必须是独栋式洋房。幸运而不幸的是，公司还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据说是以前**的宅邸，月租金一万美元。这件事发生在90年代。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往南京东路深处走了一会儿，我忽然看到了必胜客，于是戏谑地问导师：“想要尝尝中国的必胜客吗？”
老板笑道：“Whynot？I‘mopentoeverything。”
我那时还有些怀疑老板的这则声明，不过几天以后和老板吃了川菜，并且听说老板勇啃鸡爪之后才明白，他还真的是Opentoeverything。
说起来必胜客也是中国学生在美国的一则经典笑谈。这个在美国差不多算是稍微高档一点的快餐厅的店，到中国摇身一变，竟变成中高档餐厅。美国人多半对此惊讶不已。不过相比于哈根达斯的虚高价格，这个直译名为“皮萨屋”的饭馆起码在中国能把装潢和食品做得看起来还算符合价位。
点餐的时候发觉中美两边对于皮萨尺寸的描述有相当的不同。我们点了一份普通尺寸的海鲜皮萨，结果上来以后还以为是单人份的那种。不过口味倒比美国那些高档皮萨店还强，起码我这么觉得。
于是老板又讲起很多往事。比如他早年来中国，不知在飞机上吃了什么东西，水土不服，到西安旅游时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吐了个一塌糊涂。因为这件事，他对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总是有些抗拒。这我之前就知道。
不过这一次由于特别的原因，他还是选择了中国的航空公司。我问他体验如何。他居然赞不绝口，说这航班居然在每个座椅背后都有电源插口。他说他在美国国内飞基本都没见过。说实话，我也没见过，我乘坐过美联航和达美的航班，一般机型都比较老。
然后老板又提到了他乘坐磁悬浮，感觉也不错。于是就说，现在中国的东西居然大多比美国先进。
我解释说，这是恐怕一个更新换代的问题。美国早已经在这些东西的早期版本出来的时候就拥有了它们。中国后发展起来，于是购买、建设的时候就用最新版，而美国因为已经有了，也不太想花大价钱更新，大约要等这一批用退役了才会更新。
老板大致同意。
这时候回想起10年20年以前真是感慨啊。那时候美国、日本就是先进的代名词。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比美国还先进的。不，我并不是说生产。连买来的更先进的都没有。
二、
国际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组织方安排了乘坐游船夜游黄浦江。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坐游船。第一次是2006年参加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的颁奖典礼。仅仅是5年，江边的楼群就增添的许多新的景色。
国际会议开完之后第二天，老板挣扎着改完了拖欠的考试卷，坚决要出去走走，找找当年的感觉。他说他很喜欢外滩这一块，所以每次来都住外滩。我猜，也许是这一块的变化没有其它部分大的缘故。但是这一天，他却想去当年他住过的那个“毛的小老婆的宅邸”（导师语）看看。
很幸运地，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现在叫做东湖宾馆，在闹市之中，一片绿地，几栋别墅式的洋房。我其实很好奇这个90年代月租金上万美元的地方，今天价格如何。遗憾的是，在网上也没能找到。导师说当年这个地方别墅还没那么多，记得还有露天泳池，不过看起来可能后来填平了，又加盖了别墅。
我们在周围街道走了许久，他显得比往常略微沉默了些。直到看到一处老街，临街二楼依旧是挂着“万国旗”，临街一楼多是小店面，而老人们，就在街边打着扑克。导师很兴奋地说：“对，当年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才明白，他在寻找的是记忆中的街道。而之前看到的只是面目全非的过往。
从这小街四周看去，左右都开发得差不多了。也许再过几年，这里也会消失。
站立在那处街头，目光可以越过街道背后的围墙，看到远处的工地，还有高耸的塔吊。又想起那个一语双关的笑话：“ThenationalbirdofChinaiscrane。”（中国的国鸟是仙鹤/塔吊）
据说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塔吊在中国施工。这个国家变化之快、之剧烈，大概早就超出了很多外国人预期。不仅如此，也超出了很多国人的预期。
三、
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的是各种关于外国优越的事例。比如日本小学生在夏令营中如何厉害，日本如何阴险地购买中国的资源而沉在近海以备后用；比如美国人的收入如何如何高，房子如何如何好，电视如何如何大。
那时候的外国真的很“高大全”。
那时候不但有发达国家，还有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仿佛是个国家就比中国强。
其实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习惯使用“你看外国就XXXX”的句式来说明中国的劣势和弱点。只是这“外国”的涵盖范围却越来越小。
22年前的时候年纪太小，并不能记得很多事。长大后，又回头去看那一段历史，真是唏嘘不已。
