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 暮色苍茫看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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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集群中的很多人来自曾经被俄罗斯武装移民渗透并试图控制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对哥萨克和俄罗斯移民深恶痛绝。尽管甲午年郑鹰北上统一全国，但限于交通和实力，对唐努乌梁海的掌控直到***铁路线和科布多公路兴建得差不多，才借助中俄海蓝泡事件逐步清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俄国官吏和非法移民。
这些习惯于北方草原的寒冷气候，熟悉当地水文地理的本地居民，成为集群中的向导和前卫。在他们的身后，中华帝***方组织的武装筑路队则开始平整道路，把战备公路沿着前方部队的脚步向西北延伸。
冬季的草原冻得结实，而阿尔泰地区由于海拔不高，再加上位于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之间，形成了某种暖房效应，其当地气候比东西伯利亚地区要高出不少，也使其成为西伯利亚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
在阿尔泰地区两河之间的库伦达草原，水草丰美，一月平均气温是零下十五度。尽管依然寒冷，但对于准备充分的华军来说已经不再是严重问题。
赶在隆冬之前穿越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山地之后，华军部队在鄂毕河畔等待并汇合了后续的辎重部队，以及在阿尔泰地区坚持战斗，之前破坏了西伯利亚铁路的抗饿义勇军，随后开始向西北方向的巴尔瑙尔挺进。
在西伯利亚，华军飞艇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时刻监视着俄军的动向。
这个时候的俄军已经陷入了可怕的混乱。圣彼得堡苏维埃的二月通电，几乎瞬间瓦解了很多军队的组织。对冰天雪地里的战争已经厌烦透顶，又被连续不断的失败所震惊，对可怕的黄魔鬼产生了敬畏与恐惧的俄国士兵们纷纷以行动表达了对二月通电的支持。他们逮捕军官，组成士兵委员会，拦截车皮向西“回家”。
在很多地区，机敏的军官们主动与士兵妥协，说服他们“同心协力回家”，而且苦劝他们“沙皇陛下和近卫军，哥萨克还在，而中国人正在沿着铁路进军，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先把居***走，带上军需物资，烧毁这里的一切，炸断后面的铁路，让中国人无法追赶我们”。
就这样，在混乱之中，焦土命令反倒得到了更加彻底的执行，甚至远比沙皇预想的还要彻底。
当华军最靠前的骑兵分队刚刚走到下乌金斯克，俄军已经全面撤退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且准备继续撤退到新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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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木斯克，忠于沙皇的军官团在收到电报的时刻强行控制住了消息的散布，并立即动员起了宪兵和可靠的士官教导队，哥萨克，告诉他们“圣彼得堡发生了针对沙皇陛下的可怕骚乱，在你们与中国人流血牺牲的时候，后方的叛徒出卖了你们”，随后又宣布“仁慈的沙皇陛下已经决定授予你们土地，以嘉奖你们的英勇和忠诚”。
随后，他们利用这些可靠的力量清洗并控制住了军队，在沙皇的指令下开始整顿军队秩序，随后又公布了沙皇的敕令，宣布“改革”。
以此为基地，从东面逃回来的溃兵也好，成建制的部队也好，统统被拦截并清洗。带头的“士兵委员会”成员全部被枪决，而手持沙皇敕令的军官则宣布“忠于沙皇的战士将获得赦免并拥有永久的土地以及丰厚的报酬”，“俄罗斯将实行宪政和杜马，军人们将拥有特权”。
整顿之后的部队被送往“乌拉尔方面军”的大本营车里雅宾斯克，归入吉林斯基将军的麾下。至于节节进逼的华军河中方面军和中鲜卑利亚方面军，俄军除了大力执行“焦土计划”，就是准备死守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
至于所谓“死守”到底是怎么守，只有上帝知道。
---------------
