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幽州留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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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起兵之后的这几十年中，尤其是九世纪之末、十世纪之初的这十年里，整个大唐天下都没有几天宁静日子。朝廷敕令不出京畿，地方藩镇动辄刀兵，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到了后天又联合起来打别人，可谓风雨飘摇、乱象丛生。
这是一个武将地位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天皇贵胄，什么鸿儒名臣，什么士家大族，统统被武将们打翻在地，毫不留情的踩于脚下。
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以某某属性分析社会现状得出所谓“天下割据之历史必然性”之类的话题，都是虚假的，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所谓朝廷弱势导致地方崛起，天子无法控制藩镇，这是以果代因，用结果来解释内因，换句话说就是将藩镇强势导致天子羸弱这句话颠倒过来，用以阐述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非要这么解释，很轻易就能找出两个例子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远一点的例子有安史之乱，近一些则有黄王之变，这两次被评为“摧毁朝廷统治根基”的动乱，实际上对于中央威权而言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央实权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凝聚作用。
通过平灭这两次动乱，肃宗朝廷和僖宗朝廷比其前代反而拥有了战斗力更强，且更能如臂使指的军队，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对于地方的威慑力要强出许多。事实也证明，这两次平灭动乱的最初几年里，朝堂的声势大涨，各地藩镇对中央律令无不敬畏遵循。
后世有人试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继而提出地主庄园经济导致了地方割据，但由此推导出来的结果却与现实不同。地主庄园盛行的恰恰是相对而言对朝廷最为顺服的江南地区，同时也是朝廷钱粮的主要来源地，而割据势力最强的中原、河北、河东、陇右等地，豪强士绅们反而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甚至几近绝迹。
如果想要理清一点头绪，搞清楚一点脉络，或许可以不用以那么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最简单也许最直接，也最指核心的一种解释就是——职业士兵的崛起。
大唐军制的演变经历过三个时期，唐初之时为府兵。府兵即都督府、军府之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户籍由军府掌握，出征时归于朝廷任命的折冲将军之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可以很好的避免将领拥兵自重的隐患。但这种兵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屯兵的形制，当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动盲目之时，依附于土地的府兵便失去了根基，成为了只在籍本册页上的虚拟名号。
这种状况到了开元之后爆显出来，玄宗皇帝不得不取消了府兵制，而改以募兵制。军队由镇戍各地的将军们征募，由将军们选拔和裁汰。为了减少钱粮转运的巨大消耗，朝廷逐渐以驻地自筹代替中枢调拨，于是军政统管的节度使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这是第二个时期，而这一军制的转变也立刻显现了其威力，开元、天宝之际，唐军对外作战胜多败少，威服四夷，震慑天下。
当然，这种做法也导致了节度们尾大不掉之势，由此而朝廷军权衰落，禁军无法与镇军相抗。
大唐朝廷是没有服役年限这一说法的，许多士兵在战斗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才华，经过历次战事的洗涤而成长，这样的士兵战斗经验异常丰富、军事嗅觉异常敏锐，平时可带兵，战时可冲阵，任何一个将军都不可能放任这样的士兵退出军队，于是很多士兵服役越来越长，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直到老。他们以厮杀为职业，以作战为己任，除了战斗之外一无所长，不务农、不经商、不为工、不科考，全家老小全靠军饷、缴获和赏赐为生。这就是第三个时期，职业士兵的诞生。
