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六章 和与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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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情况，郑宇从一开始就通过无孔不入的信息渠道牢牢地掌握着最新进展。
这一切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可以打倒穆铁，打倒〖日〗本，打倒俄国，他可以收拢军队，驯服官僚机器，也可以把民众的意志引导到自己想要的方向上去。但他也很清楚，他很难改变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和行为逻辑。
这个国家太过久远的农耕自然经济，大一统专制体制，君臣父子纲常礼教的“和谐”文化，让整个国家深深浸染了一种清净无为，乐天知命的气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对华夏传统的刺激与羞辱，郑鹰一手引入西学，鼓吹民族主义和仇满思想引发的大〖革〗命，固然强有力地冲击了这些传统观念，但整个国家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根深蒂固的理念，却依然顽固而隐秘地存在于绝大部分国民心中，支配着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
他很容易理解，对于这些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天朝物华天宝，无物不有”的理念，乡土观念极重，本性上有些懦弱的国民来说，强悍的武力固然可以保家卫国，但如果走到穷兵欺武，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一定是越打仗国民越苦难，国家越穷困，最终又走上汤武〖革〗命的老路。与其如此，既然〖日〗本入藩，朝鲜光复，暹罗也已经是屁滚尿流，连不可一世的俄国人都已经败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何必把别人往思路上逼？
这种淳朴的传统〖中〗国式思维，是〖中〗国几千年儒学礼教教化的结果，也是历史殷鉴历历在目的正常结果，更是自然农耕经济体扩展到天然边界之后很自然推导而出的文化传统。
可郑宇知道，他不能，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
但很多事情，他明白，却不代表其他人都能明白。他一直在串联某些力量准备择机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而现在，反战议和的力量已经浮出水面，也就要到了他出手的时候。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有人却抢在他的前面。
李达已经回到了北京。
这位被郑鹰父子从俄国礼聘回国的宪政专家，经过了穆铁兵变，又目睹了郑宇〖镇〗压叛乱，一手把民众的不满引向贪官污吏，尤其是地方上某些盘根错节的力量，始终保持着低调。
他默默地观察着郑宇的举措看着他一方面收拢地方政府的权利，另一方面放权给地方参政院，发动国民参政，他在观察，也在思考。
这位地方自治理论的旗手对地方自治实力派的某些暗送秋波笑而置之，转而全国旅行。到了现在，回到北京的李达，向郑宇递交了自己的调研报告，随即也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于李达曾经游历欧美，并在俄国停留多时，多有观察，他的文章很快就获得了各界的重视，一经登报，各大报纸争相转载顿时神州纸贵。
在李达看来，战半确实已经到了十字路口，而帝国也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但这个时候，却并非见好就收那么简单。欧美列强崇尚丛林法则，在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强国都是依靠战争而获得列强的承认，跻身有话语权的强国俱乐部。帝国本次国战，虽然已经是全胜之局，但俄国绝不会甘心就范，欧洲列强也时时刻刻在盯着〖中〗国露出虚弱的迹象再采取强硬的行动。
