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围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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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太不寻常了。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一番话搅动一池春水。
12月3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时，痛斥某些资产管理人的“野蛮收购”。“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你有钱，举牌、要约收购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但是，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挑战职业操守的底线，这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根本不是金融创新。”
土豪、妖精、害人精、野蛮人、行业强盗，一连串的定性名词如标枪般投向某些“资产管理人”。
自任职证监会主席以来，刘士余一直低调行事，鲜有公开表态。然而刘主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此番言论，堪称“炮轰”，令市场闻之色变，估计更令某些资产管理人辗转难眠。
令人寻味的是，就在12月3日刘主席“炮轰”某些资产管理人的同一天，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也在另外一个场合公开“火烧”险资：保险公司如果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绕开监管，偿付能力监管、资本监管就变成了“马奇诺防线”，修得再好也没有用。
陈副主席还说道，“作为保险行业，风险管理应当是核心竞争力，有的公司把自身能不能可持续经营，能不能盈利，更多地寄希望于资产管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风险管理，并不是说资产管理不重要，它也很重要，但是不应该把它作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很难指望一个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能力可以比其他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还要强。”
相比刘主席称“资产管理人”，这多少还要让人猜测，陈副主席直截了当地剑指“保险公司”即市场所称的“险资”。陈副主席从根子上就怀疑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认为不可能比专业机构强。在陈副主席看来，保险公司应该回到其功能本位上来，那就是“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才算走正路。
监管层出手不良“资产管理”被初步定性
对于刘主席的“炮轰”和陈副主席的“火烧”，笔者有以下初步观察和判断：
在经历了“宝万事件”的长久争论、险资在资本市场继续的操作观察以及广泛征求和听取各界意见之后，或许政府高层对险资所谓的“资产管理”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定性判断以及政策处理结论。
这个定性判断已经体现在刘主席和陈副主席在谈话中所讲到的，归纳起来是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其资金来路不当；第二，其杠杆收购的作法不妥；第三，其资产管理的风险太大；第四，其对广大投资者不公、不义、不透明；第五，其对政府监管不忠、不义、不合；第六，其对自身定位、功能与职责不明、不符、不当；第七，其最终后果是对实体、上市公司、行业以及民族经济、国家发展危害很大。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险资对万科等上市公司的一系列的所谓“资产管理”的操作为“强盗”做法。
证监会、保监会官员同时发声是巧合吗？早在今年3月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还公开表示：“谈到举牌的问题，其实举牌是二级市场普通的股票投资行为，国际上保险资金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举牌越多我们刘主席是比较高兴的。”但从最近高层的表态来看，政策或将进行更细的规范和调整。
警惕华尔街危机覆辙
当中国经济金融化、证券化启动，政府在制度和规则上的完善与创新就变得至关重要。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政府制度创新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因而管制失控。其结果，美国政府被华尔街野蛮的强盗们骗了还在替他们数钞票，并且在金融危机后被迫替他们买单。“华尔街之狼”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不仅令美国自身陷入“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又将世界拉入经济危机，至今全球仍在承受这场危机的后果。
在金融、证券的规则制定与监管完善方面，如果美国都暴露出巨大漏洞的话，那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就更要小心。我们尚缺乏规则意识，也没有成熟的金融文化；我们更习惯的是产品经济而不是金融经济，更习惯管制而不是服务。当金融大潮袭来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华尔街的覆辙呢？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适当放慢金融化、证券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
所以，将刘主席与陈副主席的话结合起来，不妨作更大胆的判断与前瞻就是：
前一段金融化走得太快了，就像房价涨得太凶一样，现在必须进入调控阶段，就像房地产的调控一样；
金融部门现在需要放缓，中国经济必须首先保证实体与产业的发展；
王石、董明珠等产业企业家完胜，他们才是国家与民族的宝贝，与其相比，姚振华等金融大鳄就是野蛮人；
中国经济也还没有到被金融集团彻底绑架的地步。因此，未来的中国仍将坚持产业立国、实干兴邦的道路。
战后的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和最大的实体经济，但因为美元霸权，近30年来美国经济转为金融和服务业为主。美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其经济总量中70%是金融等服务业贡献，成为不折不扣的金融国家和虚拟经济体，这与中国、德国以实业立国相比，水分实在太大，也是完全不同的立国模式。
美国人可以用美元主导的虚拟经济方式来赚快钱，谁还有兴趣和耐性去辛辛苦苦地地从事实体经济？由于经济虚拟化，华尔街的利益终成为美国至上的国家利益，而美国的实体经不断被打压。至少短期内华尔街对美国的掌控很难有根本转变，制造业回归美国并不被看好。
今天的中国犹如一个年轻力壮的少年人，在对金融和虚拟经济红利想入非非时，不妨扪心自问：这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吗？这是现在我们就要走的路吗？我们走上这条路后，勤劳、踏实的那个“少年”还能回来吗？
我曾经出言提示：当此步步惊心时刻，战略制订者务必步步为营、慎之又慎！现在看来，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已作出正确的选择。
