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三章 万元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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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发错了，刚才看到，抱歉！实在抱歉！
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了很多思想家，其中以孔孟儒学和老庄道家思想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基石，经历朝历代文人们的发挥，形成华夏文化的内核，也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人。
正如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两大思想在历史的长河里让华夏民族成为礼仪之邦时，却也暴露出其弊端。
陈浩窃以为孔孟的“中庸之道”和老庄的“无为之治”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国人循规蹈矩，万事不强出头的懦弱，便有了后世“枪打出头鸟”、“财不外露”等等民间谚语。
而“万元户”迟迟的出现正是这些谚语的集中体现，富了却又不敢承认，偷偷摸摸闷声发大财也算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情，正如大禹集团，原本是村民集体入股，却又不得不披上村办企业的外衣，掩盖住它真实的身份。其实按大禹集团的产值来说，陈家村人早已超出万元户的标准。
“万元户”在国内一度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的代名词”，这一话语的诞生源于这两篇新闻报道。
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通讯《盐滩的春天》中首次提出了“万元户”这一概念，“万元户”，就是指一户人家有了一万块钱。在这篇文章中提到：1979年末，兰舟市盐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翔，家里有六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一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农村里的高干”。
同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林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如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也是媒体首次报道鲁东大地万元户的消息。赵如兰也成了鲁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
而这两篇报道的作者，都是出自新华社记者李靖之手，随后，“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流行开来。
“万元户”这个词的产生和流行，印证了人们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其所产生的空前喜悦，折射出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财富观念的深刻变化。从此，“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人心。
陈浩和些有心人却知道其实在国内，这两家还不是国内最早出现的万元户家庭。
早在1979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新华社通讯。文章说：光州省中山县小岚公社埒西二大队的黄心文社员，靠勤劳致富年收入超过一万元。同时还发表了题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该受到鼓励》的评述。
在这一年，返城知青容至仁在邻居的帮助之下，靠100块钱起家，在光州的司马街口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个体早餐店，取名‘容光饮食店‘。一个小小的早餐店就此让容至仁成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之一。到80年代，他转行做时装，创办的凯纱琳服装店成为当时名演员潘红等人的常驻地。
也在同一年，天常县李文民东挪西借，凑了2000元钱，在家中偷偷地办了个卫生香加工厂，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然后再将卫生香偷偷地销售出去。到了1979年年底，父子两一拨算盘，年产值近70000元，纯收入20000元！1980年，父子俩在该县副县长的鼓励和撑腰前往外地考察后，筹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又办起了砖瓦厂和汽车配件厂，与此同时，又操起贩运粮食和家禽的生意，家庭经济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而光州小岚公社在1980年6月召开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很明确地提出小岚公社要坚定不移地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尽快地使农民富裕起来。到1981年末，小岚公社的“万元户”增加到1800多户。
正应了那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82年前，谁也不敢露富，这些人都只是在下面偷偷致富，没人敢承认他们年收入过万。即便是被报道采访的人，也遮遮掩掩不敢向世人公布他的实际收入。
直到1982年，上津嘉锭的一位农民陆容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成为上津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当“万元户”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掀起国人致富潮流的时候，却也引起红眼病。在胡北方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在两年内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大队放电影、演戏等等都要他家管饭。这些人大都吃完嘴一抹，不给钱也不给粮。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表示不愿意再承包果园了。
为此，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先富的苦恼：干部揩油群众眼红》，文章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当然，“红眼病”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普遍性。正如陈浩知道的光州小岚公社的领导干部不但不眼红社员们致富，相反还会带着猪头去为他们的庆祝。
