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六章 锦衣夜行，贱人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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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年，十二月，寒风凌厉。
日本九州在鏖战。
大明各地破产者暴动也同样此起彼伏，就连赋税重地的南方浙江、广东、福建等等省份，也出现了饥荒。
好在，大明南京朝廷，崇祯帝大谈“学习宋朝先进经验”，讲宋朝先进将受灾地区破产者，招募到军队中安置，让流民稳定起来。而不是地方官，为了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太平，将流民驱逐出境。
明朝坏就坏在东林党高人们，遇到朝廷向富人征税，就大谈特谈与民争利。而对于底层活不下去的农民，这些文官们却又选择性无视，缺乏同情心。
明朝的灭亡的主要因素，天灾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富有的人吝啬的捂住钱包，坐视底层穷人活不下去。最终，这些短视的地主老财和商人们，被暴乱的农民洗劫了他们所有财产！
儒家的书籍中，已经提醒过了——要仁慈一点，帮助别人。但是，读书人和统治阶级，仅是为了科举考试而读书，并没有将这些思想记在心上。
“仁”并不仅是标榜道德，而是社会稳定必须的。儒家的核心“仁”，本质上是讲，希望富有的人，主动拿出自己的一些钱财，去维持社会的安稳。
“不仁”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底层的人“不义”，将这些不仁之辈毁家灭族。历朝末年，都是为富不仁之辈太多，自取灭亡！
后世政府为什么要搞搞扶贫、搞社会福利、高低保。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有人吃不上饭而暴动。
对于社会的救济。大明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看的，但是，北京皇宫遗留下来的许多古董、文物、器具的拍卖，在天津持续的进行中。此时，仅拍卖了五分之一的宫廷物品，已经筹集了1500万两银子。
这些拍卖款项，扣除了3%的佣金后，皆是会解压到南京。有南京朝廷由于各种维稳政策。
由于，这笔财产的来源，是拍卖北京皇宫200多年遗留下来的财产，主要的用途也不是皇帝私人奢侈享受，而是用于救济贫民、发放拖欠士兵的军饷等等维稳项目上。由于，并没有触动官僚们的利益，所以基本没有反对声音。
只不过。一部分官员认为皇帝败家，将祖宗遗留下来的财产，纷纷拍卖，有点不孝。另一部分的官员，则认为，拍卖皇家祖产来救济天下。是仁君表现。当然，还有一些官员无中生有，认为天津肯定贪污了一大笔财产……
尤其是东林党领袖刘宗周，更是弹劾肖图白是天津四镇税重，弄的官商怨声四起之类的。所谓的税重。仅仅是“三十税一”，严格征税。杜绝偷税漏税行为而已。
在天津特区，偷税漏税的行为，比贪污收获还要严重。谁在税制中捣鬼，管他多大官，多大的后台势力，全部一撸到底，严重到一定程度，会遭到抄家、苦役之类的刑罚。
明朝因为太过于纵容文官富户们，所以“三十税一”的商业税被弹劾为丧心病狂。到了清朝，直接“十税一”这些无良文人，有开始歌功颂德说，征的好，太平盛世。
所以，这些文人和商人，都是贱人！
贱人就是矫情！就是鼠目寸光，不识好歹！
“这些东林党，整天就不干正经事。专门党同伐异，非此即彼，哪有半点儒家真髓！”肖图白看着邸报上，刊载的几篇对于天津的诋毁。仿佛，天津的繁荣，来自于贪污、截留朝廷的银子一般。
“若是您下令，锦衣卫弟兄们，可以将这些嘴贱的东林党人——刘宗周、钱谦益等人抓回天津，游街示众！”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笑道。
肖图白淡然一笑：“我们和东林党不一样，容许别人说反对声音。仅是不赞成他们，但是不会再**上囚禁、关押、杀害这些反对派。哪怕，他们的充满恶意和愚昧的！”
刘宗周等人的愚昧，除了党同伐异之外，更在于对于自然科学的短缺。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反对火器和引进西方技术，建议将给大明造火炮的西方人驱逐出境，“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这一系列的愚昧见解，在腐儒之中，是拥有巨大的市场。
而明末统领军队的，主要是东林党文人。尽管明末并没有禁止火器，但是却阻碍了先进火器的研究和列装部队。