如今在监狱中的那位刘先生，当时写下希望中国再做300年殖民地的惊世骇俗之语，大概是从香港的发达之中得到的灵感。而如今北美的一位华人新教牧师当年则参与编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河殇》。总的意思是，中国的文化太差，必须要全盘西化才能发展。
初中的时候初看一些深入关注中外对比和中国问题的文章。记得当时大学教师工资只有300多块，很难留住人。父亲的一个大学同学，一位颇有才华的雷达方面的研究学者终究跑去了加拿大，在一个冰天雪地的省份做了一个小程序员。虽然那里连打麻将都很难找齐人，但是一年的工资几乎能顶他在中国的一辈子——按那时推算的一辈子。
当时年纪小，并不觉得如何。而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气氛中似乎总有种悲观的味道。
那个时候，不要说美国，连日本都是中国无法翻越的一座大山。记得一本杂志中说道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日本的工人效率比中国高得多。据说是一个日本工人能顶200个中国工人。
不要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就是超过日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回想中国的发展，总是喜欢提到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帖子。那就是有人在天涯发帖说，按照中国GDP增长率来推算，大致在2030年能超过日本。而绝大多数人是不信的。我扪心自问，2005年我要是读到了这个帖子，大概也是半信半疑吧。
那时，大家反驳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又不会停滞，另一个是，中国难道能一直维持这样的发展速率吗？
四、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大家都是愤懑的，但是又能怎么样，连我这样的政治门外汉都知道和美国开战是不可能的。不，不是开战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打赢。
某位当时就读于伯克利的人说，他那时候还切实地考虑过是否应该租一辆车买些硝基化肥和汽油到华盛顿去做一次“单程旅行”。他说，那时候美国如日中天，在美国感觉尤其深刻。他当时大概觉得只有这样一种思路才能对抗吧。
确实没几个人能想到后来的发展。
那个时候是压抑的。
所以2001年911发生时，大学里是一片欢声笑语，谈论着美国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大约有人会说这不够人道主义。但我要说的是，这幸灾乐祸其实更加人性。
但是，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有效途径能以眼还眼。幸灾乐祸，其实是弱者的行为。因为强者往往是有能力快意恩仇的。
那个时候，水楼的“超英赶美”仍然是一个经典笑话，意思等同于“夜郎自大”之类。
五、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了教几何的任老师。
我说，你看分针和时针，比方说两个差了180度，当分针运行到时针当时的位置，那时针其实又往前走了15度。如果分针再往前走15度，那时针在这段时间里又向前走了一度多。按这个规律，似乎分针将会永远追不上时针，可是事实似乎又不是如此。于是任老师微笑着教会了我无限级数的概念。这我才明白，这个东西是存在极限的。
反驳2005年天涯论坛的那个帖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中国追上日本当年的经济总量时，人家早就发展到更高水平了。中国怎么能追上呢？而没有人预料到中日之间的这个极限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六、
其实我从小都是个乐观派。
我的小学班主任是个老式的没有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老师。她用起外号、羞辱、威胁等种种手段对付学生。我懂事很晚，所以总是在课堂上讲话，于是很不受他待见。我今天还记得，我得了小学的一次数学竞赛的奖之后，她评价为“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而且下一届的学生，迎来了学校聘用的第一批正规师范毕业生。从他们的描述中，我觉得那个老师更加和蔼可亲，而且很尊重学生。
于是我想，事情总归是一天一天变好的。
当年中国加入世贸时，社会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说那些狼一样的外资进来以后会把中资都吃掉。另一个是说我们与狼共舞，也能变得和狼一样强大。其实都是自由心证。
那时候一个师兄相信的是前者，与我还有些争执，最后似乎打了个赌，但是等到明朗之时，大家都忘记了。近年再联系，发现这位师兄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回国工作了。