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导、以新型城镇化和创新为主线、以“共富拉动”激发消费与服务，以内需潜力释放为牵引，才真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正路与光明大道。
还好，股市稳住了，房地产调控了，现在“金融围猎”也要叫停了。中国这艘大船正在保持平衡、平稳的前进。
外一篇董明珠、王石赢了吗？
董明珠、王石赢了？说这话的人不是太傻太天真，就是不懂博弈，低估了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难度。
刘士余先生警告“妖精”后，某些资金有所收敛，保监会亮明了态度。12月5日，据保监会官网披露，近日，保监会下发监管函，针对万能险业务经营存在问题，并且整改不到位的前海人寿采取停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的监管措施；同时，针对前海人寿产品开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责令公司进行整改，并在三个月内禁止申报新的产品。对其他在万能险经营中存在类似问题的公司，保监会正密切关注其整改进展，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监管举措。12月6日，新浪财经从前海人寿客服处了解到，其万能险已暂停销售，何时恢复要等通知。
有些公司的有些品种受到了限制。有人据此认为，董明珠、王石已经胜利，并且将此称为“政治的胜利”，甚至认为王石借助了国企第一大股东打击了民企。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王石借助现在的华润？想什么呢？目前的企业可以分成有背景的妖精企业与无背景的民营企业。博弈过程将是漫长的，妖精不会那么快不吃人肉。
实际上，有关方面的态度不算清晰。12月6日，《中国保险报》发表了题为《险资不是妖精！稳定的资本市场必有险资做基石！》的文章，在一份代表行业监管层意志的报纸上出现了标题带有两个惊叹号的长文章，含义可想而知。
在上述文章中，对外经贸大学王国军先生认为，“目前，资本市场对举牌的资本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则和准入制度。在发生了影响资本环境的事件时，不能把商业道德当作挡箭牌，而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言下之意很明确，你制度没有设计好，关险资什么事啊，你倒是把自己的篱笆扎好啊。
市场意见针锋相对，在我的《支持刘士余》的文章下面，有将近一半的反对声音，有的直接谩骂，上来就问候先祖，言辞之下流让人叹为观止。近两天股市的下跌，让那些跟风盘损失惨重，谩骂成为一些赌徒找到替罪羊的最好途径。
这样的探讨方式无益于解决问题，在推诿责任的过程中，市场的杠杆大火越烧越烈，在崩盘前出手制止，利益受损者会大骂特骂，如果已经崩了盘，监管层更会被骂成狗。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股市，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热钱的汹涌与舆情的汹汹。
让我们向川普学习，绕开虚的，直击根本。
此次探讨回避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去年的股灾到今年的险资入市，就是实体收益较差、资金不进入实体，资产端恶化，形成杠杆市。
现在的M2是150万亿，实体经济回报率没有得到提升，这就意味着大部分资金不断进入虚拟经济，不是房地产，就是股市，不是股市，就是期市，这些市场只要有短期收益，就是资金逐鹿的目标。
通道有互联网、银行、券商等，分级基金、伞形信托一应俱全，短期资金换了一个又一个通道试图做庄，只要没有掀起大波澜，还能够打规则的擦边球，资金就会进入。如果目前150万亿的广义货币按照11％的增速上升，大家自行脑补，经过六年左右广义货币翻倍后，金融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盛况”。
万能险、分红险、投连险，尤其是现在大行其道的万能险之所以在市场上翻云覆雨，基本上是社会上找不到出路的热钱，以各种方式四处“流窜”。之所以用万能险这些方式，之所以进入股市，无非因为万能险是政策模糊地带，而股市有可趁之机。
推荐看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的一篇文章《清醒认识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今年8月29日发表，陈文辉直接指出了万能险的风险。首先是利差损风险。寿险公司保费快速增长非常令人担忧。伴随着规模增长的是负债成本的高企，有的万能险结算利率达到6%，再加上手续费佣金等费用，资金成本在8%，甚至更高达到10%，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已远远超过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收益水平。险企必然寻求激进的短期投资机会，才能覆盖成本，但由此造成一系列的乱像，期限错配等。
上世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寿险公司发生危机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沿着“规模扩张、成本提升、投资激进、泡沫破裂、流动性或偿付能力危机、破产倒闭”这一规律发展变化。
如果现在还不尽快意识到这一巨大的风险，想尽办法遮掩风险，就不是股市风险的问题，而是火烧连营般的金融风险。
如果董明珠、王石这样的企业家赢了，是中国经济与中国投资者的幸运，他们将改进自己的资本观，将形成一个良性生态。如果现在抱着金融教科书本，让中国经济疾速虚拟化，那是中国经济与投资者最大的不幸。
外二篇我们和金融魔鬼有个约会
魔鬼在我们的耳边轻言细语。它在教我们经济学。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财政亏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诱使皇帝发行纸币，谎称有足够的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可作储备。它说：“这种纸币，代替黄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数。”不可思议是，奇迹发生了，原来死气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纸币“不胫而走，无法收回；它像电掣般飞驰，四处散开。”
货币和金融蕴含着巨大的魔力。它们是我们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听我们的召唤而来，成为我们的奴仆。一旦失去控制，货币和金融又将恣意肆虐，把灾难带到人间。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说：“把金融炼金术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表明这个社会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船长之一，他的新书《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坊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书籍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担任财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几乎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默文·金看来，这些书的副标题大多可以写成：我是怎么拯救这个世界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什么是金融炼金术？人们相信纸币能够保存并随时兑换成购买力，人们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能够提现。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炼金术。金融炼金术的基础是人们对货币金融的信任，但这一基础却异常脆弱。正如《伦巴第街》的作者沃尔特·白哲特所说的：“我们的金融系统所独有的精髓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空前信任。可如果这种信任因为潜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伤互信，一件大事便几乎能摧毁它。”
