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三五章以下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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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
日本人出现“以下克上”的源自于“皇姑屯事件”。二八年六月三日，日本关东军试图制造混乱，占领中国东北，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在沈阳郊区皇姑屯炸毁了中国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作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若公开处分河本，会严重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勃然大怒：“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作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作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直接导致了后来日本军队中“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
日本第二次出现“以下克上”，是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日本天皇都不知道，完全是由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三人一手策划的。根据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满洲”。最初“满洲事变”行动日期是九月二十八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九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因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决定把“满洲事变”提前到九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日本大本营派遣的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的日子。
当然关东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有人曾经反对说，东北张学良拥有三十万精锐部队，而关东军加上在东北的日军铁道警备队、在乡军人、警察部队和日本浪人，最多不过五万人，由如何同东北军对抗？石原莞尔对这样的言论嗤之以鼻：“张学良很清楚，我们后面有强大的日本！而他的后面的同床异梦的蒋介石！东北军有张学良，就好像是一头长了绵羊心脏的老虎，他能不惧怕狼吗？”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安排了周密的计划：首先由今田新太郎大尉带人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谎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再由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以及平田联队向东北军发起攻击。九.一八事变三元凶，都是中低级军官，是“以下克上”。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赌博是赌这么两点：第一：假如本庄繁不同意，不派援兵，假如日本陆军部坚决反对，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柳条湖事变就会流产。第二：假如张学良坚决抵抗，蒋介石坚决抵抗，以装备精良的三十万东北军，以日本在东北的五万兵力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但石原莞尔认为国内陆军部肯定会支持，张学良肯定不会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九月二十四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日本代表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军将立刻开始撤退。然而，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驻朝鲜的日军增援。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拒绝了关东军的请求，向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一郎竟自行派出三万多军队增援关东军。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再次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十月十八日又向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未作抵抗，很快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全境沦陷。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这让越来越软弱的日本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责任。由于战争得不到首相的认可和支持，军部激进势力大为恼怒，他们制订了袭击首相官邸、刺杀首相，成立军事**政权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后因为内讧泡汤了。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年过七旬的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是孙总理的老朋友，他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十二月二十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这一秘密和谈被曝光，惹怒了军内的激进派。三二年三月一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犬养首相却没有承认“满洲国”，这更加激怒了激进派军人。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一伙狂热军人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杀害犬养毅首相。犬养首相被杀后，日本政府在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认“满洲国”，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令人深思的是，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还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要为凶手开脱减刑。一些少女甚至写信，说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军“以下克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兵变中包括两名首相在内的一大批日本温和派官员先后被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趁机控制了政权。
这次在华北大地，日军依然采用了“以下克上”的方式，冷静面对其国内大本营发出的“暂停战争，等待援助”的命令，主动挑起战火。七月八日傍晚六点，日军一个大队又一次对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调动火炮猛烈轰击城墙，九辆轻型坦克冲击中国守军的城外阵地。
宛平城城墙千疮百孔，城内被炸成一片废墟，城西一线被日军迅速突破，以密集火力掩护工兵冲向城墙，安装大威力炸药实施爆破，几经攻防，终于成功引爆，古老的城墙被炸出两个口。二十九军将士已经打红了眼，不惜牺牲，顽强回击，用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等武器猛烈回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浴血激战，日军付出沉重的、伤亡数百人的代价，仍无能越雷池一步。
此刻，第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率领的第一一〇旅奉命增援而来，日军在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两面威胁下，只能选择停止攻城，飞速撤退，并寻机对增援部队进行凌星的冷枪射击。