那个时候我的乐观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根据。就算是有，大概也就是不相信我周围那些朋友所代表的中国人竟会在整体上输给外国人。说起那些鬼灵精怪的朋友，我还真算得上是最没有才华的一个。他们有的从小学起就饱读诗书。我记得我小学还在看米老鼠与唐老鸭的时候，去朋友家玩，看见他书橱里变形金刚画册的旁边赫然插着一本论述中东战争的书。他讲起这些来头头是道。我记得他三四年级的时候觉得打“争上游”和“升级”比较无聊，于是自学桥牌，而我们听说桥牌很难都不愿意学，于是他过了几天伪称“最近学了个新扑克牌游戏”，让我们学打了一天的桥牌。还有一个朋友从小就无师自通，小学到高中制作各种桌面游戏，甚至还包括一套简单的桌面RPG，和五六套不同版本的桌面战略游戏，游戏性颇高。
我觉得，这些人所代表的中国，怎么可能在平等竞争中输给外国人。
其实这些年回头看来，我一直相信的是中国人的才智。有了这样出色的才智，我们就不会输。
但是我用的词也总是“总有一天”。我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发展得如此之快。
七、
亚洲四小虎的威风，很早就被金融风暴打了个粉碎。
欧美酸溜溜地说，中国政fu不守规矩，居然指使香港当局直接介入金融市场，这是耍流氓。我听到这话，其实窃笑过。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欧美所倡导的市场规则，有其背后的用意。而又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欧美倡导的政治体系也有其背后的实际主义考量。
97年以前，香港精英们曾豪言，香港的经济不会有问题，所以唯一担忧的是中央会介入其政治。结果回归以后恰恰经济出了问题。其实香港人早该想到，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中国门户地位就会逐渐消散。这个世界上完全不会有人有兴趣把一个属于中国、却不忠于中国的领地建设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其实中央不介入其政治，就等于介入了其经济，中国需要金融中心，但并不需要一个不忠于中国利益的金融中心。
从香港开始，四小龙一个接一个地破了功。台湾初步民主化带来的混乱造成了强烈的内耗。竟然在长达10年之间没有行之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甚至连计划都没有。堂堂民主政府、发达地区，居然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停滞了。
韩国民众生活质量随着韩剧的流行也被大家了解了。更不要提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连夜跑路的惨状。还有将一切的起源据为己有的喜剧行为。
新加坡的外号“李家坡”逐渐为人所知，因为数次积极鼓吹对抗中国而让很多民众产生了反感。
一时间，四小龙的光环破灭了。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外国”或者“发达地区”，变成了“韩国”，变成了“新加坡”，变成了“香港”。他们仍然发达，但是很多中国的思路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后面加了四个字“不过如此”。
不过，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产业逐渐开始与他们产生直接竞争。
他们不再遥不可及了。
七、
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距离那个多数人都不认同的帖子发表只有5年。虽然我们今天知道那个人忘记计算了GDP增长率之外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改变。但是即便当年知道了这些，恐怕也很难相信那些预言，尤其是当它来得如此之快的时候。
今天，人们的说辞是：“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总量超过了，又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呢？”
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其实反过来想想，中国人口是美国的3、4倍，总量超过美国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美国有什特殊技术或者能力能保证他们产出价值的总效率比中国高4倍呢？
如今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恰恰就在几年前还觉得不可思议。
以我不多的历史知识看，人类历史上这种事情似乎并不经常发生。
八、
曾经有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旦出现大灾大难根本不可能团结，更不可能做到日本救灾的高度。
然后发生了东海大地震。
短短的一个月，日本的形象破灭了。
救灾迟缓，缺乏志愿者，灾民长时间得不到救济，核事故一再扩大，自卫队一开始拒绝参与核事故救灾，年青人都不站出来志愿解决核灾难，还有迟钝地令人感到恐惧的官僚主义，以及为了经济利益不惜拿全民以及子孙后到健康冒险的财阀，这一切忽然让很多中国人觉得这个日本非常的陌生。
这就是那个曾经被《夏令营里的较量》的作者大家褒奖的日本的下一代？这就是那个曾经能够让中国人从梦中惊醒的日本军队？这就是那个以责任和效率著称的日本工业体系？
无数曾被《夏令营里的较量》搞得童年压抑的80后在作者孙云晓的博客中大肆讽刺。也许是突然发现那些被夸大了的坚韧的日本小学生竟然一个也没有长成具备责任心和献身精神的日本成年人。