二月上旬，圣彼得堡苏维埃二月通电传来，巴尔瑙尔的俄国守军和移民乱成一团，又得知华军重兵集群自东南和南方逼近，已经是一片混乱，最后干脆按照沙皇的命令开始焚毁和破坏铁路，向新西伯利亚撤退。
由于动身早，东南方向的甲集群抢了个头彩，其骑兵部队甚至在俄国殿后的工兵部队还在忙着破坏铁路焚毁居民点的时候就突然抵达，俄国殿后部队无心恋战纷纷溃散，不少人当了俘虏，华军甲集群兵不血刃进入了巴尔瑙尔，还获取了少量未及搬运和焚烧的物资。
华军骑兵继续向新西伯利亚进攻，遭遇俄国骑兵部队抵抗后回撤，等待主力。
二月下旬，华军河中方面军北集群北进支队和中鲜卑利亚方面军甲集群在新西伯利亚城下会师，而俄军留下少量殿后部队之后，已经破坏铁路退往鄂木斯克，并准备在那里组织最后的抵抗。
三月初，华军占领新西伯利亚。由于陆振明统帅的中鲜卑利亚方面军乙集群刚刚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方向上的部队，在大本营的命令下交由了亲率北集群北上的河中方面军参谋长赵启明统一指挥，新编了一个临时的西鲜卑利亚集群，直接对大本营负责。
----------
在英法的斡旋之下，也是由于局势的不利，沙皇不得不委派拉姆斯多夫爵士与中方谈判。但由于差距太大，无论是俄方还是中方都绝不让步，导致谈判始终难有进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俄罗斯在远西伯利亚和河中的局势逐渐不可收拾，一个个重要据点缓慢而不可遏制地丧失，俄方能够用来杯葛的筹码也越来越少。
尽管面临着内忧外患，沙皇依然拒绝以中方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始终咬牙坚持“最多退到贝加尔湖和巴尔喀什湖”，“赔款一个子也欠奉”。绝望的拉姆斯多夫使出了浑身解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外交伎俩，但受了郑宇严令的李经方就是不动声色，干脆玩起了太极。拉姆斯多夫只能眼看着中亚地区乱成一团，中国方面逐渐掌控住了整个地区，甚至已经在清洗所谓义军，而在西伯利亚方面中***队已经围困了新西伯利亚！
在圣彼得堡苏维埃方面，包亚林?马克西莫夫，柯伦泰夫人与瑞典的中间人频繁接触，与中国方面展开密谈，要求中国方面对苏维埃政权给与支持，并且表达了“苏维埃政权愿意与中国就东部边境问题展开谈判”。拿到了中国方面狮子大张口的提议后，圣彼得堡苏维埃政权内部又陷入了大规模的争论。
最后，当沙皇政府和中国在英法斡旋之下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尤其是法国舰队已经从马赛和阿尔及利亚起航，马克西莫夫马上提出“必须迅速与中国人达成密约，否则就可能面临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托洛茨基也转变了态度，认为“英法中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旦联合起来支持沙俄***政府，他们就获得了足够扼杀革命的力量”。季诺维也夫则坚持“苏维埃已经宣布废除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得回了失去的土地，没有理由获得更多”。
再也无法忍受的乌里扬诺夫则在党内公开批评“反对与中国人议和的同志，是彻底的政治幼稚病”，并力主必须马上与中国人达成议和。他明确提出，“准备暂时割让给中国人的土地上并没有俄国真正需要的东西，那里的工业产值不足百分之一，煤铁等重要原材料几乎没有，每年从那里收获的农产品不足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并隐晦地指出“中亚和西伯利亚突厥人对俄罗斯人有很深的敌意，但他们对中国人因为对方帮助自己推翻俄罗斯人而产生的一点好感也不过是利用”。他宣布，“那些地方目前处于沙皇***政府统治之下，而事实上已经沦陷”，其责任“完全属于擅自对中国开战又腐败无能的沙皇政府”。同时，这位坚定而务实的革命领袖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归还和转交给中国的领土包括了沙皇***政府依然控制的大片地区和他们主要的反动军事基地”，这将“引发中国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并使苏维埃政权取得最终的，无可置疑的胜利”。
马克西莫夫受命再次与中国方面谈判，明确提出“只要中国方面承认苏维埃为俄国唯一合法政府，苏维埃愿意与中国方面达成领土协议”。圣彼得堡方面提出的条件甚至比沙皇还要慷慨，叶尼塞河以西到乌拉尔山东麓，南面沿乌拉尔河向东，苏维埃政权都同意“加以讨论”，并且“愿意以合理价格购买中国获取的俄国作战物资和军人”。
