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帝国政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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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的民主，是一种皇权控制下的民主。杨亦并不是分权，而是要建立一种皇室和百姓双赢的长久稳定、充满活力的体制。当一个议员当选后，他可以获得一笔经费，供他开办二间办公室，一间在众议院
大院，另一个设在他的选区，并一定要设置出宣传栏，以便上传下达，任何一个议员，每七天必须有一天呆在他的选区办公室，与选民进行交流，路远的选区可以延长时间，把政府的政令法律向百姓传达，议员可用经费聘请助手，这些助手，一部分是固定职务，另一部分是学生，学生就叫做“实习生”政府各部门办公所在地，也都聘请有不少实习生。
另外，议员的所作所为，全部公示也就是这个议员当选后，有过什么提案，投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全部列举在众议院的公告牌里，每半年还发一次号外，发到选区，专门让百姓知道议员做过了什么事让百姓们知道，他们选出来的议员，是否为他们伸张心声大汉帝国法律中规定官员和群众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化、形式化、做秀等等。公民具有选举权和撤销权，官员的好不好，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居民满意指数，只要满意指数低于60%，居民就可以投票对官员进行撤职
居民满意指数的计算可以从犯罪率、破案率、行政效率、生活水平、居住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计算，一年进行一次民意投票，决定官员是留任还是撤职。大汉民国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官员的薪水可以达到全国人均工资的10倍以上，但对官员贪污腐败将重罚，最轻五年以上监禁最高死刑，凡是有任何不良记录的官员，撤销后永不录用米苏斯行省的人口，基本都是拉舍维尔世界的原住民，大脑中没有什么民主、人权的大概念。
大汉帝国本土政府根据这一情况，成立了“政策法律宣传部”，招聘了大约五万人左右的员工，奔赴米苏斯行省进行法律、法规、民主、人权等等的宣传，同时向米苏斯行省的原住民宣传大汉帝国的政策，解读大汉帝国的各种政策对人民的益处等等。农业兴，基础牢，农民稳，天下安“民以食为天”，这句在华夏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话，造就了华夏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农业被历朝历代政府当作基础产业发展，农民在国家中的社会地位仅次于皇室和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名。
虽然华夏历史上的历代文明都以农为本，但华夏的历代文明高峰都造就了举世繁荣的文化、政治、手工业、商业等等各方面成就。四大文明古国的华夏文明，正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可是说农业是国家的基石，国家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农业之上。一个人最基础的就是“生理需求”，而“生理需求”中衣、食、住、行最基础的则是“食”。缺少了食物，人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连生存都成问题，何谈其它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逐步解决生存危机的基础上。
华夏以农为本的历史发展，使华夏更早的摆脱了缺少食物的生存危机，从而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吃饱肚子之外。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的华夏人，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使华夏文明造就的辉煌成就一度成为地球的领头羊。所以大汉帝国在刚建立的时候就提出了“以农为本”的理念。以农为本的发展理念，并非轻视工业化的发展，而是以农业发展为根本核心，工业、商业、科技等发展围绕农业发展开来。拉舍维尔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农业人口占到了80%以上，远远高于杨亦穿越前的华夏。
随着大汉帝国的领地增多，农业人口也将直线上升，如果让这些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必然会更大程度的刺激内需，然后依靠巨大的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带动其他各行各业的成长。并且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国家的稳定，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一个以农业作为金字塔底经济结构的国家，一定可以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稳固屹立。当然，社会盛极而衰的发展定律依然无法避免，只能尽可能为自己营造更长的平稳生活。