宛平一线枪炮声不停，北平和天津两地却在进行艰苦谈判。受宋哲元委托的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与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谈判，坐镇天津的张自忠奉命在天津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谈判，这一谈就是一夜，至九日凌晨三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人数二百至三百人，并定于上午九时开始相互撤军接防；四、严禁中央军尤其是十七军北上，否则将视为对日本的宣战。
这一令人屈辱的协议，使得二十九军将士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丧失了战机，不但没有换来日军信守承诺，反而因为主动撤军，被日军抓住机会，从容布置战场。
阴险的日军在谈判进行之际，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再次悄然下达命令：“旅团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发起攻击！”
七月九日清晨六时，河边在接到中日双方的停战协议通知情况下，依然下令所部再次轰击宛平城。上午九时，受命接防宛平的宋哲元部华北保安五团，撤退到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遭到日军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保安队死伤三百余人，整支队伍全都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惊恐逃散，鸡飞狗走。
刚刚完成谈判的二十九军将领接到消息后无比愤怒，利益一再受到威胁的宋哲元竟然再次表现出令人无奈的妥协态度，遇袭部队含泪抬走弟兄尸体，背负伤员含恨而去。紧急谈判再次开始，宋哲元授权的谈判将领据理向日方交涉，愤怒指责其极力设置障碍，阻挠保安队接防。
此时，胡家林十七军两个主力师，已经在涿州至霸州占据优势地形，构筑防御工事，驻扎廊坊的汉奸武装徐亮部六千余人一个旅在安家军两个主力师和优势火炮机枪的威胁下，迅速打开城门，缴械南撤。日方看到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正在高速赶来的两个师团援军因铁路桥梁被炸毁，只能跳下火车快速南下到达唐山，进入战场至少得在二十四小时以后，狡猾的日军不得不同意宋哲元部的停战要求，允许地方保安部队进驻宛平城，其余中国守城军队全部撤离。
紧接着，日军不仅违约未撤一兵，反而将第一联队的战车大队，调至卢沟桥附近的沙岗接防，宋哲元自以为收复的卢沟桥，仍在日军的威胁之下，双方冲突攻仍持续不断地发生。十二小时不到，潜行至宛平东北角的日军再次枪炮齐鸣，猛烈攻城，率先抵达战场的大批日军从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调集到丰台，飞机、大炮、铁甲车、坦克都进入阵地，河边旅团长悍然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到丰台，指挥日军包围宛平，再次悍然发起进攻，宛平城及周围地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yin虏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在卢沟桥北侧那条三十多米长、八米多宽、约有一米多深的沟道里，塞满了七八百具中国人的尸体。
听见北面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独立师独立团再也坐不住了，乘坐专列冲出二十九军保安部队的阻拦，高速北上，可是再次在房山被二十九军一一一旅拦下，无法前进。
正在与日军谈判的宋哲元同时致电蒋介石和胡家林，怒斥第十七军破坏和谈的行为。胡家林在接到安毅密电之后，压制满腔怒火，命令全军暂时停止前进。
蒋介石向宋哲元明确指出：和谈乃是日军诡计，但宋哲元却不为所动，对于盘踞平津和察哈尔的二十九军而言，中央军的威胁比起日本人还要大，因此态度异常的坚决，就是不准十七军北上，否则发动内战的责任，将由中央政府背负。
蒋介石气急之下，一时间却拿宋哲元等人毫无办法，在这个紧要关头，拥有十五万人马的二十九军，立场太关键了，一旦倒向日本，后果不堪设想，当下只能电令各军切实做好一切还击准备，并劝告宋哲元应星夜赶筑防线及工事，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之准备，否则悔之晚矣。
蒋介石却不知道，早已触及底线、忍无可忍的安毅已经拉上总参谋长白崇禧，进入密室，亮出了自己奋勇还击的全盘计划。
一直以来，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
日本人出现“以下克上”的源自于“皇姑屯事件”。二八年六月三日，日本关东军试图制造混乱，占领中国东北，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在沈阳郊区皇姑屯炸毁了中国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作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若公开处分河本，会严重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勃然大怒：“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作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作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直接导致了后来日本军队中“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
日本第二次出现“以下克上”，是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日本天皇都不知道，完全是由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三人一手策划的。根据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满洲”。最初“满洲事变”行动日期是九月二十八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九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因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决定把“满洲事变”提前到九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日本大本营派遣的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的日子。
当然关东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有人曾经反对说，东北张学良拥有三十万精锐部队，而关东军加上在东北的日军铁道警备队、在乡军人、警察部队和日本浪人，最多不过五万人，由如何同东北军对抗？石原莞尔对这样的言论嗤之以鼻：“张学良很清楚，我们后面有强大的日本！而他的后面的同床异梦的蒋介石！东北军有张学良，就好像是一头长了绵羊心脏的老虎，他能不惧怕狼吗？”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安排了周密的计划：首先由今田新太郎大尉带人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谎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再由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以及平田联队向东北军发起攻击。九.一八事变三元凶，都是中低级军官，是“以下克上”。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赌博是赌这么两点：第一：假如本庄繁不同意，不派援兵，假如日本陆军部坚决反对，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柳条湖事变就会流产。第二：假如张学良坚决抵抗，蒋介石坚决抵抗，以装备精良的三十万东北军，以日本在东北的五万兵力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但石原莞尔认为国内陆军部肯定会支持，张学良肯定不会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九月二十四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日本代表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军将立刻开始撤退。然而，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驻朝鲜的日军增援。