面对这样优厚的条件，中国方面不心动是不可能的。
郑宇并不奇怪苏维埃政权作出如此让步。因为在他看来，目前对苏俄政府，甚至也包括沙俄政府，这一片土地除了作为政治犯的流放地和“民族感情上的某种存在”之外，并没有太大意义，其真正的价值，还是在后来苏联完成工业化，尤其是在二战爆发后加强了对乌拉尔地区的移民开发之后。
目前，俄国工农业几乎全部产出都来自乌拉尔山以西的部分，而在另一时空的一战，为了争取喘息之机，苏俄政权甚至通过布列斯特条约把俄国欧洲部分领土的精华，六千万的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生产，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四分之三的铁矿和煤矿割让给了德国，还承担了多达六十亿卢布，相当于五亿英镑的赔款。
相比而言，自己要获取的土地看似广袤，但对俄国的实际价值与布列斯特条约相比根本就是毛毛雨。
但在内部会议上，李经方和方石坚坚持必须支持沙皇政府，因为“很明显苏维埃政权由于其国际主义的内核，对国际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否定，从根本上是各强国的敌人”。如果中国站在苏维埃的一边，“会大大加重列强对中国的恐惧与敌视”。
最后，中国方面依然与苏维埃方面保持接触，生意照做，但依然没有公开承认苏维埃政权。中国之前运往瑞典的俄造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已经全部换成了圣彼得堡苏维埃提供的黄金。
由于前线战事的紧张，为了争取胜利，苏维埃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了武器采购的需求。这个时候，后续的中国商船善解人意地运来了日式武器弹药。急于扩军的苏维埃方面也就饥不择食地收下了。
由于原材料产地大多丢失，主要粮仓乌克兰和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又在沙皇政权控制之下，波兰和波罗的海这些粮仓也纷纷独立，苏维埃政权下属的兵工厂生产逐渐萎缩，城市和军队的物资供应也开始紧张。
面对这一现实，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公开组织和鼓动农民分掉地主余粮，而且大部上缴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又颁布法令，强行收缴一切外汇和贵金属，而苏维埃则支付相应的纸币，即所谓《贵金属外汇管制法》。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镇压反革命法》，开始对之前逮捕或软禁的前沙皇官吏和贵族 进行大清算，查抄财产，甚至由契卡对一些据说家资丰厚的“反动分子”严加拷问，获取了大批金银，外汇和珠宝名画。
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政策逐步在西方社会公布出来，引发了各国上层的恐慌。英法等国不但拒绝与苏维埃方面做生意，并且警告了丹麦和荷兰等国，苏维埃政权获取物资的通道只剩下了瑞典和芬兰。
之前，中国皇室产业控制的资金从美国和西欧采购的大批粮食和工业原材料储存在瑞典，并持续多次运输。到了俄国革命，苏维埃方面急需粮食和物资，这些低价买入的货品卖出了天价，很快就换成了原本存放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金库中的黄金。
到了五月底，苏维埃政权手中总计八百六十吨的黄金储备已经有六百五十吨，折合一亿英镑，转移到了中国人手中，更有价值难以估量的各种沙俄珍宝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折价抵给了中国方面。 再之后，从俄罗斯央行取出来的大批外汇，从英镑到法郎到马克和美元，也换成了粮食，枪械和各种军需被服。这其中也包括了大批中国印制的英镑伪钞。自此，这个潜在的炸弹也被拆除。
中国方面把黄金和各色珍宝装船到德国，并从德国根据中德贸易协定以优惠价格购买了大批国内建设急需的矿山设备，精密车床，实验仪器，重要的化学催化剂和添加剂，又载运了一大批德国技术人员，在德国制定派往远东编组为德意志帝国远东舰队的舰队护航之下启程返回中国。
另外还有一批黄金，则由中国驻欧的皇室银行与芬兰政府签署了长期贷款协议，作为“芬兰民族国家进行货币改革的基础”。