维持币值的稳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历史上不乏恶性通货膨胀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极端势力的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整个20世纪，几乎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
保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也极其困难。当我们把钱存进银行之后，这些钱不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保险柜里，银行必须把钱贷款出去。当银行把钱贷款出去之后，原来的存款就变成了期限更长、风险更高的资产。除非工厂、机器设备、住宅和办公室能够在瞬间转化为现金，除非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只有一小部分储户到银行提取现金，否则，我们对银行的信任不过是一种盲信。
而维持币值稳定、保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货币能够保存并在未来兑现购买力。遗憾的是，货币并不能如我们所愿，不折不扣地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是不可预测的，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盲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对货币的讨论反而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Hahn）说的，最完善的经济学模型中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处。经济学教科书里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刻画市场经济体系。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处处出清，货币这种交易媒介可有可无。但这一模型有着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你必须假定，从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潜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须假定，你同时也能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潜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你，在经济学理论中，你们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们都能做出最优的选择。于是，市场价格毫无遗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给和需求。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们怎么才能预测出5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呢？除了石油的现货市场，你还需要石油的期货市场，但石油的期货价格和未来的真实价格很可能相差极大，因为它漏掉了很多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燃油，它们是石油市场上的大客户。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来五十年需要购买多少石油呢？理论上讲，这需要一个机票的期货市场。但为什么没有机票的期货市场呢？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哪一天需要坐飞机去哪里。再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因此家庭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协调其未来的支出计划。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既不是“硬预算约束”，也不是“软预算约束”，而是“模糊预算约束”。人们易于在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之间游移，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
在默文·金看来，由此带来的全球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因素。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难确定消费的上限，由此导致家庭的消费行为可能长期偏离可持续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国、印度、俄罗斯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分工，为全球化而生产的工人数量急剧暴增，全球贸易涌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被压低，利率持续保持在超低的水平。中国和德国是消费不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消费过度的代表。
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压力增加。当利率过低的时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开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们称之为“打着灯笼找收益”。为此，银行不断创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会受到企业希望借入款项的总额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并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大多数衍生品的买卖都是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之间的对手交易，其交易规模没有任何限制，风险敞口的规模没有上限，潜在的损失也没有上限。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各国央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贷存量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互联网泡沫的体量比次贷要高出8倍。然而，他们都看走眼了。根据次级贷款创造出来的衍生产品规模要大得多。这好比广场上两个老头在下棋，谁赢了谁得10块钱，但他们的后面围了一大堆有钱而无聊的看客，他们为谁能赢棋下注，赌注远远超过最初的10块钱。