这个时候，你退一步，对方可能就要进好几步，而你的气势一弱，原本已经处于困境的敌人就会萌生新的斗志。
在李达看来，俄国内部矛盾重重，而沙皇的统治一向依靠强力压制，现在正是接近了爆发的临界点。
只要〖中〗国方面继续保持压力，俄国内部被压制的矛盾早晚要在某个导火索的触发下全面爆发。可一旦〖中〗国在这个时候松口，就等于让俄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个可怕的军事国家只要缓过一口气，就可以在列强的支撑下与〖中〗国对抗到底，最后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
李达在这个时候干脆毫不隐讳地指出，现在就是“比谁先耐不住架子”。很显然现在〖中〗国还有所余力，而俄国的情况正在恶化。在李达看来，〖中〗国见好就收，释放的善意不但不会让俄国人感激，反倒会让他们借此缓过一口气，卷土重来。他认为，幻想俄国会心甘情愿认输只是呓语，因为“沙皇的权威建立在军事之上，不到山穷水尽，罗曼诺夫家的君主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取胜，尤其是可能割让领土的和约”。
第二个出手的，更是郑宇没想到的一个人。
几乎与李达同时，《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复华”的一篇文章。
作者一开篇，就提出“现在凡是讨论对俄和议的，要么是各怀私心，把私利置于国家之上：要么是缺乏国际政治眼光，搞不清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形。这位“复华继而写到“此战之乃百年以来，华夏之一大机遇，若错过，恐怕就要遗憾百载“他指出“此次国战，俄人主动攻我，公理在我，于国际上我国得道多助，俄人失道寡助：其国突遭大败，国内动荡，甚至沙皇本人逡巡战区而不得归首都，正是我军一鼓作气荡平残匪的机会，一旦纵虎归山，北方从此不宁。而经此一役，俄人必然视我中华为生死大敌，我军欲裁军备，则中俄人下怀：不裁军备，则国家也难得休息。而欲再取，我国出师无名，也难得今次之国际金融支持”。
在他看来，既然如此，趁着国内还有余力，不如“以得胜之兵进击心惊胆寒之败军，扫平北海以东之俄人残敌，并进取中亚，以推动俄国局势崩溃，促使其内乱，逼迫俄国主动求和接受我之条件，复我故土，羊不得在东方屯驻重兵“则两国之困境可解。嗣后方可谈休养生息。
对于这位“复华”郑宇知道他就是华夏〖民〗主〖革〗命党总裁曾飞的助理胡汉民，在战争之前就自夏威夷动身回国，首先在上海租借地落脚，后来看到了国家越来越多的东西，终于来到华界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声明“希望在国内仔细考察，为国家出力”。郑宇对这个人是有些印象的，知道在另一个时空，此人以清廉正直闻名，但权力欲和自尊心也是同样很强。不过他对于这些人物，既不过分看重，也没有太多的疑神疑鬼。历史已经改变，这些人何去何从，在他们自己也在历史的发展。想要他们上就上，想要他们下就下，国家威权在手，郑宇自有一股睥睨天下英雄的豪气。
就这样，这位胡展堂也踏上了旅行的道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等来到北京，直接就拜访了北竹，又结识了北京的一批文人学者在帝大社会学系谋了个助教的职位，平时写写稿子。
这一次，这一位高调出击，倒是让郑宇有些莞尔。果然是历史知名人物，终归还是耐不住寂寞要一试身手的。
《华夏时报》此文一出，一直观望和犹疑的某些文人，也仿佛闻到了某种气味，纷纷开始了活动。
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的议和之声又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
有挥舞着〖道〗德大棒，从“国家民族“的高度直斥主和者私心过重的甚至直接揭了不少人的老底，比如张某某主和是因为独生儿子在前线，之前好几次想动用关系调到后面管兵站却没有成功：李某某主和是因为家里的产业被迫交纳重税，而李绅士一贯是悭吝成型：赵董则一贯和东交民巷的欧美俱乐部来往密切，很可能是奉了某些外国“友邦”的意志。