大汉帝国第一时间推广的政策就是土地改革，主要是针对米苏斯行省。米苏斯行省是拉舍维尔世界的流放的地之一，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是一些在其它国家活不下去的平民或是受到歧视的种族。但他们在米苏斯行省生活的时候，也产生了大量的贵族和权力阶层，这些贵族和权力阶力把持了大量的土地，大部分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每年都要饿死不少的人。大汉帝国扫平了米苏斯境内的反对势力后，颁布了《大汉帝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贵族和权力阶层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没收一些贵族和权力阶层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贵族和权力阶层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以后的工业化发展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在没收一些贵族和权力阶层的土地的同时，保护富农、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大汉帝国还在宪法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侵占家农民土地。”
大汉帝国在土地改革中，双管齐下，针对不法贵族和权力阶层采取了强制行没收的暴力手段。而对一些没有什么恶行的贵族权力阶级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和平土改”。为了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大汉帝国重视和加强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土改工作进程的组织与管理。大汉帝国专门设立了由政府代表、土地问题专家和农业专家共同组成的“农业发展改革署”。“农发署”在土地改革中具体负责土地政策制定、土改运动组织、领导等工作。
“农发署”分别由高水平的农经专家组成，对土地政策的制定既富有远见又细致周密，并且让于“农发署”掌握着农业技术创新、土地改革推广的试验基金和，使“农发署”具有强有力的推动政策能力与资源。大汉帝国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运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FU败现象发生（现在虽然还没有FU败发生，但建立一种完善的体制是很有必要的），保证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土地银行作为“土改”的资金核算单位和政策执行机构。大汉帝国政府明确规定，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
按征收地主耕地地价的七成逐笔偿付地主，并按10年20期办理兑付，搭发一些国有企业公司股票，偿付地主其余三成地价。向领地或购地农民按10年20期征收现金或实物地价，全面办理农民在土改中的各项贷款等。在土改中贯彻“农民获地，贵族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贵族和权力阶层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为了确保政策公平和社会稳定，在土改中大汉帝国政府坚持对地主耕地的征收、放领均由政府居间办理，即由政府向地主征收土地，再转放予现耕农，在全过程中，不使贵族与佃农有任何直接接触，耕地所有权在融和气氛中顺利、有序地转移为耕者所有。大汉帝国政府还特别重视对自耕农的融资支持和法律保护。由于在土改中刚领有土地的自耕农，因地价负担沉重，经济基础尚未稳定，极易丧失其土地，再度沦为佃农。因此，大汉帝国政府一方面颁定法律，规定承领耕地在地价未缴清前不得转让，并防止冒名顶替承领及将承领耕地出租他人等流弊发生；另一方面则设置专项贷款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融资支持。
杨亦交给齐灵云的资金，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哗”地流了出去。大汉帝国政府在分配了大量土地给平民的同时，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和效率，由政府出资，成立了集体农庄。在集体农庄中，基本生产资料如大型农具、农业机械、役畜、畜群、经营用建筑物等等，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集体农庄员进行集体劳动，农庄的收入在扣除补偿生产资料消耗、提取公有基金以后，按庄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给个人消费。同时允许庄员保留一定数量的宅旁园地和小农具，自养一定数量的牲畜和家禽，经营家庭副业。
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必将拖国家发展的后腿。大汉帝国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取消了农民的一切税收，使得农民能够尽快富裕起来。拉舍维尔世界的社会体制和欧洲中世纪一样属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国家的税收大部分是靠向农民征收获得的。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什三到什七不等，有些黑心的贵主或领主甚至将税收提高到了什八或什九。大汉帝国免征农业税的做法可以说是拉舍维尔世界一大创举，对于杨亦以后征服其它国家有着巨大的作用。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一个人经常性地穷得掉渣，吃不饱饭自然不会去想什么民族大义、什么为国家奉献，只要谁给吃就跟谁混。杨亦现在做出了一个榜样，以后侵略其它国家，唱着“开了城门迎汉王，汉王来了不纳粮......。”必然可以得到其它国家的百姓拥戴。华夏历史上的李自成就是由于提出的口号“均田免赋”深得人心，在短短几年内，所率起义军便迅速从数千人扩充到百万以上，最后一直打到了北京城......。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裕、无商不活。大汉帝国在推行新农业政策的同时，也在推广新商业政策。地球华夏古代的商业发展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就，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这繁华的背后有两条线始终牵连着商业发展的轨迹。封建政府的国家垄断主意及重农抑商政策贯穿了华夏几千年的商业发展史。从战国时代的盐铁专营到清代国家对盐铁茶木等大宗商品的直接垄断，以及大量的官办产业，如官窑，直到清末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再到杨亦穿越前的国有企业垄断。商人要想经营商业必须得到国家的许可。其中，这些垄断行业凭借着行政权的垄断经营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