四月十五日，苏维埃颁布了新的《革命军人管理条例》，宣布“为了获取革命的胜利，革命军队要加强组织，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抗命行为”，规定“一切军官，无论是士兵委员会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都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同时宣布了新的《苏维埃红卫军军法》，对各种抗命，消极避战，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行为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骑兵第一军的体制也开始在很多军队中半强迫地推行。在基层的营连，尽管苏维埃在很多由士兵委员会推选军官的部队中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却派遣了名为“苏维埃观察员”的基层政治军官，负责“向苏维埃汇报军法情况”。
得到了生力军和弹药物资支援的红卫军整顿了他们的指挥体系，提拔了一批表现优异的指挥员，并利用图拉和莫斯科，圣彼得堡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尤其是从中国方面获得的各式俄造，德造和日式枪械，迅速武装了大批人员，作战部队已经急剧膨胀到六十万人，其中三十万人安排到了乌克兰前线，其余部队分别对付伏尔加，喀山和白俄罗斯方向的沙皇军队，并且负责警戒芬兰和立陶宛的“资产阶级政府”。
出于对芬兰的警惕，在乌里扬诺夫的建议之下，圣彼得堡苏维埃也秘密训练和派遣芬兰籍布尔什维克进入芬兰进行宣传，甚至成立了“芬兰社会主义民主工党”。
五月十日开始，在乌克兰前线，军队得到迅速扩充的红卫军，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之下，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在基辅和哈尔科夫，重新进行了改革和整顿的沙皇军队也获得了兵员的补充，并由法国外籍兵团“志愿者”接管了部分防线，重新进行了编组，战斗异常激烈。
新生的红卫军，经过战火的洗礼逐渐显示出了战斗意志上的某种优胜。而沙皇军队，虽然打破了原有的一些陋习，但改革终归会受到守旧习惯的阻力，而沙皇也缺乏坚持到底的意志力，最终的结果就是妥协的大杂烩，整个秩序在很多时候显得有些杂乱。
甲集群中的很多人来自曾经被俄罗斯武装移民渗透并试图控制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对哥萨克和俄罗斯移民深恶痛绝。尽管甲午年郑鹰北上统一全国，但限于交通和实力，对唐努乌梁海的掌控直到***铁路线和科布多公路兴建得差不多，才借助中俄海蓝泡事件逐步清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俄国官吏和非法移民。
这些习惯于北方草原的寒冷气候，熟悉当地水文地理的本地居民，成为集群中的向导和前卫。在他们的身后，中华帝***方组织的武装筑路队则开始平整道路，把战备公路沿着前方部队的脚步向西北延伸。
冬季的草原冻得结实，而阿尔泰地区由于海拔不高，再加上位于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之间，形成了某种暖房效应，其当地气候比东西伯利亚地区要高出不少，也使其成为西伯利亚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
在阿尔泰地区两河之间的库伦达草原，水草丰美，一月平均气温是零下十五度。尽管依然寒冷，但对于准备充分的华军来说已经不再是严重问题。
赶在隆冬之前穿越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山地之后，华军部队在鄂毕河畔等待并汇合了后续的辎重部队，以及在阿尔泰地区坚持战斗，之前破坏了西伯利亚铁路的抗饿义勇军，随后开始向西北方向的巴尔瑙尔挺进。
在西伯利亚，华军飞艇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时刻监视着俄军的动向。
这个时候的俄军已经陷入了可怕的混乱。圣彼得堡苏维埃的二月通电，几乎瞬间瓦解了很多军队的组织。对冰天雪地里的战争已经厌烦透顶，又被连续不断的失败所震惊，对可怕的黄魔鬼产生了敬畏与恐惧的俄国士兵们纷纷以行动表达了对二月通电的支持。他们逮捕军官，组成士兵委员会，拦截车皮向西“回家”。
在很多地区，机敏的军官们主动与士兵妥协，说服他们“同心协力回家”，而且苦劝他们“沙皇陛下和近卫军，哥萨克还在，而中国人正在沿着铁路进军，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先把居***走，带上军需物资，烧毁这里的一切，炸断后面的铁路，让中国人无法追赶我们”。
就这样，在混乱之中，焦土命令反倒得到了更加彻底的执行，甚至远比沙皇预想的还要彻底。