有的则讲了鼻年蒙古人铁木真和努尔哈赤几次战败崛起的故事，提出“除恶务尽”更有所谓皇汉派大呼“罗刹国与鞋虏实乃一丘之络，皆北狄禽兽遗种，此劣等之民族不彻底铲除，早晚为中华患”更有人讲述了当年彼得哈巴罗夫等俄国冒险家，流氓和土匪在黑龙江吃人肉的事情大声恫吓“尔等不速醒，则尔与尔之家人后人，早晚为罗刹人果腹之食矣”。
皇汉派中的“新派”代表非章炳麟莫属。
q在粱启超发起“民生研究会”的时候，章炳麟就直接带着一群青年皇汉激进派去砸场子，还是与粱启超相交莫逆，在和战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宣传部长谭嗣同听到风声，亲自带了〖警〗察在半路上把这些人“劝”了回去。
章炳麟眼看着粱启超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汉奸”组织，一气之下在皇汉刊物《汉风》上指着粱启超的名字大骂“先宋有奸臣名粱师成者，今有欺世盗名，欲卖皇汉之土于罗刹禽兽之国，自绝于皇汉先祖之不孝之徒名粱氏者。此贼以西夷民权之邪说建民权党，蓄谋动摇我皇汉国体于前，煽动媾和，祸乱国战于后，实乃祜恶不逡”。章炳麟从粱启超的“先人”东汉奸臣“跋扈将军”粱冀说起，一路说到粱师成，粱启超，公然提出“粱冀专擅朝政，毒害君王：粱师成以一阉人而居“隐相”祸乱朝局，挟持圣君，导致皇宋倾覆，而今之粱氏者…”就差骂出“姓粱的误君卖国乃是祖宗家传”了。后来连《大汉皇民报》的副主编姚麟都有些看不下去，连哄带劝让章炳麟“先看看时局发展”“灭此獠不急于一时”。
粱启超被章炳麟骂的狗血淋头，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当即在公民党的喉舌《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反唇相讥“今有章氏者，妄论华夷之辩，一贯以种族优劣分裂我国民，鼓动是非。又倡三纲五常之礼教为国本，无视当代〖民〗主民权大潮之浩浩汤汤，罔顾我中华民族融合之潮流。今国家局势微妙，有识之士皆思务实，惟此辈动辄以皇汉自诩，党同伐异，稍有意见不一即骂为汉奸……实在是国民之耻此等人高谈阔论，于国无益，不过愚夫尔……”
章炳麟自然大怒，其他皇汉骨干如曹钦熙等人更是露胳膊挽袖子上场，与粱启超等人展开对骂，一时《汉风》与《新民丛报》刀光剑影，此说彼是汉奸，彼说此是国贼，很是热闹。
正在此时，一枚重磅炸弹出笼。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独秀”的文章。
对于独秀这个名字，之前只是在上海有些名望。自从陈庆同北上，在北京逐渐崭露头角，隐隐成为北竹身边一大笔杆。现在论战正酣，独秀出马，一时间洛阳纸贵。
“独秀”开宗名义，直指“今日之国战，乃民族存亡之战，也是民族千年根基之奠基之战。今之成就，不独影响于当世，更将惠及子孙百代。一旦鼠目寸光，就是前功尽弃，必然祸延百代”。
“独秀”从东西方强国的发展历史讲起，痛斥了〖中〗国历代专制君主开战不是为了炫耀武功，就是为了青史留名，而独独不思扩张国力，改善民生。故而国家征战“只有开支而乏收益，徒劳炫耀武功而不行殖民扩张长治久安之举，盖此类君主所虑，乃边远地区统治不易，无论行郡县或封建，皆可成乱源，动摇一家一姓之国本，故而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而误我苍生”。
而西方强国之征战“皆为扩张商业利益，获取殖民领土，故而希腊以对外殖民扩张而成霸业，马其顿以对外扩张成帝国，罗马以扩张殖民独霸地中海，西班牙以扩张殖民成欧陆强国并霸南美，英国以扩张殖民成日不落，莫斯科公国以扩张殖民而成今日之沙俄。”“独秀”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凡以商业利益，扩张国本为目的之征战，皆为强国之必须，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他进而指出“今我帝国之经济民生，早非农耕之自然经济。我华夏之复兴，赖西学大盛，赖我华夏圣学得正本清源，中西合璧，铸造我前无古人之新华夏理念。兴工商，强国防，铸国魂，复我华夏尚武之精神。今国家四亿五千万人口，居天下四分之一，而国土之面积仅及全球之一成”故而，1“今之华夏，人口已嫌稠密，未来人口繁衍生息，土地何来？工商大兴，矿产森林何来？”。