在华夏商业发展的历史上，始终存在这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这背后则是权与法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新华夏建立后社会上依然普遍存在，始终制约着华夏商业的自由发展。国家直接进入商业领域进行经营生产活动，并依靠自身掌握的巨大权力形成行业垄断。控制商业发展，使其始终在国家的掌控之下发展。政府干预市场在华夏是始终存在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虽然国家垄断维护的社会的稳定，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可以看到，为何资本主义在宋朝就已发芽，但却始终没有茁壮成长？活跃于明清商业的十大商帮为何都没落了？乃至现代社会的股市、楼市的疯狂，以及游资对农产品、大宗商品的炒作？这在很大方面和国家垄断有着直接的关系。民间闲散资金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国家垄断。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今华夏大企业为什么在国内牛气冲天但在国际上却举步艰难。华夏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问题出在哪？是因为那些大型企业集团依靠行政权力以垄断经营而获得超额垄断利益的，不能独自行走的企业，怎么会获得让对手真正尊重的实力？
正因为华夏的国有企业垄断，政府权力时刻干涉商业的发展等等导致贫富两极极度分化，政府越来越富，百姓越来越穷。杨亦穿越的时候华夏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有。可国内的大多数百姓却买不起房、治不起病、上不起学，生活拮据，有许多了温饱都成问题。本来这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放在哪个国家也是老百姓花钱的大事。但放在华夏却是更加放大了。住房，除了国外的房价没有我们虚高外，人家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买不起住房的起码还有房可住。
而华夏的老百姓却只有负担高房价或者是高房租的选择。教育，国外有昂贵的私立学校，也有政府补贴的公立学校，还有数量不菲的奖学金，穷人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公立大学完成学业，而不至于象华夏学费能逼死家长难死学生。医疗，国外百姓大多数享受着医疗保险，而国内却是很少人享受医疗保险，而且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医疗收费项目。当然你会说，那些例子是发达和准发达的国家，而华夏还属于经济刚起步的国家，我们还很穷可现实的情况却告诉所有人，华夏穷的是百姓，我们的国家一点都不穷。
不然华夏的财政收入怎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杨亦穿越前华夏的财政收入达到8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1.2万亿美元，可是同年的美国财政收入只有8000多亿美元。况且，美国还负担着地球最庞大的军事开支。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包括美国的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也是持此观点。而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也是由高税收来维持的。但华夏的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在华夏，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只是少数人。
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在华夏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0%以下，而且还在逐年降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更是把这些需要国家大量投入的行业变成了赚钱的途径，国家不仅不用投入还可以赚一大笔。而在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财政也有三分之一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香港港府下面有11个局，单是卫生福利局和教育统筹局两个局的支出就占到香港财政的50%以上。教育经费、医疗经费、科研等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持续保持低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
