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百年大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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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之内，向来有所谓“四大名校－称，即北京的帝国大学和新华大学，广州的南洋大学和上海的中英联合大学。
帝国大学前身是郑鹰于广州设立的南华大学，一直是郑鹰自掏腰包，算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甲午之后，在原来满清“新政”期间开设的“京师大学堂”旧址上进行扩建，于华夏三年迁校，更名为“帝国大学”，依然还是皇室掏钱。其旧址由原设立于海防的南洋大学入驻，是综合型大学，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力量很强，被称为“新学思想摇篮”。
新华大学的前身则是南洋总理衙门时期在广州设立的仿德国研究型大学，后来迁址北京，以理工科见长。
南洋大学是早年南洋华侨捐款在海防设立的大学，后来迁址广州，历来在南洋招生较多，文理兼重，桃李满天下。
中英联合大学是英国方面以无息贷款援建，开始时候是作为英国伦敦大学体系内的一个成员学院，早年名为伦敦大学华夏学院，最早却是设在厦门，华夏三年迁址到上海，华夏五年宣布脱离伦敦大学独立，并更名为中英联合大学。该校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主要是英国力图通过对中国青年精英的影响扩大在华影响。历来该校本科学生有三分之二以上都会赴英留学，校内奖学金的覆盖面也很广。多年下来，该校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国内各行各业，在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潜实力。
由于早年教育资源有限，郑鹰采取了“集中资源优先建设优质大学”的策略，首先打造了几所经典名校，故而这四所大学基本上算是中国境内目前各所大学的“母校”，差不多隔几年都要分出一批力量去筹建一些新校，这也导致不少学校也各自以“母校”为纽带结成大学联盟，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版图内形成了几大“大学联盟”…彼此同气连帝国大学为主的“帝国大学联盟”，基本上都和皇室产业有形形色色的关系，算是皇家派，在慈宁体系内优先招生，培养的人才也多有入皇室产业的。
帝国大学算是这些学校里比较特殊的存在。
他除了是皇室出钱设立和运营之外，在教学风气上也比较自由。在设立之初…郑鹰政权就为其颁发了“特许状”，授予学术自治的权力，政府无权干涉其教学和研究内容。后来，这一特需权力通过《大学法》得以明确，由帝国国会教育委员会牵头对大学给与评级，根据所属级别享有学术自治权利，而目前属于第一等“完全学术自治”权力的，只有帝国大学，甚至另三所“名校”都属于第二等。
因此…帝国大学的学术氛围一直是整个中国范围内最自由，最宽松的，这里的教授也一向以“敢言”著称。为了防止政治干预学术，郑鹰对帝国大学的运作没有采取行政拨款制度，而是采取了财政自主和校产基金体制…自己带头捐献了天文数字的资金，再加上历年校友捐赠，由帝国大学设立的“帝大投资公司”进行运作，弥补帝国大学的资金缺由于帝国大学与皇室产业的纽带，历届校友非富即贵，投资上面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专业人员掌舵，这么多年下来，已经累积了高达一亿八千万华元的校产。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做后盾…帝国大学在聘请人才方面从来都是大手笔。
但最具有震撼力的…是1904年，帝国大学从美国邀请到了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担任帝国大学副校长，兼哲学和师范学系教授。
为了聘请到这位改写了二十世纪史，甚至改写了美国历史的教育学巨匠，郑鹰出了血本：高薪，爵位，完全自主，彻底的言论自由，并且每年提供一百万华元的资金供其自由支配。
不过，杜威最终成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他的密友乔治＝赫伯特＝米德，在1895年离开了密歇根大学来到中国，出任中英联合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后来又转入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深入研究了东方教育思想和社会文化，发表了多篇专著，在东西方的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乔治＝赫伯特＝米德亲自写信给杜威，提出“这里是一片自由的学术沃土”，神秘的东方文化“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宝贵财富”，而且“这里的学生求知欲旺盛，东方型的世界观也很值得研究”，认为杜威在这里“可以寻找到灵感，并把学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更让杜威感兴趣的，是他一直非常重视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在帝国大学任职。这位奥地利神经科医生在1897年应邀来华访俐，随后欣然加入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任职教授，并获得帝国大学的专项经费从事精神分析，出版了多部专著。