与此同时，银行的杠杆率越来越高。银行原本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借贷，但如今越来越不依赖自有资金，而是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借贷。谁不这样做，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出局。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期限错配：负债的期限越来越短，资产的期限越来越长。批发融资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各大银行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大家相互交织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连累整个体系。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银行业的规模、集中度和风险度都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仅“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而且“紧密到不能倒”（tooconnectedtofail）。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我们找到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办法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个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需要计算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即按照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给它们不同的打分，最后加权得出安全资产的数量。这一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易于误导。我们如何判断各类资产的风险程度呢？只能靠历史经验。但我们何以能够断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资产，到明天不会出问题呢？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如果计算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北岩银行在英国各大银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钱借给别人用，但出问题的恰恰是北岩银行。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住房抵押贷款一直被视为高度安全的资产，北岩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默文·金建议，简单直观的指标才是更有效的，与其看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资本相对于未加权的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看似粗疏，但却更为准确。若看杠杆率，当时北岩银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60-80倍，理当引起监管者的关注。默文·金的这一建议，背后的方法论是，不要妄想准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要认为有了精巧的模型计算结果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谦卑，看大局、重视经验和常识。
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因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失衡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解决。当前的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从短期来看，利率并未低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又没有高到促使人们回归到正常的消费、储蓄轨道。凯恩斯还是对的，一个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忽涨忽跌。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央行进一步注入的资金很快就被囤积起来，我们已经掉进了利率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们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下，相反，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并降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由此导致投资下降。
我们用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给未来挖一个大坑。可以设想，超低利率条件下债务水平仍然会不断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债务违约的定时炸弹就会被引爆。当然，这可能会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世界经济会二度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沼。同样能够想象，超低利率导致房价提高，未来一代年轻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钱，债务负担会更重，代际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货币本是一种“社会契约”，一旦这种契约无非兑现，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爆发这些危机呢？我们并不知道。默文·金谈到，金融危机的第一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持续的时间可能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金融危机的第二规律是：当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走向破灭的时候，其发生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明知道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却仍然不愿意停步，或是换到另一条道路上。默文·金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局。旧的规则已经失效，各国之间的互信已经打碎，前方的航道到处是暗礁，但舵手们却犹豫迟疑，指望蒙混过关，或是奇迹发生。《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个米考伯先生，屡次失败，负债累累，但却总是幻想命运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关进债务监狱的时候，他还向大卫借钱买酒，喝了酒就高兴起来。