“独秀”进一步描述了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富饶，中亚地区的河流纵横，草原丰饶，指出“此等土地之下，蕴藏何等宝藏实未可知。而以我东北之矿产勘察可推知，当为地下之宝库”。他进一步指出“我华夏千载治乱循环，土地有限，资源匮乏，农田经多年耕作而贫瘠，人口繁衍而超出国家承载，实在是重要原因。观欧美之国，其农户多行轮耕，而我国耕作千载之土地，依然年年耕作。长此以往，土地越发贫瘠，而人口越发繁盛，终有穷困之时”。
“独秀”进而提出“我华夏之民族欲强盛，则必须抛弃1以战胜之虚名而战，的传统，而以工商之利，以民生之利而行扩张之策，所获皆为强国之资财，则我国愈战而愈强，敌国则愈战而愈弱”。他更提出”“国策之要旨，在于使国民分享战争之收益，如此则国民乐于国战，国家遂无亡国之忧”。
“独秀”得出结论“目下俄人鼻有挫败，然元气未伤，国势未蹙，一旦休养生息，必为中华之患。故而此刻罢手，徒获所谓战胜之虚名，甚或连虚名亦不可得，而实利更为有限。此战当追亡逐北，彻底光复北庭都护府旧地，并于中亚恢复葱岭，西海之安西都护府故地，移民实边，大修道路，广开厂矿，大开阵陌，如此则可谈华夏复兴，而为我帝国千载兴盛打下根基、，。
此文一出，国内主战派如获至宝，工商业也多了些心思。皇汉派更是欢欣鼓舞，章炳麟亲自主笔，大赞“独秀”者“人如其名，乃我皇汉出类拔萃之俊杰也”。《新民丛报》挨了一闷棍，一时也失了声。
正在这时候，又一颗重磅炸弹出炉。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东藩”的一篇鸿文，当时让所有主和派，甚至主战派都是目瞪口呆。
此文名称为《光复华夏祖宗之土，解放中华苗裔数百年之屈辱压迫一从历史看亚洲民族》。
一开篇，这位“东藩”就严肃地指出“纵观历史，考察民情，可知凡中亚民族，西伯利亚民族，皆为我中华苗裔。我中华复兴，非独复兴华夏主脉，也须帮助中华苗裔摆脱俄人这样蛮霸沙文主义的压迫，
使他们回归到华夏母族的怀抱之中。如果贪图独自安乐，放任我子女兄弟深受屈辱，则我等枉称华夏”。
对于这些情况，郑宇从一开始就通过无孔不入的信息渠道牢牢地掌握着最新进展。
这一切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可以打倒穆铁，打倒〖日〗本，打倒俄国，他可以收拢军队，驯服官僚机器，也可以把民众的意志引导到自己想要的方向上去。但他也很清楚，他很难改变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和行为逻辑。
这个国家太过久远的农耕自然经济，大一统专制体制，君臣父子纲常礼教的“和谐”文化，让整个国家深深浸染了一种清净无为，乐天知命的气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对华夏传统的刺激与羞辱，郑鹰一手引入西学，鼓吹民族主义和仇满思想引发的大〖革〗命，固然强有力地冲击了这些传统观念，但整个国家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根深蒂固的理念，却依然顽固而隐秘地存在于绝大部分国民心中，支配着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
他很容易理解，对于这些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天朝物华天宝，无物不有”的理念，乡土观念极重，本性上有些懦弱的国民来说，强悍的武力固然可以保家卫国，但如果走到穷兵欺武，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一定是越打仗国民越苦难，国家越穷困，最终又走上汤武〖革〗命的老路。与其如此，既然〖日〗本入藩，朝鲜光复，暹罗也已经是屁滚尿流，连不可一世的俄国人都已经败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何必把别人往思路上逼？
这种淳朴的传统〖中〗国式思维，是〖中〗国几千年儒学礼教教化的结果，也是历史殷鉴历历在目的正常结果，更是自然农耕经济体扩展到天然边界之后很自然推导而出的文化传统。