当中国的军人愿意在气流复杂的群山中空降，愿意驾驶直升飞机在湍流中救援的时候，日本的核事故居然必须靠五六十岁的老人家去解决。这不由让人感叹道，日本这尊神像的倒掉。
可以说从此以后，日本也许在产业技术上还值得中国人认真考虑，但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上说，他们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对手了。
一个缺乏责任心的民族，一个充斥着官僚主义各扫门前雪的民族，在技术上和商业上的优势恐怕维持不了多久。
曾经我们把“美日”并称为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全方位对手。现在这只剩下“美国”了。
而美国也露出了疲态。当然只是暂时的，但着实让很多人明白它并非完美。
一切，不过就是20多年而已。
九、
我父亲的那位移居加拿大的同学在05年左右回过了一趟。聚会中，我注意到他的白头发是他们几个同学中最多的。几乎他当年的同事们生活似乎都比他舒心。是的，他们的收入恐怕比他低很多，但是生活质量已经提高到了他现在偶尔宁愿当初没去过加拿大的程度。
十、
二十多年，从认为全盘西化才有出路，到与各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全方位的竞争。
二十多年，从仰视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平视。
二十多年，军事从被动逐渐走向主动。
二十多年，从政治孤立走向合纵连横。
二十多年，我们曾经不敢想象西安这样的二线城市、大学教授这样的中阶群体也有能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的生活质量。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而我们正在目击这种变迁。
这个国家当然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尤其是政治上、体制上。有人讲这个国家积重难返没有希望。但是我，作为一个乐观派，仍然相信：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的中国人，没有道理会找不到一条道路让中国的政治向更好的状态变革。
我今天仍然记得那时候是如何说一个日本工人能顶200个中国工人，仍然记得杂志上说中国人是如何懒和不守纪律，仍然记得章家敦如何宣称中国经济崩溃迫在眉睫，仍然记得别人说中国公司如何不可能与外国公司拼技术。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工人丝毫不比日本人差，我们的经济依然在发展，我们的企业已经有不少可以走出去拼技术了。
2011年4月29日我从旧金山飞抵上海。同机抵达的还有很多外国人。其中不乏一些第一次到中国的。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几个由英国口音的人士在浦东机场航站楼中行走时，赞叹道：“Lookatthiscleanandniceterminal。”
其实关键不在于他们的赞叹，而在于我觉得这个航站楼完全稀松平常。
二十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我们觉得稀松平常、没什么了不起的奇迹，而我们还在前进。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党派或个人能够带来光明的未来。我一直相信的是中国的人。正是数以亿计政治立场不尽相同的中国人带来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我也相信中国人能解决现有的政治问题——即便它也需要一场奇迹。
十一、
观看美国宇航罗计划的纪录片时，我曾经非常的羡慕。羡慕那些工程师能够有幸诞生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能够目击并参与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我想象那些工程师们在每两周一次宇航发射的任务下恐怕不得不经常熬夜，但是哪里有比参与创造“奇迹”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呢。
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奇迹。
我很有幸能在这样的距离目击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复兴。我也很有幸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尾声、
在苏州参加中学同学婚礼的时候，我和他的研究生师兄聊到他所从事的行业——太阳能产业。
他说中国太阳能产业颇有些两头在外——设备和销售地。
我问能够改善吗？
他说正在改善。无论是原料还是设备，国内都有人开始作了。不过要让国内的人愿意大规模用，恐怕还要升级一两代以后。
我问欧美的竞争力如何？
他说美国还行，欧洲已经废了，那种工程师和经营人员的效率，未来绝不是中国同行的对手。
“他们现在还有些技术。”他说，“不过他们终归要输。”
瞧，我就是喜欢中国人的这种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