明朝装备火器的部队，败给了清军，这并不是说火器不行。而是体制上**，造成火器的质量不行，以及军队没有严格训练。严格训练的火器部队，绝对比骑射要靠谱！说话，满清也不是真的玩骑射，而是骑马步兵。利用马匹载重，实行千里奔袭，达到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战。真正的骑兵，应该是蒙古人。不过，蒙古人真骑兵，打不过满清的骑马步兵，由此可见，骑兵优势主要既体现于机动性，而不是骑着马的人，比不骑马的人更勇武。
甚至，刘宗周的言论流毒深远，清朝康熙年间禁止火器生产、研发，也是引用明朝刘宗周等人的“高论”。意思说，不是我非要禁火器的，你看明朝时期，就有大儒提倡禁火器的，我沿用这些大儒的提倡。
儒家不但在军事指挥上非常外行非常二。在治理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儒家也是重农主义，并不认可工业、商业创造财富。
这种重农主义思想，不但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全世界。此时的欧洲、阿拉伯等地。也是重农主义占据上风，人们认为土地产出是财富。并没有意识到商业流通和工业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商业的流通真正意义是“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则会让人们专注与自己的特长专业，这样加快了技术积累和社会的生产效率。最终，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就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市场需求某种东西，生产这种东西的人。就能够迅速的赚钱。于是，生产者不断满足市场真实的需求。而市场的需求，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通过满足其他人的需求，不断的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越来越多人实现了人生理想，创造了价值，社会也被推动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发达。
社会分工越复杂。工业的规模、技术的积累就会越来越快。
而重农主义，轻视商人。甚至，极端的人，认为商人不生产，就不产生价值。其实，这是极大的错误。商人也在生产，他们的奔忙，是在促进商品的流通，促进商业流通。经商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性的生产，为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服务。从而。对工业、农业、科技等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商品流通。促进了社会分工。社会的分工，会导致技术、工业发展，促进社会爆发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
认为商人是不事生产，本身就是歧视。甚至是受到“重农主义”时代的落后残余思想的影响。
难道生产仅是指种田、做工？促进了社会分工，增加了商品市场运行的效率，就不是生产？
“社会分工”、“市场经济”的理念，既是提倡“无形之手”来推动社会发展。无形之手的意义，在于——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时候，就不要管，而要宽松，市场的无形之手往往会给予答案。
政策的有形之手，则是知道怎么发展，让整个社会都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方向对了，效率非常高。方向错了，往往会严重阻碍社会进步。
儒家社会就是过度用了“有形之手”，儒家提倡重农抑商、士农工商等等阶级分明。起初，儒家是对的，促进了农业发展，让中国文明取得了一些领先优势。但是，后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了。
肖图白明白未来的路，所以他非常自信的用自己的“有形之手”调控整个社会运转。但是，他同样是给市场的“无形之手”营造出环境。一旦等到肖图白自己的先知眼光，走到了尽头，便会让无形之手去住宅社会的发展。
对于反对派的文人，肖图白不屑在**上消灭他们。
敌人以文字思想经济来与自己作对，自己就用天津特区的思想、经济、科技与之争锋相对。如果他们违反法律，则以法律严惩。如果他们试图用军事手段，那么便以军事手段还击。
为政者，最忌讳，别人用嘴巴攻击，你却在**上对付他。也忌讳过宽，比如，对方触犯了法律，为政者却不敢依法去处理这些宵小。
骆养性来天津，是为了汇报锦衣卫的发展工作。在编制上，锦衣卫直接由肖图白所领导，骆养性也不能够在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此时，锦衣卫情报按照地区划分——北方局、南方局，这两大局监控国内的情报动向。还有塞外局、朝鲜局、日本局、南洋局等等部门。