华夏的高税负达到何种地步？华夏内地则需交纳47个税种，税种越多，纳税越繁琐，程序越复杂，纳税成本越高。而且，华夏现行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由于名义税负过高，如果人人都照章纳税，税负将非常高。根据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华夏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各种税收悉数征收，将占到GDP的50%左右，如果加上各种收费，比例将非常惊人。事实上，税收相对比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才占到其GDP的30%左右。因而，华夏的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如果再算上，华夏人都知道的政府摊派的话...嘿嘿...。昔日西伯昌问姜子牙：“怎么样才能得到天下呢？”姜子牙说：“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富裕；仅存之国，使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这叫做上溢而下漏。”西伯昌马上让人打开粮仓赈济穷人，于是百姓欢欣鼓舞，西周日益强盛。荀子.王制中记载：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杨亦虽然对大汉帝国有着绝对的掌控权，也在变相地实行集权统治。但穿越前身受毒害的他却不会让大汉帝国走上穿越前华夏政府的老路。在杨亦的指示下，大汉帝国实行了藏富于民的商业政策，私有经济为主，国有经济为辅。
藏富于民利民利国，可促进国家的实质性发展，可激发民间的致富心理和创业热情，可永葆国民的爱国热忱。藏富于民的现实意义在于消除贫困，增加国民消费支出的可持续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化经济滞涨，减少腐败，消除社会“嫉公霍财”心理和行为，同时减轻巨额储备的管理难度。大汉帝国政府将通过政策和基础设施投入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使企业家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政府财政得以充盈。
然后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间层，充实中间层，扩大中间层。因为，只有中间层扩大了，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并维持稳定。中间层不仅是消费的主体，也是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由于中间层消费量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加服务产业人群，并引发水涨船高的增益效应。因此，中间层也是扶助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力量，是政府的一支看不见的扶贫之手。完善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调节政策以及完税监管，同时增加一次分配工资比例，二次分配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发展全社会保障体系。
这样既解决了收入悬殊的问题，又解决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问题，同时也使得中间层的不断扩大。国家投资建设的国有企业只针对于一些关系到国家命脉的行业，而且国有企业建立后，必须将向社会出售49%的股份。这些股份将零散地出售给普通民众，使得这些普通民众每年都能够依靠手中的股份获得红利。
（这两天事情太多，所以没时间更新，请大家原谅从明天开始每天继续保持5000字以上，这两天差的字数也会补起来谢谢大家的支持）V
大汉帝国的民主，是一种皇权控制下的民主。杨亦并不是分权，而是要建立一种皇室和百姓双赢的长久稳定、充满活力的体制。当一个议员当选后，他可以获得一笔经费，供他开办二间办公室，一间在众议院
大院，另一个设在他的选区，并一定要设置出宣传栏，以便上传下达，任何一个议员，每七天必须有一天呆在他的选区办公室，与选民进行交流，路远的选区可以延长时间，把政府的政令法律向百姓传达，议员可用经费聘请助手，这些助手，一部分是固定职务，另一部分是学生，学生就叫做“实习生”政府各部门办公所在地，也都聘请有不少实习生。
另外，议员的所作所为，全部公示也就是这个议员当选后，有过什么提案，投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全部列举在众议院的公告牌里，每半年还发一次号外，发到选区，专门让百姓知道议员做过了什么事让百姓们知道，他们选出来的议员，是否为他们伸张心声大汉帝国法律中规定官员和群众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化、形式化、做秀等等。公民具有选举权和撤销权，官员的好不好，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居民满意指数，只要满意指数低于60%，居民就可以投票对官员进行撤职
居民满意指数的计算可以从犯罪率、破案率、行政效率、生活水平、居住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计算，一年进行一次民意投票，决定官员是留任还是撤职。大汉民国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官员的薪水可以达到全国人均工资的10倍以上，但对官员贪污腐败将重罚，最轻五年以上监禁最高死刑，凡是有任何不良记录的官员，撤销后永不录用米苏斯行省的人口，基本都是拉舍维尔世界的原住民，大脑中没有什么民主、人权的大概念。
大汉帝国本土政府根据这一情况，成立了“政策法律宣传部”，招聘了大约五万人左右的员工，奔赴米苏斯行省进行法律、法规、民主、人权等等的宣传，同时向米苏斯行省的原住民宣传大汉帝国的政策，解读大汉帝国的各种政策对人民的益处等等。农业兴，基础牢，农民稳，天下安“民以食为天”，这句在华夏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话，造就了华夏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农业被历朝历代政府当作基础产业发展，农民在国家中的社会地位仅次于皇室和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名。
