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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占领期间华巫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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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占领期间华巫矛盾的激化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并野蛮地蹂躏了马来亚（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令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社会出现倒退，人们难以聊生，马来亚华人更是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无妄之灾。日本占领当局在敌视各族人民的同时，针对各族群采取了分别对待态度，尤其是肆意挑拨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仇恨，使他们恶意相向，极大地恶化了两族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当局又迫使以马来人为主的各族上层与之合作，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军民，后者则把凡是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人当作军事打击的目标，予以痛击。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人与华人的两极化所沿路线是：马来人与日本人占领者基本上是合作的，华人则拿起武器，坚决反对日本占领者，而且，这一斗争与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保持着某种一致性。这期间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仅是以前的竞争关系，而是带有某种军事上的敌对关系。日本投降后，马来人与华人族群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社会继续陷入混乱之中，由此导致英**政府的成立。总之，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华巫两族关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队不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马来亚全境，它还一度完成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使整个马来亚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不是马来人自己实现并当家做主的统一。当时的统治中心是在新加坡（已改名为“昭南”），统治范围除马来亚外，还包括苏门答腊（马来属邦的玻璃市、吉达、吉兰丹、丁加奴等州于1943年10月被日本占领当局让度给了已是其同盟国的暹罗）。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亚大体上按照原有州行政区划被编为省，由日本人充任省长。马来苏丹虽保住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地位，但已被降为日本人的顾问；另设省参事会，委任各族代表组成。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教育奴化、甚至血腥屠杀，无所不用其极，致使马来亚的经济社会出现了全面倒退。自马来亚遭受殖民统治尤其是英国殖民统治以来，日本占领期间似乎唯一变本加厉的是以马来人和华人为主的族群矛盾的加深，族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严重，愈演愈烈。这直接来源于日本占领当局所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在族群间进行挑拨离间的做法。对于马来人，日本占领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其上层进行政治合作的传统，对于一般民众则大体上采取了怀柔态度，甚至利用马来人来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力量。“一般而言，对待马来人较其他族群要好，尤其是在行政上，一些已有行政经验者被委任为区一级官员，这些职位原来乃是由英国人充任的。马来人学校也受到了特殊对待，占领后的12个月内，马来半岛原有的885所学校中，就有721所获得重新开学。尽管也有一些强行征召的所谓‘志愿兵’，但是，那些作为治安维持员而加入自警团(Ji kei dan)和其他准军事后备组织的马来人，一般都能得到一定的优待。他们通过日本入主办的会议、语言训练和行政教育等获得了组织经验。马来妇女也得以能组织协会，1944年，还获准参加了后备武装。与印度尼西亚相比，日本人不太关注伊斯兰教，只是从1943年年中战争变得对日本人不利开始，注意培养马来民族主义。”
日本占领当局对待华人却是以一种仇视的态度。早在日本占领中国领土后，马来亚华人就是海外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积极力量，后来，他们又成为马来亚抗日斗争的中坚，对日本占领军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敌对立场，也为此献出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日本人的一切残暴统治也首当其冲地落在了华人的头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马来人来控制、打击华人，由此加深了两族间的仇视。
“日本人利用主要由马来人组成的马来亚警察来镇压华人的反抗运动。这自然导致华人的强烈愤怒，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就发生了对马来警察的报复。……在柔佛，日本人极力煽动马来人与华人相互仇视，结果导致Batu Pahat地方发生了冲突和伤亡。这些冲突似乎是由马来人挑起的。此时，两族群已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据说，日本投降后，还专门留了一部分武器装备予马来人，让他们用以对付华人。总之，日本的军事占领对马来亚的族群关系是极具破坏性的，它使马来人与华人两族间的怨恨情绪进一步演变为普遍的族群对立意识与行为，这造成了自殖民地独立运动以来两族间长期解不开的一个极大的心结。
二、日本占领期间马来族群意识的觉醒马来亚一直以来的政治分散以及遭受外来统治的状态，极大地阻碍了马来人（非马来亚）的社会发展，致使普通马来人中的地方忠诚（指各州的马来人对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地方权益的执著守护）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受这种地方忠诚影响，再加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某种信赖，马来人的族群意识因此出现的较晚。外来移民的到来，在其早期亦未能引发其族群意识的觉醒。