当华军最靠前的骑兵分队刚刚走到下乌金斯克，俄军已经全面撤退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且准备继续撤退到新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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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木斯克，忠于沙皇的军官团在收到电报的时刻强行控制住了消息的散布，并立即动员起了宪兵和可靠的士官教导队，哥萨克，告诉他们“圣彼得堡发生了针对沙皇陛下的可怕骚乱，在你们与中国人流血牺牲的时候，后方的叛徒出卖了你们”，随后又宣布“仁慈的沙皇陛下已经决定授予你们土地，以嘉奖你们的英勇和忠诚”。
随后，他们利用这些可靠的力量清洗并控制住了军队，在沙皇的指令下开始整顿军队秩序，随后又公布了沙皇的敕令，宣布“改革”。
以此为基地，从东面逃回来的溃兵也好，成建制的部队也好，统统被拦截并清洗。带头的“士兵委员会”成员全部被枪决，而手持沙皇敕令的军官则宣布“忠于沙皇的战士将获得赦免并拥有永久的土地以及丰厚的报酬”，“俄罗斯将实行宪政和杜马，军人们将拥有特权”。
整顿之后的部队被送往“乌拉尔方面军”的大本营车里雅宾斯克，归入吉林斯基将军的麾下。至于节节进逼的华军河中方面军和中鲜卑利亚方面军，俄军除了大力执行“焦土计划”，就是准备死守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
至于所谓“死守”到底是怎么守，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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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上旬，圣彼得堡苏维埃二月通电传来，巴尔瑙尔的俄国守军和移民乱成一团，又得知华军重兵集群自东南和南方逼近，已经是一片混乱，最后干脆按照沙皇的命令开始焚毁和破坏铁路，向新西伯利亚撤退。
由于动身早，东南方向的甲集群抢了个头彩，其骑兵部队甚至在俄国殿后的工兵部队还在忙着破坏铁路焚毁居民点的时候就突然抵达，俄国殿后部队无心恋战纷纷溃散，不少人当了俘虏，华军甲集群兵不血刃进入了巴尔瑙尔，还获取了少量未及搬运和焚烧的物资。
华军骑兵继续向新西伯利亚进攻，遭遇俄国骑兵部队抵抗后回撤，等待主力。
二月下旬，华军河中方面军北集群北进支队和中鲜卑利亚方面军甲集群在新西伯利亚城下会师，而俄军留下少量殿后部队之后，已经破坏铁路退往鄂木斯克，并准备在那里组织最后的抵抗。
三月初，华军占领新西伯利亚。由于陆振明统帅的中鲜卑利亚方面军乙集群刚刚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方向上的部队，在大本营的命令下交由了亲率北集群北上的河中方面军参谋长赵启明统一指挥，新编了一个临时的西鲜卑利亚集群，直接对大本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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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的斡旋之下，也是由于局势的不利，沙皇不得不委派拉姆斯多夫爵士与中方谈判。但由于差距太大，无论是俄方还是中方都绝不让步，导致谈判始终难有进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俄罗斯在远西伯利亚和河中的局势逐渐不可收拾，一个个重要据点缓慢而不可遏制地丧失，俄方能够用来杯葛的筹码也越来越少。
尽管面临着内忧外患，沙皇依然拒绝以中方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始终咬牙坚持“最多退到贝加尔湖和巴尔喀什湖”，“赔款一个子也欠奉”。绝望的拉姆斯多夫使出了浑身解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外交伎俩，但受了郑宇严令的李经方就是不动声色，干脆玩起了太极。拉姆斯多夫只能眼看着中亚地区乱成一团，中国方面逐渐掌控住了整个地区，甚至已经在清洗所谓义军，而在西伯利亚方面中***队已经围困了新西伯利亚！
在圣彼得堡苏维埃方面，包亚林?马克西莫夫，柯伦泰夫人与瑞典的中间人频繁接触，与中国方面展开密谈，要求中国方面对苏维埃政权给与支持，并且表达了“苏维埃政权愿意与中国就东部边境问题展开谈判”。拿到了中国方面狮子大张口的提议后，圣彼得堡苏维埃政权内部又陷入了大规模的争论。