魔鬼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和金融魔鬼在未来还有一个约会。
上周末太不寻常了。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一番话搅动一池春水。
12月3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时，痛斥某些资产管理人的“野蛮收购”。“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你有钱，举牌、要约收购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但是，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挑战职业操守的底线，这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根本不是金融创新。”
土豪、妖精、害人精、野蛮人、行业强盗，一连串的定性名词如标枪般投向某些“资产管理人”。
自任职证监会主席以来，刘士余一直低调行事，鲜有公开表态。然而刘主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此番言论，堪称“炮轰”，令市场闻之色变，估计更令某些资产管理人辗转难眠。
令人寻味的是，就在12月3日刘主席“炮轰”某些资产管理人的同一天，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也在另外一个场合公开“火烧”险资：保险公司如果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绕开监管，偿付能力监管、资本监管就变成了“马奇诺防线”，修得再好也没有用。
陈副主席还说道，“作为保险行业，风险管理应当是核心竞争力，有的公司把自身能不能可持续经营，能不能盈利，更多地寄希望于资产管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风险管理，并不是说资产管理不重要，它也很重要，但是不应该把它作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很难指望一个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能力可以比其他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还要强。”
相比刘主席称“资产管理人”，这多少还要让人猜测，陈副主席直截了当地剑指“保险公司”即市场所称的“险资”。陈副主席从根子上就怀疑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认为不可能比专业机构强。在陈副主席看来，保险公司应该回到其功能本位上来，那就是“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才算走正路。
监管层出手不良“资产管理”被初步定性
对于刘主席的“炮轰”和陈副主席的“火烧”，笔者有以下初步观察和判断：
在经历了“宝万事件”的长久争论、险资在资本市场继续的操作观察以及广泛征求和听取各界意见之后，或许政府高层对险资所谓的“资产管理”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定性判断以及政策处理结论。
这个定性判断已经体现在刘主席和陈副主席在谈话中所讲到的，归纳起来是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其资金来路不当；第二，其杠杆收购的作法不妥；第三，其资产管理的风险太大；第四，其对广大投资者不公、不义、不透明；第五，其对政府监管不忠、不义、不合；第六，其对自身定位、功能与职责不明、不符、不当；第七，其最终后果是对实体、上市公司、行业以及民族经济、国家发展危害很大。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险资对万科等上市公司的一系列的所谓“资产管理”的操作为“强盗”做法。
证监会、保监会官员同时发声是巧合吗？早在今年3月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还公开表示：“谈到举牌的问题，其实举牌是二级市场普通的股票投资行为，国际上保险资金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举牌越多我们刘主席是比较高兴的。”但从最近高层的表态来看，政策或将进行更细的规范和调整。
警惕华尔街危机覆辙
当中国经济金融化、证券化启动，政府在制度和规则上的完善与创新就变得至关重要。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政府制度创新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因而管制失控。其结果，美国政府被华尔街野蛮的强盗们骗了还在替他们数钞票，并且在金融危机后被迫替他们买单。“华尔街之狼”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不仅令美国自身陷入“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又将世界拉入经济危机，至今全球仍在承受这场危机的后果。
在金融、证券的规则制定与监管完善方面，如果美国都暴露出巨大漏洞的话，那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就更要小心。我们尚缺乏规则意识，也没有成熟的金融文化；我们更习惯的是产品经济而不是金融经济，更习惯管制而不是服务。当金融大潮袭来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华尔街的覆辙呢？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适当放慢金融化、证券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
所以，将刘主席与陈副主席的话结合起来，不妨作更大胆的判断与前瞻就是：
前一段金融化走得太快了，就像房价涨得太凶一样，现在必须进入调控阶段，就像房地产的调控一样；
金融部门现在需要放缓，中国经济必须首先保证实体与产业的发展；
王石、董明珠等产业企业家完胜，他们才是国家与民族的宝贝，与其相比，姚振华等金融大鳄就是野蛮人；
中国经济也还没有到被金融集团彻底绑架的地步。因此，未来的中国仍将坚持产业立国、实干兴邦的道路。
战后的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和最大的实体经济，但因为美元霸权，近30年来美国经济转为金融和服务业为主。美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其经济总量中70%是金融等服务业贡献，成为不折不扣的金融国家和虚拟经济体，这与中国、德国以实业立国相比，水分实在太大，也是完全不同的立国模式。
美国人可以用美元主导的虚拟经济方式来赚快钱，谁还有兴趣和耐性去辛辛苦苦地地从事实体经济？由于经济虚拟化，华尔街的利益终成为美国至上的国家利益，而美国的实体经不断被打压。至少短期内华尔街对美国的掌控很难有根本转变，制造业回归美国并不被看好。
今天的中国犹如一个年轻力壮的少年人，在对金融和虚拟经济红利想入非非时，不妨扪心自问：这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吗？这是现在我们就要走的路吗？我们走上这条路后，勤劳、踏实的那个“少年”还能回来吗？
我曾经出言提示：当此步步惊心时刻，战略制订者务必步步为营、慎之又慎！现在看来，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已作出正确的选择。
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导、以新型城镇化和创新为主线、以“共富拉动”激发消费与服务，以内需潜力释放为牵引，才真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正路与光明大道。