这一切，连带着那个东方古国天然的魅力，都吸引着约翰＝杜威。最终，这位著名教育学家■生轨迹在这里拐了一个方向，没有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而是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
郑宇一身便装，正微笑着打量着对面的约翰＝杜威。
他对杜威最早的认识，还是来自于在某些早期教材上对所谓“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反动学术权威约翰＝杜威”，“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学术流氓杜威”的批判。可这一次考察帝国高等教育之前，他自然也做了功课，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教育专家有了些基本认识。
他知道这个人在教育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把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可以算得上“教育中心论”者。
他见杜威，就是希望听一听这位来自美国教育前沿，在中国顶级学府任教两年的教育专家对中国教育体制的评价和建议。
来自后世的郑宇，比这个时代任何土生土长的政治家都清楚教育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学校的教室里就决定了”。教育系统的先进，必然带来国家的发达。而教育系统的弊病，也必然在社会上被无限放大…成为整个国家的顽疾。
郑宇清楚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问题有多严重，但他并非教育专家，对这些问题最多只有些方向性的看法和概念性的意见，他需要真正的专家从专业角度给出建议。
杜威，就是最好的人选之一。
四十六岁的帝国大学副校长约翰＝杜威也在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对面的这位青年皇帝。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杜威，很自然地没有什么明君情结…对于“皇帝”这类人物也没有太强烈的概念。他对郑宇表现出来的尊重是基于对郑宇功绩的尊敬，人格的认可，也是基于必要的礼节，但也仅此而已。
在骨子里，杜威始终认为这些权力者和自己都是平等的。
不过，杜威已经知道对方前来拜访的目的，自然也不会浪费时间。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无疑就是对面这位最高权力者。而自己的意见，则将是开启和推进一场改革的钥匙。这种感觉让他有些兴奋。
“陛下…坦率地说，林校长之前就和我谈过。”杜威耸了耸肩，“似乎是中国的规矩………………希望我‘谨慎些，，有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也要注意‘和兄弟学校的关系””
郑宇一笑：“我们这是有些人情规矩…不过我要的就是实话。那些东西您根本不需要考虑。”
杜威看着这个没什么架子的青年，看着对方一副英式做派轻啜着咖啡，笑着推了推眼镜：“看来我对您的判断没错………………不愧是许凡元帅的学生，是那位大皇帝陛下的儿子。也只有一个务实不务虚的领导者才能让这个国家走到这一步。”
郑宇笑着说道：“中国人本性上是务实的，只是文化上走了点歧途……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您要是早四十年过来，这国家会让您瞠目结舌。”
杜威点了点头：“倒是听说过不少……不过现在嘛，这个国家虽然生机勃勃…传统文化和社会学领域也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和改进。”
“请讲。”
“我来到中国虽然只有两年，不过至少在教育的层面…大体上还算是有些了解。”杜威说道，“简单概括而言，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教育。”
“功利主义？”郑宇把玩着咖啡杯子，“您的意思是，杰里米＝边泌？”
“对，是边泌。”杜威点了点头，“在我看来，贵国目前的教育，其核心思想就是功利主义，以社会总体福祉为唯一的和最高的目标，而且假定一切个体的价值是有限的，社会总体的福利和痛苦在于同等的个体直接加总。”
“请继续说下去。”
“功利主义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贵国目前的教育具有鲜明的目的性，那就是服从于社会整体的指导方阵，为社会‘贡献，社会‘需要，的人才。”杜威说道，“基本上来说，贵国的学校大体上可以被认为是加工厂，就是把不同的原材料输入进来，然后生产出几乎差不多的产“不过，我不得不佩服您的父亲。”杜威笑了笑，“小学采取高度一致化的教育，重点培养道德，文字和数学，着重训练学生的服从，忍耐，集体意识，纪律性，体质，把松散的农民家庭出身的儿童培养为合格的工人和战士。在中学阶段，开始增加了法制教育和文化艺术，并且着重提升了半军事化体育运动的比重，目标是培养身心健康，遵纪守法的社会骨干;到了高中，大力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加强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专业技术人员，并且为大学做准备。”