可郑宇知道，他不能，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
但很多事情，他明白，却不代表其他人都能明白。他一直在串联某些力量准备择机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而现在，反战议和的力量已经浮出水面，也就要到了他出手的时候。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有人却抢在他的前面。
李达已经回到了北京。
这位被郑鹰父子从俄国礼聘回国的宪政专家，经过了穆铁兵变，又目睹了郑宇〖镇〗压叛乱，一手把民众的不满引向贪官污吏，尤其是地方上某些盘根错节的力量，始终保持着低调。
他默默地观察着郑宇的举措看着他一方面收拢地方政府的权利，另一方面放权给地方参政院，发动国民参政，他在观察，也在思考。
这位地方自治理论的旗手对地方自治实力派的某些暗送秋波笑而置之，转而全国旅行。到了现在，回到北京的李达，向郑宇递交了自己的调研报告，随即也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于李达曾经游历欧美，并在俄国停留多时，多有观察，他的文章很快就获得了各界的重视，一经登报，各大报纸争相转载顿时神州纸贵。
在李达看来，战半确实已经到了十字路口，而帝国也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但这个时候，却并非见好就收那么简单。欧美列强崇尚丛林法则，在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强国都是依靠战争而获得列强的承认，跻身有话语权的强国俱乐部。帝国本次国战，虽然已经是全胜之局，但俄国绝不会甘心就范，欧洲列强也时时刻刻在盯着〖中〗国露出虚弱的迹象再采取强硬的行动。
这个时候，你退一步，对方可能就要进好几步，而你的气势一弱，原本已经处于困境的敌人就会萌生新的斗志。
在李达看来，俄国内部矛盾重重，而沙皇的统治一向依靠强力压制，现在正是接近了爆发的临界点。
只要〖中〗国方面继续保持压力，俄国内部被压制的矛盾早晚要在某个导火索的触发下全面爆发。可一旦〖中〗国在这个时候松口，就等于让俄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个可怕的军事国家只要缓过一口气，就可以在列强的支撑下与〖中〗国对抗到底，最后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
李达在这个时候干脆毫不隐讳地指出，现在就是“比谁先耐不住架子”。很显然现在〖中〗国还有所余力，而俄国的情况正在恶化。在李达看来，〖中〗国见好就收，释放的善意不但不会让俄国人感激，反倒会让他们借此缓过一口气，卷土重来。他认为，幻想俄国会心甘情愿认输只是呓语，因为“沙皇的权威建立在军事之上，不到山穷水尽，罗曼诺夫家的君主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取胜，尤其是可能割让领土的和约”。
第二个出手的，更是郑宇没想到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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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开篇，就提出“现在凡是讨论对俄和议的，要么是各怀私心，把私利置于国家之上：要么是缺乏国际政治眼光，搞不清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形。这位“复华继而写到“此战之乃百年以来，华夏之一大机遇，若错过，恐怕就要遗憾百载“他指出“此次国战，俄人主动攻我，公理在我，于国际上我国得道多助，俄人失道寡助：其国突遭大败，国内动荡，甚至沙皇本人逡巡战区而不得归首都，正是我军一鼓作气荡平残匪的机会，一旦纵虎归山，北方从此不宁。而经此一役，俄人必然视我中华为生死大敌，我军欲裁军备，则中俄人下怀：不裁军备，则国家也难得休息。而欲再取，我国出师无名，也难得今次之国际金融支持”。