最后，当沙皇政府和中国在英法斡旋之下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尤其是法国舰队已经从马赛和阿尔及利亚起航，马克西莫夫马上提出“必须迅速与中国人达成密约，否则就可能面临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托洛茨基也转变了态度，认为“英法中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旦联合起来支持沙俄***政府，他们就获得了足够扼杀革命的力量”。季诺维也夫则坚持“苏维埃已经宣布废除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得回了失去的土地，没有理由获得更多”。
再也无法忍受的乌里扬诺夫则在党内公开批评“反对与中国人议和的同志，是彻底的政治幼稚病”，并力主必须马上与中国人达成议和。他明确提出，“准备暂时割让给中国人的土地上并没有俄国真正需要的东西，那里的工业产值不足百分之一，煤铁等重要原材料几乎没有，每年从那里收获的农产品不足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并隐晦地指出“中亚和西伯利亚突厥人对俄罗斯人有很深的敌意，但他们对中国人因为对方帮助自己推翻俄罗斯人而产生的一点好感也不过是利用”。他宣布，“那些地方目前处于沙皇***政府统治之下，而事实上已经沦陷”，其责任“完全属于擅自对中国开战又腐败无能的沙皇政府”。同时，这位坚定而务实的革命领袖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归还和转交给中国的领土包括了沙皇***政府依然控制的大片地区和他们主要的反动军事基地”，这将“引发中国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并使苏维埃政权取得最终的，无可置疑的胜利”。
马克西莫夫受命再次与中国方面谈判，明确提出“只要中国方面承认苏维埃为俄国唯一合法政府，苏维埃愿意与中国方面达成领土协议”。圣彼得堡方面提出的条件甚至比沙皇还要慷慨，叶尼塞河以西到乌拉尔山东麓，南面沿乌拉尔河向东，苏维埃政权都同意“加以讨论”，并且“愿意以合理价格购买中国获取的俄国作战物资和军人”。
面对这样优厚的条件，中国方面不心动是不可能的。
郑宇并不奇怪苏维埃政权作出如此让步。因为在他看来，目前对苏俄政府，甚至也包括沙俄政府，这一片土地除了作为政治犯的流放地和“民族感情上的某种存在”之外，并没有太大意义，其真正的价值，还是在后来苏联完成工业化，尤其是在二战爆发后加强了对乌拉尔地区的移民开发之后。
目前，俄国工农业几乎全部产出都来自乌拉尔山以西的部分，而在另一时空的一战，为了争取喘息之机，苏俄政权甚至通过布列斯特条约把俄国欧洲部分领土的精华，六千万的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生产，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四分之三的铁矿和煤矿割让给了德国，还承担了多达六十亿卢布，相当于五亿英镑的赔款。
相比而言，自己要获取的土地看似广袤，但对俄国的实际价值与布列斯特条约相比根本就是毛毛雨。
但在内部会议上，李经方和方石坚坚持必须支持沙皇政府，因为“很明显苏维埃政权由于其国际主义的内核，对国际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否定，从根本上是各强国的敌人”。如果中国站在苏维埃的一边，“会大大加重列强对中国的恐惧与敌视”。
最后，中国方面依然与苏维埃方面保持接触，生意照做，但依然没有公开承认苏维埃政权。中国之前运往瑞典的俄造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已经全部换成了圣彼得堡苏维埃提供的黄金。
由于前线战事的紧张，为了争取胜利，苏维埃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了武器采购的需求。这个时候，后续的中国商船善解人意地运来了日式武器弹药。急于扩军的苏维埃方面也就饥不择食地收下了。
由于原材料产地大多丢失，主要粮仓乌克兰和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又在沙皇政权控制之下，波兰和波罗的海这些粮仓也纷纷独立，苏维埃政权下属的兵工厂生产逐渐萎缩，城市和军队的物资供应也开始紧张。