许多老兵立功后升迁为军官，然后将自己的一身本事教给子弟后辈，后辈们继续从军，再立新功，再传给下一辈。于是职业士兵阶层发展壮大，发展到后期便出现了职业军将世家，世代从军，以征战为业。他们不关心谁是将主，不关心谁是节帅，只关心自家利益，换句话说，谁能给自家带来好处，他们便拥护谁为将主。一旦将主或节帅做了出格的事情，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将顶头上司抛开，重新拥立新的节帅。他们无意于响应朝廷大义恢复朝廷权威，更不关心节帅是否壮大能够号令天下，他们可以为节帅对抗朝廷，也可以为朝廷攻打节帅，一切只看是否能为自家带来好处。
这就是藩镇割据百年，大唐却仍旧好生生的享有一统的原因。所以说这是一个职业士兵最辉煌的时代，职业士兵中的代表人物武将们地位最崇高的时代。
当这种状况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一场黄王兵乱发生，所有的职业士兵和武将们忽然意识到，原来天子也会被泥腿子们赶出皇宫，在面对一群如此不堪的草民之时，朝廷竟然毫无办法，以致地痞无赖窃据大宝，平头百姓耀武扬威。于是他们不淡然了，他们在镇压乱兵的过程中越是发现泥腿子们在军事上的无能，就越发对朝廷嗤之以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泥腿子们都能称帝称王，我等为何不可？至不济谋个大将军、节度使之类的高官，也是光宗耀祖之事！
在将这场席卷天下的动乱武力镇压的过程中，职业士兵和武将们开始寻找和拥护自己的代理人，并在战后向周边弱小的其他势力蠢蠢欲动。于是刀兵肆虐，烽烟燃起，黄王死后天下不仅没有太平，战事却更加频繁。
到了光化、天复年间，实际上乱象已经基本能够梳理出脉络，因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实力弱的藩镇被兼并得差不多了，天下间的形势可以隐约瞧出一些端倪。
粗略算下来，整个大唐有四处动乱之源。
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关内地区。这里主要是朝廷、凤翔、泾原、汾宁等诸势力争夺中央控制权的乱战。其特点是内侍和相公们反复政变、节度使不停带兵进京、天子随时打铺盖出逃。
河北、河东之地的连场大战，主要是宣武军对河东军、卢龙军的猛烈打压。其处军威最盛、厮杀最烈，动辄血流成河、村镇被屠。
两川之地，节度使王建经营蜀地，征讨顾彦晖。这里远离中原，还算稍显安定。
江南的乱源主要在淮南节度使和镇海节度使之间，杨行密和钱镏你来我往，反复争夺这片经济、人口逐渐发达的地区，以为将来称霸的根基。
事实上，在原有的历史脉络中，大唐灭亡后的形势已经于此时初见端倪。如果历史不做改变的话，东平王朱全忠将依靠宣武军强大的武力建立大梁，李克用将继续打着大唐的旗号对抗朱氏直至李存勖篡立，王建也将在两川建立蜀国，杨行密和钱镏则会成为吴国和吴越之主，继续不停打下去，而卢龙方面，刘氏则将成立燕国。
这样的形势非常混乱，如果非要找一个主要矛盾的话，应该在河北、河东战场，而非京畿、关内。
河北、河东战场分作两地，实则为一。河东面对的是宣武军主力，卢龙面对的是宣武军的仆从义武、成德和魏博。在天复元年的九月之间，双方聚拢实力，一场新的大战作势欲打。
在取得河东方面的谅解后，辽东郡王刘仁恭压下了反对应援的声音，开始为卢龙的未来奋力一搏。卢龙军侦骑四出，粮草云集，大军整装，随时准备向义武、成德和魏博三镇动手。
大军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刘仁恭在帅帐之中苦思良久，还是决定亲自去自家二郎刘守光的营寨一趟。他想要和刘守光好好谈一谈，大敌当前，虽然他以大帅的身份强行压下了反对意见，但还是希望能够从心底里说服自家二郎，取得以刘守光为首的一派尽心支持。
实际上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是相当怪异的举动，从公义上说，他是全军主帅，从私义来讲，他是刘守光的父亲，无论从哪一点讲起，都不应当是他主动去找刘守光，而是应该将刘守光唤至中军。这种做法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潜在意识——父子之间已经产生了裂隙，他已经对自家这个儿子有所忌惮了。
刘仁恭直入义儿军大营，无人敢于拦阻，也无人会去拦阻，他一边思索着怎么说服自己儿子，一边就来到了刘守光的大帐。
刘守光不在营中，所以也没有人出来迎接，只有几个慌乱的值星军官匆忙向刘仁恭行礼，然后告诉他刘守光外出办理军务。