“到了大学，贵国通过差异化的学校设置以及自由报考，让未来的精英阶层拥有选择的自由，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并且实现精英阶层思想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杜威说道…“以帝大和新大为例，虽然都在北京，但帝大以最大限度的学术自治，学生自治来包容各种思想潮流，新大就相对保守一些，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技术问题上…强调科学技术的纯粹性，反对把意识形态带入科学研究之中。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多样化，避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单纯地趋同化。”
“我大体上能猜到华夏皇帝陛下的用意，”杜威说道，“通过早期教育的一致性，在基础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确保国家的统一，防止深层的割裂，培养普遍的公共意识，建立一个稳固的社会下层基础…并实现社会各阶层基础意识形态上的一致;通过中等教育的综合性和相对一致性打造稳固的中坚阶层，适应工商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要求;在高等教育阶段，则着力打造一个思想相对开放，拥有自主思维能力的精英团体。这样一来，国家在统一坚强的根基之上…可以长出不同的枝杈，形成基础牢固，百花齐放的局面。”
“如此一来，整个教育体系都是依照杰里米＝边泌的效率优先理论，为了社会总体福祉而运转，也就构成了一个工业化流水线式的人力资源培养工厂。”
郑宇沉默半晌，点了点头：“您说的大体上是没错的。那以您的所见，这一套系统有什么问题？”
“就目的本身的哲学层面来说…讨论杰里米＝边泌的功利理论是对是错很复杂…也并没有必要。”杜威说道，“我无意质疑贵国的立国思想在道德层面的优劣…只是提出一些实际的问题以供参考。”
“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我多有参观了解，但终究不是本业，只能说些浅薄理解。我曾经以普通外国人的身份拜访一所初中，老师的授课声情并茂，学生上课也很认真，很严肃。当时讲的课文是有关立志的。我课后问他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都说要为国效力，国家需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可后来渐渐熟了，一些小孩子就说了心里话，其中好几个说的很直接，考试，上大学，当大官。”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当大官，不去当工人，做商人，做军人，小孩说，当大官可以管很多人，很威风，还很有钱，大官的孩子吃得好穿的好，还有零用钱，说起父母来很骄傲，而自己家里有很多困难，父母也很羡慕当官的。”
“这是一所城市里的学校，想必这些孩子耳闻目染都看到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对社会有自己的理解。”杜威说道，“由此可见，教育上的一些灌输未必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而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习惯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谎话，嘴里说着高尚的话语，实际上为了自己的私利去做事。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官员，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呢？他自己又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郑宇沉默良久，没说话。
“在农村，小孩子要淳朴一些，对老师教育的东西比较相信，但教师们的水平很多时候是让人担心的。很多教师自己对一些东西并不能完全理解，又面临着‘主导意识形态，的压力。教师的待遇相对优厚，让他们很担心自己失去饭碗，因此对上级教育部门的‘指导精神，奉为圭臬，甚至努力做得更加极端。我去的初小，刚入学的小孩子已经在校长的要求下每天对皇帝陛下的画像宣誓，唱歌，还要背诵先皇帝的圣训，要对先皇帝的灵位轮流洒扫，甚至不少地方搞‘避讳，，把鹰字全部换成英，忘记避讳妁就扣分。”
“很多小孩子，当我问他们喜不喜欢写作业的时候，都说很喜欢。
可当我问他们，我可以让老师免除你们一个礼拜的作业，马上就乐得跳起来。后来我就明白，中国的小孩子们并不喜欢作业，他们刻苦是因为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因为考试的压力。很多事情他们都不喜欢，却只能被迫去做，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看父母和老师这些人的脸色，学会了顺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意愿而扭曲自己，学会了把心里话藏起来，而这种道德在传统上被这里的人认为是美德，也就是‘孝，和‘尊师重道”所以我明白了，中国人，大多从小就被压抑了本性，从家庭到学校都受着一种强迫式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扼杀他们的思想自由，培养他们服从权威，遵守秩序，禁止挑战权威的行为，这也就可以理解几百年来贵国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创新力的匮乏。”