在他看来，既然如此，趁着国内还有余力，不如“以得胜之兵进击心惊胆寒之败军，扫平北海以东之俄人残敌，并进取中亚，以推动俄国局势崩溃，促使其内乱，逼迫俄国主动求和接受我之条件，复我故土，羊不得在东方屯驻重兵“则两国之困境可解。嗣后方可谈休养生息。
对于这位“复华”郑宇知道他就是华夏〖民〗主〖革〗命党总裁曾飞的助理胡汉民，在战争之前就自夏威夷动身回国，首先在上海租借地落脚，后来看到了国家越来越多的东西，终于来到华界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声明“希望在国内仔细考察，为国家出力”。郑宇对这个人是有些印象的，知道在另一个时空，此人以清廉正直闻名，但权力欲和自尊心也是同样很强。不过他对于这些人物，既不过分看重，也没有太多的疑神疑鬼。历史已经改变，这些人何去何从，在他们自己也在历史的发展。想要他们上就上，想要他们下就下，国家威权在手，郑宇自有一股睥睨天下英雄的豪气。
就这样，这位胡展堂也踏上了旅行的道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等来到北京，直接就拜访了北竹，又结识了北京的一批文人学者在帝大社会学系谋了个助教的职位，平时写写稿子。
这一次，这一位高调出击，倒是让郑宇有些莞尔。果然是历史知名人物，终归还是耐不住寂寞要一试身手的。
《华夏时报》此文一出，一直观望和犹疑的某些文人，也仿佛闻到了某种气味，纷纷开始了活动。
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的议和之声又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
有挥舞着〖道〗德大棒，从“国家民族“的高度直斥主和者私心过重的甚至直接揭了不少人的老底，比如张某某主和是因为独生儿子在前线，之前好几次想动用关系调到后面管兵站却没有成功：李某某主和是因为家里的产业被迫交纳重税，而李绅士一贯是悭吝成型：赵董则一贯和东交民巷的欧美俱乐部来往密切，很可能是奉了某些外国“友邦”的意志。
有的则讲了鼻年蒙古人铁木真和努尔哈赤几次战败崛起的故事，提出“除恶务尽”更有所谓皇汉派大呼“罗刹国与鞋虏实乃一丘之络，皆北狄禽兽遗种，此劣等之民族不彻底铲除，早晚为中华患”更有人讲述了当年彼得哈巴罗夫等俄国冒险家，流氓和土匪在黑龙江吃人肉的事情大声恫吓“尔等不速醒，则尔与尔之家人后人，早晚为罗刹人果腹之食矣”。
皇汉派中的“新派”代表非章炳麟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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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眼看着粱启超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汉奸”组织，一气之下在皇汉刊物《汉风》上指着粱启超的名字大骂“先宋有奸臣名粱师成者，今有欺世盗名，欲卖皇汉之土于罗刹禽兽之国，自绝于皇汉先祖之不孝之徒名粱氏者。此贼以西夷民权之邪说建民权党，蓄谋动摇我皇汉国体于前，煽动媾和，祸乱国战于后，实乃祜恶不逡”。章炳麟从粱启超的“先人”东汉奸臣“跋扈将军”粱冀说起，一路说到粱师成，粱启超，公然提出“粱冀专擅朝政，毒害君王：粱师成以一阉人而居“隐相”祸乱朝局，挟持圣君，导致皇宋倾覆，而今之粱氏者…”就差骂出“姓粱的误君卖国乃是祖宗家传”了。后来连《大汉皇民报》的副主编姚麟都有些看不下去，连哄带劝让章炳麟“先看看时局发展”“灭此獠不急于一时”。
粱启超被章炳麟骂的狗血淋头，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当即在公民党的喉舌《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反唇相讥“今有章氏者，妄论华夷之辩，一贯以种族优劣分裂我国民，鼓动是非。又倡三纲五常之礼教为国本，无视当代〖民〗主民权大潮之浩浩汤汤，罔顾我中华民族融合之潮流。今国家局势微妙，有识之士皆思务实，惟此辈动辄以皇汉自诩，党同伐异，稍有意见不一即骂为汉奸……实在是国民之耻此等人高谈阔论，于国无益，不过愚夫尔……”