还好，股市稳住了，房地产调控了，现在“金融围猎”也要叫停了。中国这艘大船正在保持平衡、平稳的前进。
外一篇董明珠、王石赢了吗？
董明珠、王石赢了？说这话的人不是太傻太天真，就是不懂博弈，低估了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难度。
刘士余先生警告“妖精”后，某些资金有所收敛，保监会亮明了态度。12月5日，据保监会官网披露，近日，保监会下发监管函，针对万能险业务经营存在问题，并且整改不到位的前海人寿采取停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的监管措施；同时，针对前海人寿产品开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责令公司进行整改，并在三个月内禁止申报新的产品。对其他在万能险经营中存在类似问题的公司，保监会正密切关注其整改进展，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监管举措。12月6日，新浪财经从前海人寿客服处了解到，其万能险已暂停销售，何时恢复要等通知。
有些公司的有些品种受到了限制。有人据此认为，董明珠、王石已经胜利，并且将此称为“政治的胜利”，甚至认为王石借助了国企第一大股东打击了民企。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王石借助现在的华润？想什么呢？目前的企业可以分成有背景的妖精企业与无背景的民营企业。博弈过程将是漫长的，妖精不会那么快不吃人肉。
实际上，有关方面的态度不算清晰。12月6日，《中国保险报》发表了题为《险资不是妖精！稳定的资本市场必有险资做基石！》的文章，在一份代表行业监管层意志的报纸上出现了标题带有两个惊叹号的长文章，含义可想而知。
在上述文章中，对外经贸大学王国军先生认为，“目前，资本市场对举牌的资本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则和准入制度。在发生了影响资本环境的事件时，不能把商业道德当作挡箭牌，而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言下之意很明确，你制度没有设计好，关险资什么事啊，你倒是把自己的篱笆扎好啊。
市场意见针锋相对，在我的《支持刘士余》的文章下面，有将近一半的反对声音，有的直接谩骂，上来就问候先祖，言辞之下流让人叹为观止。近两天股市的下跌，让那些跟风盘损失惨重，谩骂成为一些赌徒找到替罪羊的最好途径。
这样的探讨方式无益于解决问题，在推诿责任的过程中，市场的杠杆大火越烧越烈，在崩盘前出手制止，利益受损者会大骂特骂，如果已经崩了盘，监管层更会被骂成狗。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股市，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热钱的汹涌与舆情的汹汹。
让我们向川普学习，绕开虚的，直击根本。
此次探讨回避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去年的股灾到今年的险资入市，就是实体收益较差、资金不进入实体，资产端恶化，形成杠杆市。
现在的M2是150万亿，实体经济回报率没有得到提升，这就意味着大部分资金不断进入虚拟经济，不是房地产，就是股市，不是股市，就是期市，这些市场只要有短期收益，就是资金逐鹿的目标。
通道有互联网、银行、券商等，分级基金、伞形信托一应俱全，短期资金换了一个又一个通道试图做庄，只要没有掀起大波澜，还能够打规则的擦边球，资金就会进入。如果目前150万亿的广义货币按照11％的增速上升，大家自行脑补，经过六年左右广义货币翻倍后，金融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盛况”。
万能险、分红险、投连险，尤其是现在大行其道的万能险之所以在市场上翻云覆雨，基本上是社会上找不到出路的热钱，以各种方式四处“流窜”。之所以用万能险这些方式，之所以进入股市，无非因为万能险是政策模糊地带，而股市有可趁之机。
推荐看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的一篇文章《清醒认识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今年8月29日发表，陈文辉直接指出了万能险的风险。首先是利差损风险。寿险公司保费快速增长非常令人担忧。伴随着规模增长的是负债成本的高企，有的万能险结算利率达到6%，再加上手续费佣金等费用，资金成本在8%，甚至更高达到10%，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已远远超过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收益水平。险企必然寻求激进的短期投资机会，才能覆盖成本，但由此造成一系列的乱像，期限错配等。
上世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寿险公司发生危机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沿着“规模扩张、成本提升、投资激进、泡沫破裂、流动性或偿付能力危机、破产倒闭”这一规律发展变化。
如果现在还不尽快意识到这一巨大的风险，想尽办法遮掩风险，就不是股市风险的问题，而是火烧连营般的金融风险。
如果董明珠、王石这样的企业家赢了，是中国经济与中国投资者的幸运，他们将改进自己的资本观，将形成一个良性生态。如果现在抱着金融教科书本，让中国经济疾速虚拟化，那是中国经济与投资者最大的不幸。
外二篇我们和金融魔鬼有个约会
魔鬼在我们的耳边轻言细语。它在教我们经济学。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财政亏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诱使皇帝发行纸币，谎称有足够的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可作储备。它说：“这种纸币，代替黄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数。”不可思议是，奇迹发生了，原来死气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纸币“不胫而走，无法收回；它像电掣般飞驰，四处散开。”
货币和金融蕴含着巨大的魔力。它们是我们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听我们的召唤而来，成为我们的奴仆。一旦失去控制，货币和金融又将恣意肆虐，把灾难带到人间。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说：“把金融炼金术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表明这个社会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船长之一，他的新书《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坊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书籍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担任财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几乎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默文·金看来，这些书的副标题大多可以写成：我是怎么拯救这个世界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什么是金融炼金术？人们相信纸币能够保存并随时兑换成购买力，人们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能够提现。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炼金术。金融炼金术的基础是人们对货币金融的信任，但这一基础却异常脆弱。正如《伦巴第街》的作者沃尔特·白哲特所说的：“我们的金融系统所独有的精髓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空前信任。可如果这种信任因为潜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伤互信，一件大事便几乎能摧毁它。”