郑宇神色不变，轻啜了一口茶：“请继续。”
杜威看着这位青年皇帝，也不由得佩服对方的涵养和耐心，不由得又多了几分信心。
在中华帝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之内，向来有所谓“四大名校－称，即北京的帝国大学和新华大学，广州的南洋大学和上海的中英联合大学。
帝国大学前身是郑鹰于广州设立的南华大学，一直是郑鹰自掏腰包，算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甲午之后，在原来满清“新政”期间开设的“京师大学堂”旧址上进行扩建，于华夏三年迁校，更名为“帝国大学”，依然还是皇室掏钱。其旧址由原设立于海防的南洋大学入驻，是综合型大学，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力量很强，被称为“新学思想摇篮”。
新华大学的前身则是南洋总理衙门时期在广州设立的仿德国研究型大学，后来迁址北京，以理工科见长。
南洋大学是早年南洋华侨捐款在海防设立的大学，后来迁址广州，历来在南洋招生较多，文理兼重，桃李满天下。
中英联合大学是英国方面以无息贷款援建，开始时候是作为英国伦敦大学体系内的一个成员学院，早年名为伦敦大学华夏学院，最早却是设在厦门，华夏三年迁址到上海，华夏五年宣布脱离伦敦大学独立，并更名为中英联合大学。该校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主要是英国力图通过对中国青年精英的影响扩大在华影响。历来该校本科学生有三分之二以上都会赴英留学，校内奖学金的覆盖面也很广。多年下来，该校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国内各行各业，在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潜实力。
由于早年教育资源有限，郑鹰采取了“集中资源优先建设优质大学”的策略，首先打造了几所经典名校，故而这四所大学基本上算是中国境内目前各所大学的“母校”，差不多隔几年都要分出一批力量去筹建一些新校，这也导致不少学校也各自以“母校”为纽带结成大学联盟，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版图内形成了几大“大学联盟”…彼此同气连帝国大学为主的“帝国大学联盟”，基本上都和皇室产业有形形色色的关系，算是皇家派，在慈宁体系内优先招生，培养的人才也多有入皇室产业的。
帝国大学算是这些学校里比较特殊的存在。
他除了是皇室出钱设立和运营之外，在教学风气上也比较自由。在设立之初…郑鹰政权就为其颁发了“特许状”，授予学术自治的权力，政府无权干涉其教学和研究内容。后来，这一特需权力通过《大学法》得以明确，由帝国国会教育委员会牵头对大学给与评级，根据所属级别享有学术自治权利，而目前属于第一等“完全学术自治”权力的，只有帝国大学，甚至另三所“名校”都属于第二等。
因此…帝国大学的学术氛围一直是整个中国范围内最自由，最宽松的，这里的教授也一向以“敢言”著称。为了防止政治干预学术，郑鹰对帝国大学的运作没有采取行政拨款制度，而是采取了财政自主和校产基金体制…自己带头捐献了天文数字的资金，再加上历年校友捐赠，由帝国大学设立的“帝大投资公司”进行运作，弥补帝国大学的资金缺由于帝国大学与皇室产业的纽带，历届校友非富即贵，投资上面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专业人员掌舵，这么多年下来，已经累积了高达一亿八千万华元的校产。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做后盾…帝国大学在聘请人才方面从来都是大手笔。
但最具有震撼力的…是1904年，帝国大学从美国邀请到了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担任帝国大学副校长，兼哲学和师范学系教授。
为了聘请到这位改写了二十世纪史，甚至改写了美国历史的教育学巨匠，郑鹰出了血本：高薪，爵位，完全自主，彻底的言论自由，并且每年提供一百万华元的资金供其自由支配。
不过，杜威最终成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他的密友乔治＝赫伯特＝米德，在1895年离开了密歇根大学来到中国，出任中英联合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后来又转入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深入研究了东方教育思想和社会文化，发表了多篇专著，在东西方的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乔治＝赫伯特＝米德亲自写信给杜威，提出“这里是一片自由的学术沃土”，神秘的东方文化“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宝贵财富”，而且“这里的学生求知欲旺盛，东方型的世界观也很值得研究”，认为杜威在这里“可以寻找到灵感，并把学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更让杜威感兴趣的，是他一直非常重视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在帝国大学任职。这位奥地利神经科医生在1897年应邀来华访俐，随后欣然加入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任职教授，并获得帝国大学的专项经费从事精神分析，出版了多部专著。