虽然华夏历史上的历代文明都以农为本，但华夏的历代文明高峰都造就了举世繁荣的文化、政治、手工业、商业等等各方面成就。四大文明古国的华夏文明，正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可是说农业是国家的基石，国家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农业之上。一个人最基础的就是“生理需求”，而“生理需求”中衣、食、住、行最基础的则是“食”。缺少了食物，人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连生存都成问题，何谈其它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逐步解决生存危机的基础上。
华夏以农为本的历史发展，使华夏更早的摆脱了缺少食物的生存危机，从而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吃饱肚子之外。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的华夏人，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使华夏文明造就的辉煌成就一度成为地球的领头羊。所以大汉帝国在刚建立的时候就提出了“以农为本”的理念。以农为本的发展理念，并非轻视工业化的发展，而是以农业发展为根本核心，工业、商业、科技等发展围绕农业发展开来。拉舍维尔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农业人口占到了80%以上，远远高于杨亦穿越前的华夏。
随着大汉帝国的领地增多，农业人口也将直线上升，如果让这些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必然会更大程度的刺激内需，然后依靠巨大的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带动其他各行各业的成长。并且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国家的稳定，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一个以农业作为金字塔底经济结构的国家，一定可以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稳固屹立。当然，社会盛极而衰的发展定律依然无法避免，只能尽可能为自己营造更长的平稳生活。
大汉帝国第一时间推广的政策就是土地改革，主要是针对米苏斯行省。米苏斯行省是拉舍维尔世界的流放的地之一，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是一些在其它国家活不下去的平民或是受到歧视的种族。但他们在米苏斯行省生活的时候，也产生了大量的贵族和权力阶层，这些贵族和权力阶力把持了大量的土地，大部分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每年都要饿死不少的人。大汉帝国扫平了米苏斯境内的反对势力后，颁布了《大汉帝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贵族和权力阶层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没收一些贵族和权力阶层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贵族和权力阶层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以后的工业化发展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在没收一些贵族和权力阶层的土地的同时，保护富农、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大汉帝国还在宪法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侵占家农民土地。”
大汉帝国在土地改革中，双管齐下，针对不法贵族和权力阶层采取了强制行没收的暴力手段。而对一些没有什么恶行的贵族权力阶级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和平土改”。为了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大汉帝国重视和加强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土改工作进程的组织与管理。大汉帝国专门设立了由政府代表、土地问题专家和农业专家共同组成的“农业发展改革署”。“农发署”在土地改革中具体负责土地政策制定、土改运动组织、领导等工作。
“农发署”分别由高水平的农经专家组成，对土地政策的制定既富有远见又细致周密，并且让于“农发署”掌握着农业技术创新、土地改革推广的试验基金和，使“农发署”具有强有力的推动政策能力与资源。大汉帝国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运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FU败现象发生（现在虽然还没有FU败发生，但建立一种完善的体制是很有必要的），保证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土地银行作为“土改”的资金核算单位和政策执行机构。大汉帝国政府明确规定，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
按征收地主耕地地价的七成逐笔偿付地主，并按10年20期办理兑付，搭发一些国有企业公司股票，偿付地主其余三成地价。向领地或购地农民按10年20期征收现金或实物地价，全面办理农民在土改中的各项贷款等。在土改中贯彻“农民获地，贵族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贵族和权力阶层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为了确保政策公平和社会稳定，在土改中大汉帝国政府坚持对地主耕地的征收、放领均由政府居间办理，即由政府向地主征收土地，再转放予现耕农，在全过程中，不使贵族与佃农有任何直接接触，耕地所有权在融和气氛中顺利、有序地转移为耕者所有。大汉帝国政府还特别重视对自耕农的融资支持和法律保护。由于在土改中刚领有土地的自耕农，因地价负担沉重，经济基础尚未稳定，极易丧失其土地，再度沦为佃农。因此，大汉帝国政府一方面颁定法律，规定承领耕地在地价未缴清前不得转让，并防止冒名顶替承领及将承领耕地出租他人等流弊发生；另一方面则设置专项贷款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融资支持。