维持币值的稳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历史上不乏恶性通货膨胀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极端势力的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整个20世纪，几乎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
保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也极其困难。当我们把钱存进银行之后，这些钱不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保险柜里，银行必须把钱贷款出去。当银行把钱贷款出去之后，原来的存款就变成了期限更长、风险更高的资产。除非工厂、机器设备、住宅和办公室能够在瞬间转化为现金，除非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只有一小部分储户到银行提取现金，否则，我们对银行的信任不过是一种盲信。
而维持币值稳定、保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货币能够保存并在未来兑现购买力。遗憾的是，货币并不能如我们所愿，不折不扣地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是不可预测的，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盲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对货币的讨论反而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Hahn）说的，最完善的经济学模型中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处。经济学教科书里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刻画市场经济体系。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处处出清，货币这种交易媒介可有可无。但这一模型有着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你必须假定，从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潜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须假定，你同时也能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潜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你，在经济学理论中，你们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们都能做出最优的选择。于是，市场价格毫无遗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给和需求。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们怎么才能预测出5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呢？除了石油的现货市场，你还需要石油的期货市场，但石油的期货价格和未来的真实价格很可能相差极大，因为它漏掉了很多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燃油，它们是石油市场上的大客户。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来五十年需要购买多少石油呢？理论上讲，这需要一个机票的期货市场。但为什么没有机票的期货市场呢？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哪一天需要坐飞机去哪里。再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因此家庭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协调其未来的支出计划。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既不是“硬预算约束”，也不是“软预算约束”，而是“模糊预算约束”。人们易于在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之间游移，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
在默文·金看来，由此带来的全球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因素。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难确定消费的上限，由此导致家庭的消费行为可能长期偏离可持续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国、印度、俄罗斯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分工，为全球化而生产的工人数量急剧暴增，全球贸易涌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被压低，利率持续保持在超低的水平。中国和德国是消费不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消费过度的代表。
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压力增加。当利率过低的时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开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们称之为“打着灯笼找收益”。为此，银行不断创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会受到企业希望借入款项的总额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并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大多数衍生品的买卖都是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之间的对手交易，其交易规模没有任何限制，风险敞口的规模没有上限，潜在的损失也没有上限。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各国央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贷存量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互联网泡沫的体量比次贷要高出8倍。然而，他们都看走眼了。根据次级贷款创造出来的衍生产品规模要大得多。这好比广场上两个老头在下棋，谁赢了谁得10块钱，但他们的后面围了一大堆有钱而无聊的看客，他们为谁能赢棋下注，赌注远远超过最初的10块钱。