刘仁恭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他“唔”了一声，随意道了句：“去寻他，某在帐中等候。”便挑帘而入，连值星军官追在屁股后面的“刘管事在内”这句话也没听清楚。
直到坐于帅案之后，刘仁恭才发现边角上趴伏着一个人，正瑟瑟发抖，头埋于毡毯之上，看摸样似乎很熟悉。
刘仁恭一愣，道：“何人？”
那人抬起头来，一脸惨白道：“见过老爷。”
刘仁恭一看，却是内宅管事刘苟。(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黄巢起兵之后的这几十年中，尤其是九世纪之末、十世纪之初的这十年里，整个大唐天下都没有几天宁静日子。朝廷敕令不出京畿，地方藩镇动辄刀兵，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到了后天又联合起来打别人，可谓风雨飘摇、乱象丛生。
这是一个武将地位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天皇贵胄，什么鸿儒名臣，什么士家大族，统统被武将们打翻在地，毫不留情的踩于脚下。
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以某某属性分析社会现状得出所谓“天下割据之历史必然性”之类的话题，都是虚假的，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所谓朝廷弱势导致地方崛起，天子无法控制藩镇，这是以果代因，用结果来解释内因，换句话说就是将藩镇强势导致天子羸弱这句话颠倒过来，用以阐述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非要这么解释，很轻易就能找出两个例子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远一点的例子有安史之乱，近一些则有黄王之变，这两次被评为“摧毁朝廷统治根基”的动乱，实际上对于中央威权而言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央实权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凝聚作用。
通过平灭这两次动乱，肃宗朝廷和僖宗朝廷比其前代反而拥有了战斗力更强，且更能如臂使指的军队，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对于地方的威慑力要强出许多。事实也证明，这两次平灭动乱的最初几年里，朝堂的声势大涨，各地藩镇对中央律令无不敬畏遵循。
后世有人试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继而提出地主庄园经济导致了地方割据，但由此推导出来的结果却与现实不同。地主庄园盛行的恰恰是相对而言对朝廷最为顺服的江南地区，同时也是朝廷钱粮的主要来源地，而割据势力最强的中原、河北、河东、陇右等地，豪强士绅们反而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甚至几近绝迹。
如果想要理清一点头绪，搞清楚一点脉络，或许可以不用以那么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最简单也许最直接，也最指核心的一种解释就是——职业士兵的崛起。
大唐军制的演变经历过三个时期，唐初之时为府兵。府兵即都督府、军府之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户籍由军府掌握，出征时归于朝廷任命的折冲将军之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可以很好的避免将领拥兵自重的隐患。但这种兵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屯兵的形制，当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动盲目之时，依附于土地的府兵便失去了根基，成为了只在籍本册页上的虚拟名号。
这种状况到了开元之后爆显出来，玄宗皇帝不得不取消了府兵制，而改以募兵制。军队由镇戍各地的将军们征募，由将军们选拔和裁汰。为了减少钱粮转运的巨大消耗，朝廷逐渐以驻地自筹代替中枢调拨，于是军政统管的节度使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这是第二个时期，而这一军制的转变也立刻显现了其威力，开元、天宝之际，唐军对外作战胜多败少，威服四夷，震慑天下。
当然，这种做法也导致了节度们尾大不掉之势，由此而朝廷军权衰落，禁军无法与镇军相抗。