塞外局针对满清，朝鲜局则是负责朝鲜的情报，日本局、南洋局实力较为薄弱，但是很快，这些周边地区皆会建立锦衣卫的劲情报站。
锦衣卫在国内，仅收集情报，并没有执法权力。但是，在海外，锦衣卫则可以“无法无天”，策反、收买、颠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只要屁股擦的干净，在海外做得在过火，也是允许的。
“……日本方面的情报看，北九州局势溃烂，日本幕府并不能迅速平息局势。除此之外，南九州的日本诸侯，有蠢蠢欲动，心有反意。”骆养性道，“甚至我们已经和日本的一些藩主取得了练习，如果策反。”
境内的安分守己，让老特务头子骆养性非常郁闷。所以，他非常渴望在境外搞些事端，搞些破坏活动。
肖图白摇头，淡然道：“我们的原则，不策动别国内乱，不支持别国的反对派。除非，别的国家政府和我们是敌对、不友好关系。眼下，锦衣卫日本局，不要轻举妄动，以支持幕府为主。否则，外交战略错误，会得不偿失。”
骆养姓点头道：“我会令日本局注意的。”
“伪清的动向怎么样？”肖图白问道。
“关外的气候不好，连连干旱。鞑子在召集蒙古人，似乎有意发动下一步进攻，目标不知道是针对朝鲜，还是大明。”骆养姓说道。
肖图白冷笑道：“无论是针对谁，皆要让他得不偿失！”
与满清的战略，应该是长久的，持续的战争。
眼下，满清的精锐老兵还在，素质上与天津的新军差不多。但是，满清精锐的兵力人数上，比天津的兵力要多一些。而大明的各地军阀藩镇，勾心斗角，与满清展开决战，并不能够讨到便宜。
眼下最好的战略，是一点一点磨掉满清的精兵和人口。打在最后，以满清那么薄弱的人口底子，最终肯定撑不下去。
而天津特区的军队培养体系成熟，整个大明各地的青壮年，不断的涌入天津特区。每年都能够给天津增加新兵员。
而皇家新军和水师，训练中武器往往使用寿命仅消耗一半的时候，便将旧武器封存在仓库中。
每个月封存的旧武器达到2万只以上，一部分旧武器，寻找海外的市场销路能卖掉就卖掉，不能卖掉的则堆积在仓库中，一旦发生大战，则可以用这些封存的旧武器，武装更多的兵力。
还有粮食生产方面，天津自身生产的粗粮红薯、马铃薯之类的，并不能够长久保存。所以，这些粮食生产出来后，皆是向市场抛售掉。而天津一面抛售这些粗粮，另外一方面却是不断的进口日本、朝鲜的米、麦等等能够长久保存的粮食。
在天津特区的粮食仓储中，粮食储备是疯狂的增长中。
以1个人一年消耗3石粮食计，天津特区此时总人口40万人，一年需要消耗120万石粮食。而天津特区粮食储备达到250万石以上，足够特区人口食用两年。
这么多粮食储备，肖图白还是觉得不够用的。
毕竟，天津的战略空间不大，如果棱堡群被围堵了，至少要做好被困十年依然能粮食吃的准备。
高筑墙、广积粮！
随时准备最惨烈的大战，天津一直是在做最好的准备！
崇祯十年，十二月，寒风凌厉。
日本九州在鏖战。
大明各地破产者暴动也同样此起彼伏，就连赋税重地的南方浙江、广东、福建等等省份，也出现了饥荒。
好在，大明南京朝廷，崇祯帝大谈“学习宋朝先进经验”，讲宋朝先进将受灾地区破产者，招募到军队中安置，让流民稳定起来。而不是地方官，为了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太平，将流民驱逐出境。
明朝坏就坏在东林党高人们，遇到朝廷向富人征税，就大谈特谈与民争利。而对于底层活不下去的农民，这些文官们却又选择性无视，缺乏同情心。
明朝的灭亡的主要因素，天灾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富有的人吝啬的捂住钱包，坐视底层穷人活不下去。最终，这些短视的地主老财和商人们，被暴乱的农民洗劫了他们所有财产！
儒家的书籍中，已经提醒过了——要仁慈一点，帮助别人。但是，读书人和统治阶级，仅是为了科举考试而读书，并没有将这些思想记在心上。
“仁”并不仅是标榜道德，而是社会稳定必须的。儒家的核心“仁”，本质上是讲，希望富有的人，主动拿出自己的一些钱财，去维持社会的安稳。
“不仁”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底层的人“不义”，将这些不仁之辈毁家灭族。历朝末年，都是为富不仁之辈太多，自取灭亡！
后世政府为什么要搞搞扶贫、搞社会福利、高低保。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有人吃不上饭而暴动。
对于社会的救济。大明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看的，但是，北京皇宫遗留下来的许多古董、文物、器具的拍卖，在天津持续的进行中。此时，仅拍卖了五分之一的宫廷物品，已经筹集了1500万两银子。
这些拍卖款项，扣除了3%的佣金后，皆是会解压到南京。有南京朝廷由于各种维稳政策。
由于，这笔财产的来源，是拍卖北京皇宫200多年遗留下来的财产，主要的用途也不是皇帝私人奢侈享受，而是用于救济贫民、发放拖欠士兵的军饷等等维稳项目上。由于，并没有触动官僚们的利益，所以基本没有反对声音。