陈浩也明白大伯的担忧，像他们这一代人总是担心政策的改变。所以一边想致富，一边又怕被整治。
“那，就，照实了报？”
听到陈浩的回答，陈景玉说这句话时感到心里非常轻松，疑问的语气里带有诙谐。说完和陈浩两人相视一笑，当下不再提这个话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是国内的国情，陈家村往年往上面报数据时都有所保留，他不知道藏富于民的道理，却知道每年作出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糊弄上面的检查。其实，陈景玉何尝不知七弟等几个有心的县领导对这种做法心知肚明，只不过不说出来而已。
现在，他既然决定把家底抖出去，在不用遮遮掩掩地费脑筋伤神，自然感觉到压在心中的巨石被刹那间搬开的轻松。
一老一小盘腿坐在炕上就着凉菜喝着陈浩带来的五粮液，谈论着其他方面的话题。
在一旁坐着的大妈生怕冷落了孔钊，把家里准备的吃食直往他跟前放，笑着说道：“你可劲吃，别管他俩，这两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陈浩，俺就猜你躲在俺爹这。”
这时，大开的院子里陈建设大步流星地向屋里走，人还没进来话已进入屋内。
“建设哥，过年好。”陈浩忙下炕穿上鞋迎上去。
“你小子不在丈母娘家陪他们，跑到我这来干什么？”谈兴正浓的陈景玉貌似对儿子的到来毫无喜悦之情，其实他知道儿子是专程跑来看望陈浩他们的。
陈建设被他爹这么一说，顿时气焰矮了几分，挠着后脑勺只会嘿嘿地傻笑。
陈景玉的老伴在下面拍了老汉一下，意思让他不要在把出父亲的威严，吓着了儿子。
看到这么大个的汉子在陈景玉面前如同猫见了老鼠般乖巧，孔钊这才见识到大禹集团掌门人的威势。
几人重新在炕上坐好，喝了几杯酒后，陈浩说道：“建设哥，你们试验的五十亩大棚蔬菜效果怎么样？”
一听到这个问题，陈建设精神立马上来，兴高采烈地说道：“好着呢，比还真别说，这菜比别的大棚里的菜要好吃的多，就是病虫害有些多，大禹研发所那些专家正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陈浩有感于最近这几年国内化肥和农药施用量越来越大，产量尽管比以前高出不少，但品质却是大大下降，还引发化肥、农药污染。尤其是农药的使用，现阶段主要使用“六六六”、DDT等高毒、高残留的有机氯农药，对人体和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尽管今年国内将于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有机氯农药，但它的替代品有机磷农药毒性也很大。
所以他上次来陈家村和陈建设说起建试验田的事时，陈建设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陈家村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村民们早已摆脱贫困状态。有了这个基础，陈建设底气十足，越是新鲜东西他越想尝试，更何况这建议出自陈浩之口。
他在村西头划出五十亩大棚做实验，只施用农家肥，并且不打任何农药，全部都采用陈浩提出的方法进行人工管理，发现病株就拔出。还真别说，种出的蔬菜口感就是好，他打算等研发所拿出一套方法，再在村里推广。
其实，这五十亩大棚蔬菜正是陈浩前世人们常说的绿色蔬菜。当然，陈浩也有他的打算，今年他想拿这些蔬菜送领导们尝尝，要是这些蔬菜能成为大内的贡品，更是他所愿。
当其它地方的农村追求高产拼命往地里施化肥打农药时，已富足的陈家村人已然在追求纯天然的绿色农业，这就是贫与富的差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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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了很多思想家，其中以孔孟儒学和老庄道家思想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基石，经历朝历代文人们的发挥，形成华夏文化的内核，也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人。
正如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两大思想在历史的长河里让华夏民族成为礼仪之邦时，却也暴露出其弊端。
陈浩窃以为孔孟的“中庸之道”和老庄的“无为之治”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国人循规蹈矩，万事不强出头的懦弱，便有了后世“枪打出头鸟”、“财不外露”等等民间谚语。
而“万元户”迟迟的出现正是这些谚语的集中体现，富了却又不敢承认，偷偷摸摸闷声发大财也算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情，正如大禹集团，原本是村民集体入股，却又不得不披上村办企业的外衣，掩盖住它真实的身份。其实按大禹集团的产值来说，陈家村人早已超出万元户的标准。
“万元户”在国内一度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的代名词”，这一话语的诞生源于这两篇新闻报道。
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通讯《盐滩的春天》中首次提出了“万元户”这一概念，“万元户”，就是指一户人家有了一万块钱。在这篇文章中提到：1979年末，兰舟市盐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翔，家里有六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一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农村里的高干”。
同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林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如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也是媒体首次报道鲁东大地万元户的消息。赵如兰也成了鲁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
而这两篇报道的作者，都是出自新华社记者李靖之手，随后，“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流行开来。
“万元户”这个词的产生和流行，印证了人们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其所产生的空前喜悦，折射出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财富观念的深刻变化。从此，“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人心。
陈浩和些有心人却知道其实在国内，这两家还不是国内最早出现的万元户家庭。