杨亦交给齐灵云的资金，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哗”地流了出去。大汉帝国政府在分配了大量土地给平民的同时，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和效率，由政府出资，成立了集体农庄。在集体农庄中，基本生产资料如大型农具、农业机械、役畜、畜群、经营用建筑物等等，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集体农庄员进行集体劳动，农庄的收入在扣除补偿生产资料消耗、提取公有基金以后，按庄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给个人消费。同时允许庄员保留一定数量的宅旁园地和小农具，自养一定数量的牲畜和家禽，经营家庭副业。
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必将拖国家发展的后腿。大汉帝国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取消了农民的一切税收，使得农民能够尽快富裕起来。拉舍维尔世界的社会体制和欧洲中世纪一样属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国家的税收大部分是靠向农民征收获得的。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什三到什七不等，有些黑心的贵主或领主甚至将税收提高到了什八或什九。大汉帝国免征农业税的做法可以说是拉舍维尔世界一大创举，对于杨亦以后征服其它国家有着巨大的作用。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一个人经常性地穷得掉渣，吃不饱饭自然不会去想什么民族大义、什么为国家奉献，只要谁给吃就跟谁混。杨亦现在做出了一个榜样，以后侵略其它国家，唱着“开了城门迎汉王，汉王来了不纳粮......。”必然可以得到其它国家的百姓拥戴。华夏历史上的李自成就是由于提出的口号“均田免赋”深得人心，在短短几年内，所率起义军便迅速从数千人扩充到百万以上，最后一直打到了北京城......。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裕、无商不活。大汉帝国在推行新农业政策的同时，也在推广新商业政策。地球华夏古代的商业发展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就，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这繁华的背后有两条线始终牵连着商业发展的轨迹。封建政府的国家垄断主意及重农抑商政策贯穿了华夏几千年的商业发展史。从战国时代的盐铁专营到清代国家对盐铁茶木等大宗商品的直接垄断，以及大量的官办产业，如官窑，直到清末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再到杨亦穿越前的国有企业垄断。商人要想经营商业必须得到国家的许可。其中，这些垄断行业凭借着行政权的垄断经营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
在华夏商业发展的历史上，始终存在这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这背后则是权与法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新华夏建立后社会上依然普遍存在，始终制约着华夏商业的自由发展。国家直接进入商业领域进行经营生产活动，并依靠自身掌握的巨大权力形成行业垄断。控制商业发展，使其始终在国家的掌控之下发展。政府干预市场在华夏是始终存在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虽然国家垄断维护的社会的稳定，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可以看到，为何资本主义在宋朝就已发芽，但却始终没有茁壮成长？活跃于明清商业的十大商帮为何都没落了？乃至现代社会的股市、楼市的疯狂，以及游资对农产品、大宗商品的炒作？这在很大方面和国家垄断有着直接的关系。民间闲散资金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国家垄断。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今华夏大企业为什么在国内牛气冲天但在国际上却举步艰难。华夏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问题出在哪？是因为那些大型企业集团依靠行政权力以垄断经营而获得超额垄断利益的，不能独自行走的企业，怎么会获得让对手真正尊重的实力？
正因为华夏的国有企业垄断，政府权力时刻干涉商业的发展等等导致贫富两极极度分化，政府越来越富，百姓越来越穷。杨亦穿越的时候华夏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有。可国内的大多数百姓却买不起房、治不起病、上不起学，生活拮据，有许多了温饱都成问题。本来这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放在哪个国家也是老百姓花钱的大事。但放在华夏却是更加放大了。住房，除了国外的房价没有我们虚高外，人家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买不起住房的起码还有房可住。
而华夏的老百姓却只有负担高房价或者是高房租的选择。教育，国外有昂贵的私立学校，也有政府补贴的公立学校，还有数量不菲的奖学金，穷人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公立大学完成学业，而不至于象华夏学费能逼死家长难死学生。医疗，国外百姓大多数享受着医疗保险，而国内却是很少人享受医疗保险，而且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医疗收费项目。当然你会说，那些例子是发达和准发达的国家，而华夏还属于经济刚起步的国家，我们还很穷可现实的情况却告诉所有人，华夏穷的是百姓，我们的国家一点都不穷。