章炳麟自然大怒，其他皇汉骨干如曹钦熙等人更是露胳膊挽袖子上场，与粱启超等人展开对骂，一时《汉风》与《新民丛报》刀光剑影，此说彼是汉奸，彼说此是国贼，很是热闹。
正在此时，一枚重磅炸弹出笼。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独秀”的文章。
对于独秀这个名字，之前只是在上海有些名望。自从陈庆同北上，在北京逐渐崭露头角，隐隐成为北竹身边一大笔杆。现在论战正酣，独秀出马，一时间洛阳纸贵。
“独秀”开宗名义，直指“今日之国战，乃民族存亡之战，也是民族千年根基之奠基之战。今之成就，不独影响于当世，更将惠及子孙百代。一旦鼠目寸光，就是前功尽弃，必然祸延百代”。
“独秀”从东西方强国的发展历史讲起，痛斥了〖中〗国历代专制君主开战不是为了炫耀武功，就是为了青史留名，而独独不思扩张国力，改善民生。故而国家征战“只有开支而乏收益，徒劳炫耀武功而不行殖民扩张长治久安之举，盖此类君主所虑，乃边远地区统治不易，无论行郡县或封建，皆可成乱源，动摇一家一姓之国本，故而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而误我苍生”。
而西方强国之征战“皆为扩张商业利益，获取殖民领土，故而希腊以对外殖民扩张而成霸业，马其顿以对外扩张成帝国，罗马以扩张殖民独霸地中海，西班牙以扩张殖民成欧陆强国并霸南美，英国以扩张殖民成日不落，莫斯科公国以扩张殖民而成今日之沙俄。”“独秀”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凡以商业利益，扩张国本为目的之征战，皆为强国之必须，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他进而指出“今我帝国之经济民生，早非农耕之自然经济。我华夏之复兴，赖西学大盛，赖我华夏圣学得正本清源，中西合璧，铸造我前无古人之新华夏理念。兴工商，强国防，铸国魂，复我华夏尚武之精神。今国家四亿五千万人口，居天下四分之一，而国土之面积仅及全球之一成”故而，1“今之华夏，人口已嫌稠密，未来人口繁衍生息，土地何来？工商大兴，矿产森林何来？”。
“独秀”进一步描述了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富饶，中亚地区的河流纵横，草原丰饶，指出“此等土地之下，蕴藏何等宝藏实未可知。而以我东北之矿产勘察可推知，当为地下之宝库”。他进一步指出“我华夏千载治乱循环，土地有限，资源匮乏，农田经多年耕作而贫瘠，人口繁衍而超出国家承载，实在是重要原因。观欧美之国，其农户多行轮耕，而我国耕作千载之土地，依然年年耕作。长此以往，土地越发贫瘠，而人口越发繁盛，终有穷困之时”。
“独秀”进而提出“我华夏之民族欲强盛，则必须抛弃1以战胜之虚名而战，的传统，而以工商之利，以民生之利而行扩张之策，所获皆为强国之资财，则我国愈战而愈强，敌国则愈战而愈弱”。他更提出”“国策之要旨，在于使国民分享战争之收益，如此则国民乐于国战，国家遂无亡国之忧”。
“独秀”得出结论“目下俄人鼻有挫败，然元气未伤，国势未蹙，一旦休养生息，必为中华之患。故而此刻罢手，徒获所谓战胜之虚名，甚或连虚名亦不可得，而实利更为有限。此战当追亡逐北，彻底光复北庭都护府旧地，并于中亚恢复葱岭，西海之安西都护府故地，移民实边，大修道路，广开厂矿，大开阵陌，如此则可谈华夏复兴，而为我帝国千载兴盛打下根基、，。
此文一出，国内主战派如获至宝，工商业也多了些心思。皇汉派更是欢欣鼓舞，章炳麟亲自主笔，大赞“独秀”者“人如其名，乃我皇汉出类拔萃之俊杰也”。《新民丛报》挨了一闷棍，一时也失了声。
正在这时候，又一颗重磅炸弹出炉。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东藩”的一篇鸿文，当时让所有主和派，甚至主战派都是目瞪口呆。
此文名称为《光复华夏祖宗之土，解放中华苗裔数百年之屈辱压迫一从历史看亚洲民族》。
一开篇，这位“东藩”就严肃地指出“纵观历史，考察民情，可知凡中亚民族，西伯利亚民族，皆为我中华苗裔。我中华复兴，非独复兴华夏主脉，也须帮助中华苗裔摆脱俄人这样蛮霸沙文主义的压迫，
使他们回归到华夏母族的怀抱之中。如果贪图独自安乐，放任我子女兄弟深受屈辱，则我等枉称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