面对这一现实，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公开组织和鼓动农民分掉地主余粮，而且大部上缴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又颁布法令，强行收缴一切外汇和贵金属，而苏维埃则支付相应的纸币，即所谓《贵金属外汇管制法》。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镇压反革命法》，开始对之前逮捕或软禁的前沙皇官吏和贵族 进行大清算，查抄财产，甚至由契卡对一些据说家资丰厚的“反动分子”严加拷问，获取了大批金银，外汇和珠宝名画。
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政策逐步在西方社会公布出来，引发了各国上层的恐慌。英法等国不但拒绝与苏维埃方面做生意，并且警告了丹麦和荷兰等国，苏维埃政权获取物资的通道只剩下了瑞典和芬兰。
之前，中国皇室产业控制的资金从美国和西欧采购的大批粮食和工业原材料储存在瑞典，并持续多次运输。到了俄国革命，苏维埃方面急需粮食和物资，这些低价买入的货品卖出了天价，很快就换成了原本存放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金库中的黄金。
到了五月底，苏维埃政权手中总计八百六十吨的黄金储备已经有六百五十吨，折合一亿英镑，转移到了中国人手中，更有价值难以估量的各种沙俄珍宝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折价抵给了中国方面。 再之后，从俄罗斯央行取出来的大批外汇，从英镑到法郎到马克和美元，也换成了粮食，枪械和各种军需被服。这其中也包括了大批中国印制的英镑伪钞。自此，这个潜在的炸弹也被拆除。
中国方面把黄金和各色珍宝装船到德国，并从德国根据中德贸易协定以优惠价格购买了大批国内建设急需的矿山设备，精密车床，实验仪器，重要的化学催化剂和添加剂，又载运了一大批德国技术人员，在德国制定派往远东编组为德意志帝国远东舰队的舰队护航之下启程返回中国。
另外还有一批黄金，则由中国驻欧的皇室银行与芬兰政府签署了长期贷款协议，作为“芬兰民族国家进行货币改革的基础”。
四月十五日，苏维埃颁布了新的《革命军人管理条例》，宣布“为了获取革命的胜利，革命军队要加强组织，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抗命行为”，规定“一切军官，无论是士兵委员会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都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同时宣布了新的《苏维埃红卫军军法》，对各种抗命，消极避战，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行为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骑兵第一军的体制也开始在很多军队中半强迫地推行。在基层的营连，尽管苏维埃在很多由士兵委员会推选军官的部队中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却派遣了名为“苏维埃观察员”的基层政治军官，负责“向苏维埃汇报军法情况”。
得到了生力军和弹药物资支援的红卫军整顿了他们的指挥体系，提拔了一批表现优异的指挥员，并利用图拉和莫斯科，圣彼得堡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尤其是从中国方面获得的各式俄造，德造和日式枪械，迅速武装了大批人员，作战部队已经急剧膨胀到六十万人，其中三十万人安排到了乌克兰前线，其余部队分别对付伏尔加，喀山和白俄罗斯方向的沙皇军队，并且负责警戒芬兰和立陶宛的“资产阶级政府”。
出于对芬兰的警惕，在乌里扬诺夫的建议之下，圣彼得堡苏维埃也秘密训练和派遣芬兰籍布尔什维克进入芬兰进行宣传，甚至成立了“芬兰社会主义民主工党”。
五月十日开始，在乌克兰前线，军队得到迅速扩充的红卫军，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之下，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在基辅和哈尔科夫，重新进行了改革和整顿的沙皇军队也获得了兵员的补充，并由法国外籍兵团“志愿者”接管了部分防线，重新进行了编组，战斗异常激烈。
新生的红卫军，经过战火的洗礼逐渐显示出了战斗意志上的某种优胜。而沙皇军队，虽然打破了原有的一些陋习，但改革终归会受到守旧习惯的阻力，而沙皇也缺乏坚持到底的意志力，最终的结果就是妥协的大杂烩，整个秩序在很多时候显得有些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