与此同时，银行的杠杆率越来越高。银行原本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借贷，但如今越来越不依赖自有资金，而是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借贷。谁不这样做，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出局。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期限错配：负债的期限越来越短，资产的期限越来越长。批发融资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各大银行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大家相互交织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连累整个体系。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银行业的规模、集中度和风险度都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仅“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而且“紧密到不能倒”（tooconnectedtofail）。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我们找到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办法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个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需要计算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即按照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给它们不同的打分，最后加权得出安全资产的数量。这一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易于误导。我们如何判断各类资产的风险程度呢？只能靠历史经验。但我们何以能够断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资产，到明天不会出问题呢？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如果计算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北岩银行在英国各大银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钱借给别人用，但出问题的恰恰是北岩银行。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住房抵押贷款一直被视为高度安全的资产，北岩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默文·金建议，简单直观的指标才是更有效的，与其看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资本相对于未加权的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看似粗疏，但却更为准确。若看杠杆率，当时北岩银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60-80倍，理当引起监管者的关注。默文·金的这一建议，背后的方法论是，不要妄想准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要认为有了精巧的模型计算结果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谦卑，看大局、重视经验和常识。
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因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失衡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解决。当前的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从短期来看，利率并未低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又没有高到促使人们回归到正常的消费、储蓄轨道。凯恩斯还是对的，一个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忽涨忽跌。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央行进一步注入的资金很快就被囤积起来，我们已经掉进了利率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们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下，相反，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并降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由此导致投资下降。
我们用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给未来挖一个大坑。可以设想，超低利率条件下债务水平仍然会不断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债务违约的定时炸弹就会被引爆。当然，这可能会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世界经济会二度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沼。同样能够想象，超低利率导致房价提高，未来一代年轻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钱，债务负担会更重，代际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货币本是一种“社会契约”，一旦这种契约无非兑现，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爆发这些危机呢？我们并不知道。默文·金谈到，金融危机的第一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持续的时间可能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金融危机的第二规律是：当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走向破灭的时候，其发生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明知道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却仍然不愿意停步，或是换到另一条道路上。默文·金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局。旧的规则已经失效，各国之间的互信已经打碎，前方的航道到处是暗礁，但舵手们却犹豫迟疑，指望蒙混过关，或是奇迹发生。《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个米考伯先生，屡次失败，负债累累，但却总是幻想命运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关进债务监狱的时候，他还向大卫借钱买酒，喝了酒就高兴起来。
魔鬼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和金融魔鬼在未来还有一个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