这一切，连带着那个东方古国天然的魅力，都吸引着约翰＝杜威。最终，这位著名教育学家■生轨迹在这里拐了一个方向，没有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而是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
郑宇一身便装，正微笑着打量着对面的约翰＝杜威。
他对杜威最早的认识，还是来自于在某些早期教材上对所谓“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反动学术权威约翰＝杜威”，“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学术流氓杜威”的批判。可这一次考察帝国高等教育之前，他自然也做了功课，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教育专家有了些基本认识。
他知道这个人在教育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把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可以算得上“教育中心论”者。
他见杜威，就是希望听一听这位来自美国教育前沿，在中国顶级学府任教两年的教育专家对中国教育体制的评价和建议。
来自后世的郑宇，比这个时代任何土生土长的政治家都清楚教育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学校的教室里就决定了”。教育系统的先进，必然带来国家的发达。而教育系统的弊病，也必然在社会上被无限放大…成为整个国家的顽疾。
郑宇清楚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问题有多严重，但他并非教育专家，对这些问题最多只有些方向性的看法和概念性的意见，他需要真正的专家从专业角度给出建议。
杜威，就是最好的人选之一。
四十六岁的帝国大学副校长约翰＝杜威也在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对面的这位青年皇帝。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杜威，很自然地没有什么明君情结…对于“皇帝”这类人物也没有太强烈的概念。他对郑宇表现出来的尊重是基于对郑宇功绩的尊敬，人格的认可，也是基于必要的礼节，但也仅此而已。
在骨子里，杜威始终认为这些权力者和自己都是平等的。
不过，杜威已经知道对方前来拜访的目的，自然也不会浪费时间。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无疑就是对面这位最高权力者。而自己的意见，则将是开启和推进一场改革的钥匙。这种感觉让他有些兴奋。
“陛下…坦率地说，林校长之前就和我谈过。”杜威耸了耸肩，“似乎是中国的规矩………………希望我‘谨慎些，，有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也要注意‘和兄弟学校的关系””
郑宇一笑：“我们这是有些人情规矩…不过我要的就是实话。那些东西您根本不需要考虑。”
杜威看着这个没什么架子的青年，看着对方一副英式做派轻啜着咖啡，笑着推了推眼镜：“看来我对您的判断没错………………不愧是许凡元帅的学生，是那位大皇帝陛下的儿子。也只有一个务实不务虚的领导者才能让这个国家走到这一步。”
郑宇笑着说道：“中国人本性上是务实的，只是文化上走了点歧途……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您要是早四十年过来，这国家会让您瞠目结舌。”
杜威点了点头：“倒是听说过不少……不过现在嘛，这个国家虽然生机勃勃…传统文化和社会学领域也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和改进。”
“请讲。”
“我来到中国虽然只有两年，不过至少在教育的层面…大体上还算是有些了解。”杜威说道，“简单概括而言，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教育。”
“功利主义？”郑宇把玩着咖啡杯子，“您的意思是，杰里米＝边泌？”
“对，是边泌。”杜威点了点头，“在我看来，贵国目前的教育，其核心思想就是功利主义，以社会总体福祉为唯一的和最高的目标，而且假定一切个体的价值是有限的，社会总体的福利和痛苦在于同等的个体直接加总。”
“请继续说下去。”
“功利主义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贵国目前的教育具有鲜明的目的性，那就是服从于社会整体的指导方阵，为社会‘贡献，社会‘需要，的人才。”杜威说道，“基本上来说，贵国的学校大体上可以被认为是加工厂，就是把不同的原材料输入进来，然后生产出几乎差不多的产“不过，我不得不佩服您的父亲。”杜威笑了笑，“小学采取高度一致化的教育，重点培养道德，文字和数学，着重训练学生的服从，忍耐，集体意识，纪律性，体质，把松散的农民家庭出身的儿童培养为合格的工人和战士。在中学阶段，开始增加了法制教育和文化艺术，并且着重提升了半军事化体育运动的比重，目标是培养身心健康，遵纪守法的社会骨干;到了高中，大力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加强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专业技术人员，并且为大学做准备。”