早在1979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新华社通讯。文章说：光州省中山县小岚公社埒西二大队的黄心文社员，靠勤劳致富年收入超过一万元。同时还发表了题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该受到鼓励》的评述。
在这一年，返城知青容至仁在邻居的帮助之下，靠100块钱起家，在光州的司马街口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个体早餐店，取名‘容光饮食店‘。一个小小的早餐店就此让容至仁成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之一。到80年代，他转行做时装，创办的凯纱琳服装店成为当时名演员潘红等人的常驻地。
也在同一年，天常县李文民东挪西借，凑了2000元钱，在家中偷偷地办了个卫生香加工厂，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然后再将卫生香偷偷地销售出去。到了1979年年底，父子两一拨算盘，年产值近70000元，纯收入20000元！1980年，父子俩在该县副县长的鼓励和撑腰前往外地考察后，筹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又办起了砖瓦厂和汽车配件厂，与此同时，又操起贩运粮食和家禽的生意，家庭经济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而光州小岚公社在1980年6月召开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很明确地提出小岚公社要坚定不移地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尽快地使农民富裕起来。到1981年末，小岚公社的“万元户”增加到1800多户。
正应了那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82年前，谁也不敢露富，这些人都只是在下面偷偷致富，没人敢承认他们年收入过万。即便是被报道采访的人，也遮遮掩掩不敢向世人公布他的实际收入。
直到1982年，上津嘉锭的一位农民陆容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成为上津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当“万元户”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掀起国人致富潮流的时候，却也引起红眼病。在胡北方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在两年内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大队放电影、演戏等等都要他家管饭。这些人大都吃完嘴一抹，不给钱也不给粮。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表示不愿意再承包果园了。
为此，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先富的苦恼：干部揩油群众眼红》，文章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当然，“红眼病”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普遍性。正如陈浩知道的光州小岚公社的领导干部不但不眼红社员们致富，相反还会带着猪头去为他们的庆祝。
陈浩也明白大伯的担忧，像他们这一代人总是担心政策的改变。所以一边想致富，一边又怕被整治。
“那，就，照实了报？”
听到陈浩的回答，陈景玉说这句话时感到心里非常轻松，疑问的语气里带有诙谐。说完和陈浩两人相视一笑，当下不再提这个话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是国内的国情，陈家村往年往上面报数据时都有所保留，他不知道藏富于民的道理，却知道每年作出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糊弄上面的检查。其实，陈景玉何尝不知七弟等几个有心的县领导对这种做法心知肚明，只不过不说出来而已。
现在，他既然决定把家底抖出去，在不用遮遮掩掩地费脑筋伤神，自然感觉到压在心中的巨石被刹那间搬开的轻松。
一老一小盘腿坐在炕上就着凉菜喝着陈浩带来的五粮液，谈论着其他方面的话题。
在一旁坐着的大妈生怕冷落了孔钊，把家里准备的吃食直往他跟前放，笑着说道：“你可劲吃，别管他俩，这两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陈浩，俺就猜你躲在俺爹这。”
这时，大开的院子里陈建设大步流星地向屋里走，人还没进来话已进入屋内。
“建设哥，过年好。”陈浩忙下炕穿上鞋迎上去。
“你小子不在丈母娘家陪他们，跑到我这来干什么？”谈兴正浓的陈景玉貌似对儿子的到来毫无喜悦之情，其实他知道儿子是专程跑来看望陈浩他们的。
陈建设被他爹这么一说，顿时气焰矮了几分，挠着后脑勺只会嘿嘿地傻笑。
陈景玉的老伴在下面拍了老汉一下，意思让他不要在把出父亲的威严，吓着了儿子。
看到这么大个的汉子在陈景玉面前如同猫见了老鼠般乖巧，孔钊这才见识到大禹集团掌门人的威势。
几人重新在炕上坐好，喝了几杯酒后，陈浩说道：“建设哥，你们试验的五十亩大棚蔬菜效果怎么样？”
一听到这个问题，陈建设精神立马上来，兴高采烈地说道：“好着呢，比还真别说，这菜比别的大棚里的菜要好吃的多，就是病虫害有些多，大禹研发所那些专家正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陈浩有感于最近这几年国内化肥和农药施用量越来越大，产量尽管比以前高出不少，但品质却是大大下降，还引发化肥、农药污染。尤其是农药的使用，现阶段主要使用“六六六”、DDT等高毒、高残留的有机氯农药，对人体和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尽管今年国内将于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有机氯农药，但它的替代品有机磷农药毒性也很大。
所以他上次来陈家村和陈建设说起建试验田的事时，陈建设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陈家村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村民们早已摆脱贫困状态。有了这个基础，陈建设底气十足，越是新鲜东西他越想尝试，更何况这建议出自陈浩之口。
他在村西头划出五十亩大棚做实验，只施用农家肥，并且不打任何农药，全部都采用陈浩提出的方法进行人工管理，发现病株就拔出。还真别说，种出的蔬菜口感就是好，他打算等研发所拿出一套方法，再在村里推广。
其实，这五十亩大棚蔬菜正是陈浩前世人们常说的绿色蔬菜。当然，陈浩也有他的打算，今年他想拿这些蔬菜送领导们尝尝，要是这些蔬菜能成为大内的贡品，更是他所愿。
当其它地方的农村追求高产拼命往地里施化肥打农药时，已富足的陈家村人已然在追求纯天然的绿色农业，这就是贫与富的差别。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