只不过。一部分官员认为皇帝败家，将祖宗遗留下来的财产，纷纷拍卖，有点不孝。另一部分的官员，则认为，拍卖皇家祖产来救济天下。是仁君表现。当然，还有一些官员无中生有，认为天津肯定贪污了一大笔财产……
尤其是东林党领袖刘宗周，更是弹劾肖图白是天津四镇税重，弄的官商怨声四起之类的。所谓的税重。仅仅是“三十税一”，严格征税。杜绝偷税漏税行为而已。
在天津特区，偷税漏税的行为，比贪污收获还要严重。谁在税制中捣鬼，管他多大官，多大的后台势力，全部一撸到底，严重到一定程度，会遭到抄家、苦役之类的刑罚。
明朝因为太过于纵容文官富户们，所以“三十税一”的商业税被弹劾为丧心病狂。到了清朝，直接“十税一”这些无良文人，有开始歌功颂德说，征的好，太平盛世。
所以，这些文人和商人，都是贱人！
贱人就是矫情！就是鼠目寸光，不识好歹！
“这些东林党，整天就不干正经事。专门党同伐异，非此即彼，哪有半点儒家真髓！”肖图白看着邸报上，刊载的几篇对于天津的诋毁。仿佛，天津的繁荣，来自于贪污、截留朝廷的银子一般。
“若是您下令，锦衣卫弟兄们，可以将这些嘴贱的东林党人——刘宗周、钱谦益等人抓回天津，游街示众！”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笑道。
肖图白淡然一笑：“我们和东林党不一样，容许别人说反对声音。仅是不赞成他们，但是不会再**上囚禁、关押、杀害这些反对派。哪怕，他们的充满恶意和愚昧的！”
刘宗周等人的愚昧，除了党同伐异之外，更在于对于自然科学的短缺。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反对火器和引进西方技术，建议将给大明造火炮的西方人驱逐出境，“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这一系列的愚昧见解，在腐儒之中，是拥有巨大的市场。
而明末统领军队的，主要是东林党文人。尽管明末并没有禁止火器，但是却阻碍了先进火器的研究和列装部队。
明朝装备火器的部队，败给了清军，这并不是说火器不行。而是体制上**，造成火器的质量不行，以及军队没有严格训练。严格训练的火器部队，绝对比骑射要靠谱！说话，满清也不是真的玩骑射，而是骑马步兵。利用马匹载重，实行千里奔袭，达到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战。真正的骑兵，应该是蒙古人。不过，蒙古人真骑兵，打不过满清的骑马步兵，由此可见，骑兵优势主要既体现于机动性，而不是骑着马的人，比不骑马的人更勇武。
甚至，刘宗周的言论流毒深远，清朝康熙年间禁止火器生产、研发，也是引用明朝刘宗周等人的“高论”。意思说，不是我非要禁火器的，你看明朝时期，就有大儒提倡禁火器的，我沿用这些大儒的提倡。
儒家不但在军事指挥上非常外行非常二。在治理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儒家也是重农主义，并不认可工业、商业创造财富。
这种重农主义思想，不但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全世界。此时的欧洲、阿拉伯等地。也是重农主义占据上风，人们认为土地产出是财富。并没有意识到商业流通和工业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商业的流通真正意义是“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则会让人们专注与自己的特长专业，这样加快了技术积累和社会的生产效率。最终，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就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市场需求某种东西，生产这种东西的人。就能够迅速的赚钱。于是，生产者不断满足市场真实的需求。而市场的需求，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通过满足其他人的需求，不断的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越来越多人实现了人生理想，创造了价值，社会也被推动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发达。
社会分工越复杂。工业的规模、技术的积累就会越来越快。
而重农主义，轻视商人。甚至，极端的人，认为商人不生产，就不产生价值。其实，这是极大的错误。商人也在生产，他们的奔忙，是在促进商品的流通，促进商业流通。经商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性的生产，为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服务。从而。对工业、农业、科技等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商品流通。促进了社会分工。社会的分工，会导致技术、工业发展，促进社会爆发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