不然华夏的财政收入怎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杨亦穿越前华夏的财政收入达到8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1.2万亿美元，可是同年的美国财政收入只有8000多亿美元。况且，美国还负担着地球最庞大的军事开支。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包括美国的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也是持此观点。而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也是由高税收来维持的。但华夏的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在华夏，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只是少数人。
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在华夏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0%以下，而且还在逐年降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更是把这些需要国家大量投入的行业变成了赚钱的途径，国家不仅不用投入还可以赚一大笔。而在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财政也有三分之一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香港港府下面有11个局，单是卫生福利局和教育统筹局两个局的支出就占到香港财政的50%以上。教育经费、医疗经费、科研等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持续保持低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
华夏的高税负达到何种地步？华夏内地则需交纳47个税种，税种越多，纳税越繁琐，程序越复杂，纳税成本越高。而且，华夏现行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由于名义税负过高，如果人人都照章纳税，税负将非常高。根据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华夏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各种税收悉数征收，将占到GDP的50%左右，如果加上各种收费，比例将非常惊人。事实上，税收相对比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才占到其GDP的30%左右。因而，华夏的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如果再算上，华夏人都知道的政府摊派的话...嘿嘿...。昔日西伯昌问姜子牙：“怎么样才能得到天下呢？”姜子牙说：“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富裕；仅存之国，使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这叫做上溢而下漏。”西伯昌马上让人打开粮仓赈济穷人，于是百姓欢欣鼓舞，西周日益强盛。荀子.王制中记载：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杨亦虽然对大汉帝国有着绝对的掌控权，也在变相地实行集权统治。但穿越前身受毒害的他却不会让大汉帝国走上穿越前华夏政府的老路。在杨亦的指示下，大汉帝国实行了藏富于民的商业政策，私有经济为主，国有经济为辅。
藏富于民利民利国，可促进国家的实质性发展，可激发民间的致富心理和创业热情，可永葆国民的爱国热忱。藏富于民的现实意义在于消除贫困，增加国民消费支出的可持续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化经济滞涨，减少腐败，消除社会“嫉公霍财”心理和行为，同时减轻巨额储备的管理难度。大汉帝国政府将通过政策和基础设施投入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使企业家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政府财政得以充盈。
然后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间层，充实中间层，扩大中间层。因为，只有中间层扩大了，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并维持稳定。中间层不仅是消费的主体，也是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由于中间层消费量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加服务产业人群，并引发水涨船高的增益效应。因此，中间层也是扶助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力量，是政府的一支看不见的扶贫之手。完善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调节政策以及完税监管，同时增加一次分配工资比例，二次分配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发展全社会保障体系。
这样既解决了收入悬殊的问题，又解决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问题，同时也使得中间层的不断扩大。国家投资建设的国有企业只针对于一些关系到国家命脉的行业，而且国有企业建立后，必须将向社会出售49%的股份。这些股份将零散地出售给普通民众，使得这些普通民众每年都能够依靠手中的股份获得红利。
（这两天事情太多，所以没时间更新，请大家原谅从明天开始每天继续保持5000字以上，这两天差的字数也会补起来谢谢大家的支持）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