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拒绝了关东军的请求，向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一郎竟自行派出三万多军队增援关东军。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再次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十月十八日又向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未作抵抗，很快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全境沦陷。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这让越来越软弱的日本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责任。由于战争得不到首相的认可和支持，军部激进势力大为恼怒，他们制订了袭击首相官邸、刺杀首相，成立军事**政权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后因为内讧泡汤了。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年过七旬的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是孙总理的老朋友，他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十二月二十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这一秘密和谈被曝光，惹怒了军内的激进派。三二年三月一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犬养首相却没有承认“满洲国”，这更加激怒了激进派军人。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一伙狂热军人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杀害犬养毅首相。犬养首相被杀后，日本政府在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认“满洲国”，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令人深思的是，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还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要为凶手开脱减刑。一些少女甚至写信，说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军“以下克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兵变中包括两名首相在内的一大批日本温和派官员先后被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趁机控制了政权。
这次在华北大地，日军依然采用了“以下克上”的方式，冷静面对其国内大本营发出的“暂停战争，等待援助”的命令，主动挑起战火。七月八日傍晚六点，日军一个大队又一次对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调动火炮猛烈轰击城墙，九辆轻型坦克冲击中国守军的城外阵地。
宛平城城墙千疮百孔，城内被炸成一片废墟，城西一线被日军迅速突破，以密集火力掩护工兵冲向城墙，安装大威力炸药实施爆破，几经攻防，终于成功引爆，古老的城墙被炸出两个口。二十九军将士已经打红了眼，不惜牺牲，顽强回击，用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等武器猛烈回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浴血激战，日军付出沉重的、伤亡数百人的代价，仍无能越雷池一步。
此刻，第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率领的第一一〇旅奉命增援而来，日军在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两面威胁下，只能选择停止攻城，飞速撤退，并寻机对增援部队进行凌星的冷枪射击。
宛平一线枪炮声不停，北平和天津两地却在进行艰苦谈判。受宋哲元委托的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与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谈判，坐镇天津的张自忠奉命在天津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谈判，这一谈就是一夜，至九日凌晨三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人数二百至三百人，并定于上午九时开始相互撤军接防；四、严禁中央军尤其是十七军北上，否则将视为对日本的宣战。
这一令人屈辱的协议，使得二十九军将士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丧失了战机，不但没有换来日军信守承诺，反而因为主动撤军，被日军抓住机会，从容布置战场。
阴险的日军在谈判进行之际，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再次悄然下达命令：“旅团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发起攻击！”
七月九日清晨六时，河边在接到中日双方的停战协议通知情况下，依然下令所部再次轰击宛平城。上午九时，受命接防宛平的宋哲元部华北保安五团，撤退到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遭到日军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保安队死伤三百余人，整支队伍全都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惊恐逃散，鸡飞狗走。
刚刚完成谈判的二十九军将领接到消息后无比愤怒，利益一再受到威胁的宋哲元竟然再次表现出令人无奈的妥协态度，遇袭部队含泪抬走弟兄尸体，背负伤员含恨而去。紧急谈判再次开始，宋哲元授权的谈判将领据理向日方交涉，愤怒指责其极力设置障碍，阻挠保安队接防。
此时，胡家林十七军两个主力师，已经在涿州至霸州占据优势地形，构筑防御工事，驻扎廊坊的汉奸武装徐亮部六千余人一个旅在安家军两个主力师和优势火炮机枪的威胁下，迅速打开城门，缴械南撤。日方看到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正在高速赶来的两个师团援军因铁路桥梁被炸毁，只能跳下火车快速南下到达唐山，进入战场至少得在二十四小时以后，狡猾的日军不得不同意宋哲元部的停战要求，允许地方保安部队进驻宛平城，其余中国守城军队全部撤离。
紧接着，日军不仅违约未撤一兵，反而将第一联队的战车大队，调至卢沟桥附近的沙岗接防，宋哲元自以为收复的卢沟桥，仍在日军的威胁之下，双方冲突攻仍持续不断地发生。十二小时不到，潜行至宛平东北角的日军再次枪炮齐鸣，猛烈攻城，率先抵达战场的大批日军从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调集到丰台，飞机、大炮、铁甲车、坦克都进入阵地，河边旅团长悍然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到丰台，指挥日军包围宛平，再次悍然发起进攻，宛平城及周围地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yin虏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在卢沟桥北侧那条三十多米长、八米多宽、约有一米多深的沟道里，塞满了七八百具中国人的尸体。
听见北面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独立师独立团再也坐不住了，乘坐专列冲出二十九军保安部队的阻拦，高速北上，可是再次在房山被二十九军一一一旅拦下，无法前进。
正在与日军谈判的宋哲元同时致电蒋介石和胡家林，怒斥第十七军破坏和谈的行为。胡家林在接到安毅密电之后，压制满腔怒火，命令全军暂时停止前进。
蒋介石向宋哲元明确指出：和谈乃是日军诡计，但宋哲元却不为所动，对于盘踞平津和察哈尔的二十九军而言，中央军的威胁比起日本人还要大，因此态度异常的坚决，就是不准十七军北上，否则发动内战的责任，将由中央政府背负。
蒋介石气急之下，一时间却拿宋哲元等人毫无办法，在这个紧要关头，拥有十五万人马的二十九军，立场太关键了，一旦倒向日本，后果不堪设想，当下只能电令各军切实做好一切还击准备，并劝告宋哲元应星夜赶筑防线及工事，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之准备，否则悔之晚矣。
蒋介石却不知道，早已触及底线、忍无可忍的安毅已经拉上总参谋长白崇禧，进入密室，亮出了自己奋勇还击的全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