认为商人是不事生产，本身就是歧视。甚至是受到“重农主义”时代的落后残余思想的影响。
难道生产仅是指种田、做工？促进了社会分工，增加了商品市场运行的效率，就不是生产？
“社会分工”、“市场经济”的理念，既是提倡“无形之手”来推动社会发展。无形之手的意义，在于——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时候，就不要管，而要宽松，市场的无形之手往往会给予答案。
政策的有形之手，则是知道怎么发展，让整个社会都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方向对了，效率非常高。方向错了，往往会严重阻碍社会进步。
儒家社会就是过度用了“有形之手”，儒家提倡重农抑商、士农工商等等阶级分明。起初，儒家是对的，促进了农业发展，让中国文明取得了一些领先优势。但是，后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了。
肖图白明白未来的路，所以他非常自信的用自己的“有形之手”调控整个社会运转。但是，他同样是给市场的“无形之手”营造出环境。一旦等到肖图白自己的先知眼光，走到了尽头，便会让无形之手去住宅社会的发展。
对于反对派的文人，肖图白不屑在**上消灭他们。
敌人以文字思想经济来与自己作对，自己就用天津特区的思想、经济、科技与之争锋相对。如果他们违反法律，则以法律严惩。如果他们试图用军事手段，那么便以军事手段还击。
为政者，最忌讳，别人用嘴巴攻击，你却在**上对付他。也忌讳过宽，比如，对方触犯了法律，为政者却不敢依法去处理这些宵小。
骆养性来天津，是为了汇报锦衣卫的发展工作。在编制上，锦衣卫直接由肖图白所领导，骆养性也不能够在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此时，锦衣卫情报按照地区划分——北方局、南方局，这两大局监控国内的情报动向。还有塞外局、朝鲜局、日本局、南洋局等等部门。
塞外局针对满清，朝鲜局则是负责朝鲜的情报，日本局、南洋局实力较为薄弱，但是很快，这些周边地区皆会建立锦衣卫的劲情报站。
锦衣卫在国内，仅收集情报，并没有执法权力。但是，在海外，锦衣卫则可以“无法无天”，策反、收买、颠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只要屁股擦的干净，在海外做得在过火，也是允许的。
“……日本方面的情报看，北九州局势溃烂，日本幕府并不能迅速平息局势。除此之外，南九州的日本诸侯，有蠢蠢欲动，心有反意。”骆养性道，“甚至我们已经和日本的一些藩主取得了练习，如果策反。”
境内的安分守己，让老特务头子骆养性非常郁闷。所以，他非常渴望在境外搞些事端，搞些破坏活动。
肖图白摇头，淡然道：“我们的原则，不策动别国内乱，不支持别国的反对派。除非，别的国家政府和我们是敌对、不友好关系。眼下，锦衣卫日本局，不要轻举妄动，以支持幕府为主。否则，外交战略错误，会得不偿失。”
骆养姓点头道：“我会令日本局注意的。”
“伪清的动向怎么样？”肖图白问道。
“关外的气候不好，连连干旱。鞑子在召集蒙古人，似乎有意发动下一步进攻，目标不知道是针对朝鲜，还是大明。”骆养姓说道。
肖图白冷笑道：“无论是针对谁，皆要让他得不偿失！”
与满清的战略，应该是长久的，持续的战争。
眼下，满清的精锐老兵还在，素质上与天津的新军差不多。但是，满清精锐的兵力人数上，比天津的兵力要多一些。而大明的各地军阀藩镇，勾心斗角，与满清展开决战，并不能够讨到便宜。
眼下最好的战略，是一点一点磨掉满清的精兵和人口。打在最后，以满清那么薄弱的人口底子，最终肯定撑不下去。
而天津特区的军队培养体系成熟，整个大明各地的青壮年，不断的涌入天津特区。每年都能够给天津增加新兵员。
而皇家新军和水师，训练中武器往往使用寿命仅消耗一半的时候，便将旧武器封存在仓库中。
每个月封存的旧武器达到2万只以上，一部分旧武器，寻找海外的市场销路能卖掉就卖掉，不能卖掉的则堆积在仓库中，一旦发生大战，则可以用这些封存的旧武器，武装更多的兵力。
还有粮食生产方面，天津自身生产的粗粮红薯、马铃薯之类的，并不能够长久保存。所以，这些粮食生产出来后，皆是向市场抛售掉。而天津一面抛售这些粗粮，另外一方面却是不断的进口日本、朝鲜的米、麦等等能够长久保存的粮食。
在天津特区的粮食仓储中，粮食储备是疯狂的增长中。
以1个人一年消耗3石粮食计，天津特区此时总人口40万人，一年需要消耗120万石粮食。而天津特区粮食储备达到250万石以上，足够特区人口食用两年。
这么多粮食储备，肖图白还是觉得不够用的。
毕竟，天津的战略空间不大，如果棱堡群被围堵了，至少要做好被困十年依然能粮食吃的准备。
高筑墙、广积粮！
随时准备最惨烈的大战，天津一直是在做最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