“到了大学，贵国通过差异化的学校设置以及自由报考，让未来的精英阶层拥有选择的自由，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并且实现精英阶层思想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杜威说道…“以帝大和新大为例，虽然都在北京，但帝大以最大限度的学术自治，学生自治来包容各种思想潮流，新大就相对保守一些，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技术问题上…强调科学技术的纯粹性，反对把意识形态带入科学研究之中。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多样化，避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单纯地趋同化。”
“我大体上能猜到华夏皇帝陛下的用意，”杜威说道，“通过早期教育的一致性，在基础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确保国家的统一，防止深层的割裂，培养普遍的公共意识，建立一个稳固的社会下层基础…并实现社会各阶层基础意识形态上的一致;通过中等教育的综合性和相对一致性打造稳固的中坚阶层，适应工商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要求;在高等教育阶段，则着力打造一个思想相对开放，拥有自主思维能力的精英团体。这样一来，国家在统一坚强的根基之上…可以长出不同的枝杈，形成基础牢固，百花齐放的局面。”
“如此一来，整个教育体系都是依照杰里米＝边泌的效率优先理论，为了社会总体福祉而运转，也就构成了一个工业化流水线式的人力资源培养工厂。”
郑宇沉默半晌，点了点头：“您说的大体上是没错的。那以您的所见，这一套系统有什么问题？”
“就目的本身的哲学层面来说…讨论杰里米＝边泌的功利理论是对是错很复杂…也并没有必要。”杜威说道，“我无意质疑贵国的立国思想在道德层面的优劣…只是提出一些实际的问题以供参考。”
“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我多有参观了解，但终究不是本业，只能说些浅薄理解。我曾经以普通外国人的身份拜访一所初中，老师的授课声情并茂，学生上课也很认真，很严肃。当时讲的课文是有关立志的。我课后问他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都说要为国效力，国家需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可后来渐渐熟了，一些小孩子就说了心里话，其中好几个说的很直接，考试，上大学，当大官。”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当大官，不去当工人，做商人，做军人，小孩说，当大官可以管很多人，很威风，还很有钱，大官的孩子吃得好穿的好，还有零用钱，说起父母来很骄傲，而自己家里有很多困难，父母也很羡慕当官的。”
“这是一所城市里的学校，想必这些孩子耳闻目染都看到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对社会有自己的理解。”杜威说道，“由此可见，教育上的一些灌输未必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而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习惯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谎话，嘴里说着高尚的话语，实际上为了自己的私利去做事。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官员，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呢？他自己又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郑宇沉默良久，没说话。
“在农村，小孩子要淳朴一些，对老师教育的东西比较相信，但教师们的水平很多时候是让人担心的。很多教师自己对一些东西并不能完全理解，又面临着‘主导意识形态，的压力。教师的待遇相对优厚，让他们很担心自己失去饭碗，因此对上级教育部门的‘指导精神，奉为圭臬，甚至努力做得更加极端。我去的初小，刚入学的小孩子已经在校长的要求下每天对皇帝陛下的画像宣誓，唱歌，还要背诵先皇帝的圣训，要对先皇帝的灵位轮流洒扫，甚至不少地方搞‘避讳，，把鹰字全部换成英，忘记避讳妁就扣分。”
“很多小孩子，当我问他们喜不喜欢写作业的时候，都说很喜欢。
可当我问他们，我可以让老师免除你们一个礼拜的作业，马上就乐得跳起来。后来我就明白，中国的小孩子们并不喜欢作业，他们刻苦是因为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因为考试的压力。很多事情他们都不喜欢，却只能被迫去做，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看父母和老师这些人的脸色，学会了顺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意愿而扭曲自己，学会了把心里话藏起来，而这种道德在传统上被这里的人认为是美德，也就是‘孝，和‘尊师重道”所以我明白了，中国人，大多从小就被压抑了本性，从家庭到学校都受着一种强迫式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扼杀他们的思想自由，培养他们服从权威，遵守秩序，禁止挑战权威的行为，这也就可以理解几百年来贵国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创新力的匮乏。”
郑宇神色不变，轻啜了一口茶：“请继续。”
杜威看着这位青年皇帝，也不由得佩服对方的涵养和耐心，不由得又多了几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