大唐朝廷是没有服役年限这一说法的，许多士兵在战斗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才华，经过历次战事的洗涤而成长，这样的士兵战斗经验异常丰富、军事嗅觉异常敏锐，平时可带兵，战时可冲阵，任何一个将军都不可能放任这样的士兵退出军队，于是很多士兵服役越来越长，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直到老。他们以厮杀为职业，以作战为己任，除了战斗之外一无所长，不务农、不经商、不为工、不科考，全家老小全靠军饷、缴获和赏赐为生。这就是第三个时期，职业士兵的诞生。
许多老兵立功后升迁为军官，然后将自己的一身本事教给子弟后辈，后辈们继续从军，再立新功，再传给下一辈。于是职业士兵阶层发展壮大，发展到后期便出现了职业军将世家，世代从军，以征战为业。他们不关心谁是将主，不关心谁是节帅，只关心自家利益，换句话说，谁能给自家带来好处，他们便拥护谁为将主。一旦将主或节帅做了出格的事情，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将顶头上司抛开，重新拥立新的节帅。他们无意于响应朝廷大义恢复朝廷权威，更不关心节帅是否壮大能够号令天下，他们可以为节帅对抗朝廷，也可以为朝廷攻打节帅，一切只看是否能为自家带来好处。
这就是藩镇割据百年，大唐却仍旧好生生的享有一统的原因。所以说这是一个职业士兵最辉煌的时代，职业士兵中的代表人物武将们地位最崇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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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化、天复年间，实际上乱象已经基本能够梳理出脉络，因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实力弱的藩镇被兼并得差不多了，天下间的形势可以隐约瞧出一些端倪。
粗略算下来，整个大唐有四处动乱之源。
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关内地区。这里主要是朝廷、凤翔、泾原、汾宁等诸势力争夺中央控制权的乱战。其特点是内侍和相公们反复政变、节度使不停带兵进京、天子随时打铺盖出逃。
河北、河东之地的连场大战，主要是宣武军对河东军、卢龙军的猛烈打压。其处军威最盛、厮杀最烈，动辄血流成河、村镇被屠。
两川之地，节度使王建经营蜀地，征讨顾彦晖。这里远离中原，还算稍显安定。
江南的乱源主要在淮南节度使和镇海节度使之间，杨行密和钱镏你来我往，反复争夺这片经济、人口逐渐发达的地区，以为将来称霸的根基。
事实上，在原有的历史脉络中，大唐灭亡后的形势已经于此时初见端倪。如果历史不做改变的话，东平王朱全忠将依靠宣武军强大的武力建立大梁，李克用将继续打着大唐的旗号对抗朱氏直至李存勖篡立，王建也将在两川建立蜀国，杨行密和钱镏则会成为吴国和吴越之主，继续不停打下去，而卢龙方面，刘氏则将成立燕国。
这样的形势非常混乱，如果非要找一个主要矛盾的话，应该在河北、河东战场，而非京畿、关内。
河北、河东战场分作两地，实则为一。河东面对的是宣武军主力，卢龙面对的是宣武军的仆从义武、成德和魏博。在天复元年的九月之间，双方聚拢实力，一场新的大战作势欲打。
在取得河东方面的谅解后，辽东郡王刘仁恭压下了反对应援的声音，开始为卢龙的未来奋力一搏。卢龙军侦骑四出，粮草云集，大军整装，随时准备向义武、成德和魏博三镇动手。
大军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刘仁恭在帅帐之中苦思良久，还是决定亲自去自家二郎刘守光的营寨一趟。他想要和刘守光好好谈一谈，大敌当前，虽然他以大帅的身份强行压下了反对意见，但还是希望能够从心底里说服自家二郎，取得以刘守光为首的一派尽心支持。
实际上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是相当怪异的举动，从公义上说，他是全军主帅，从私义来讲，他是刘守光的父亲，无论从哪一点讲起，都不应当是他主动去找刘守光，而是应该将刘守光唤至中军。这种做法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潜在意识——父子之间已经产生了裂隙，他已经对自家这个儿子有所忌惮了。
刘仁恭直入义儿军大营，无人敢于拦阻，也无人会去拦阻，他一边思索着怎么说服自己儿子，一边就来到了刘守光的大帐。
刘守光不在营中，所以也没有人出来迎接，只有几个慌乱的值星军官匆忙向刘仁恭行礼，然后告诉他刘守光外出办理军务。
刘仁恭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他“唔”了一声，随意道了句：“去寻他，某在帐中等候。”便挑帘而入，连值星军官追在屁股后面的“刘管事在内”这句话也没听清楚。
直到坐于帅案之后，刘仁恭才发现边角上趴伏着一个人，正瑟瑟发抖，头埋于毡毯之上，看摸样似乎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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