只是后来随着以华人为主的外来人口（包括后来构成马来人一部分的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的迅速增加及其相对经济优势的出现，以及在政治上对马来人构成某种威胁后，由此而引发的马来人的忧虑、不满乃至怨愤情绪，才逐步发展为自觉的族群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展为三种族群意识，这就是泛穆斯林族群意识、泛马来人族群意识和马来亚一马来人族群意识。具有改革意识的马来知识分子及其组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对这些族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在开始时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性质的，后来由于受马来人反对以华人和印度人为主的移民族群的影响，便逐渐演变为政治性质的。还有，“在马来族群意识演变中，（日本）占领期间是很重要的，因为由日本赞助的泛马来亚组织，主张一个更大、更统一的超越各州忠诚的马来亚。不仅如此，得到日本人赞同的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的穆斯林间的密切合作，亦为旧有的马来纽带注入了新的生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马来亚殖民地各类教育的发展，一些具有近代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先后登上了地区社会历史舞台。最早的是出现在海峡殖民地（中心在新加坡和槟城）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它由都市资产阶级中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虔诚穆斯林所发起，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马来化的阿拉伯与印度人(Jawi Peranakan)。运动受中东尤其是埃及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影响。“一些马来一阿拉伯人、半岛马来人、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等”，由开罗、汉志返回后，怀有一种要在当地振兴伊斯兰教的强烈愿望，以使之适应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19世纪后半叶，Jawi Peranakan组建了他们的协会“JawiPeranakan公会”，创办了同名杂志，其目标之一是规范已成为当地穆斯林共同语言的马来语。阿拉伯人也在新加坡创办了“Darul-Adab公会”和“Dar ul-Taadzim公会”，并在20世纪初与JawiPeranakan领导人一起创办了有名的“新加坡伊斯兰公会”(theIslamic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由他们发起的带有伊斯兰改革性质的运动，通过主办报纸杂志，宣扬纯净伊斯兰教，回归原始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团结主张，由此引发了同旧的马来民族和伊斯兰教上层势力的冲突，但在半岛的伊斯兰教师中却获得了支持。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改革运动出现**，成立了“笔友兄弟会”(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简称PASPAM或Sahabat Pe-na)，在其发展高峰，成员达一万多人，分会遍布马来亚各州，甚至婆罗洲，此时其改革目标已超出纯宗教范围，据说已开始强调马来人的“合作、思想统一、经济进步等”，其著名口号是“语言万岁！
民族万岁！”（Hidup BahasalHiduplah Bangsal）不过，这次高峰过后，由于改革的推动力量主要局限于穆斯林移民，而缺乏本地区马来人基础，便逐渐进入低潮。无论如何，19世纪末在马来亚开始的这一伊斯兰改革，作为世界性近代伊斯兰改革运动的一环，是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因此，从某个角度上看，它代表了马来亚穆斯林族群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马来人现代改革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些马来青年，在埃及伊斯兰改革人士反殖民统治思想的影响下，与同在埃及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一起创办了Seruan Azhar和Pilehan Timour两个杂志，发表文章，表达其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殖民统治的、泛马来亚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些人回国后，与本地接受过马来语教育的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联合，谋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统一，但其最终目标却是在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Raya)或大马来亚(yu Raya)之下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这一目标与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据说还有印度的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关。
这批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是在马来语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来自农村，而不是城市，都有很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的事业当时也得到了一些接受过英语教育的马来人新闻工作者和政府职员的支持。1938年，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还建立了准政治性组织“马来青年联盟”( Kesatuan yu Muda)，组织中心主要在吉隆坡。日本占领期间，尽管该组织的独立主张对日本人有所危害而于1942年6月被解散，但是，这批知识分子的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联为一体的建国理想最终却得到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支持（1945年7月）。当时，在Ibrahim Yaacob和Burhanuddin Al-Helmy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半岛印度尼西亚人联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后改为KekuatanRakyat Indonesia Istimewa/“印度尼西亚人民力量”），号召在“满刺加城堡的废墟上”建立“独立的精神”。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后，为这一运动带来了更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后期成立的Partai Kebangsaan yu Muda，在提出自治、改革等主张的同时，号召马来人团结一致，建立种族和谐，使马来亚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并采用了印度尼西亚旗作党旗。值得注意的是，二战期间由日本占领当局支持建立的马来人组织，如准军事的青年组织“祖国保卫者”( Penah Air)，也被一些更为激进的人士用来谋求独立目的。显然，这一运动所代表的马来族群意识还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并不局限于马来亚或者后来的马来西亚，而是一种泛马来人的族群意识。
马来人自己也于1888年在柔佛和新加坡创办了一个协会“语言学知识学习与教育学会”( Pakatan Belajar ahuan Bahasa)，其任务之一是寻找与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英语词汇相关的马来语词。1924年，泛马来亚的文学协会“学习促进会”
( PersekutuanKeahuan)成立，其目的是统一马来语拼写并开创当代马来文学。1926年，由于操马来语穆斯林内部（马来人同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间）出现分化，导致第一个马来人政治组织的形成，这就是“新加坡马来同盟”(Kesatuan yuSingapura)。就在20世纪上半叶，马来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了一批英语教育出身的官僚人士，他们“享有传统的政治地位和魅力以及现代教育双重优势，在殖民时代结束前在各州行政以及马来联邦民政部门中均有其代表”。这些人系政府官员或职员出身，熟悉殖民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英国殖民统治关系密切，且是这一统治的受益者，尤其对华人所拥有较强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权益要求有全面的了解，所以，由他们在30年代创建并领导的各州马来人协会，一开始就以不反对殖民统治，而针对所谓华人等移民族群的“威胁”以巩固马来人特权为主要目标，如1938年成立的“马来人公会”(Persatuan yu)，其后在吉隆坡创建的“雪兰莪马来人公会”( Persatuan ngor)就公开主张禁止移民，但印尼人不包括在内。在这些人士及其组织的推动下，还召开过两次泛马来亚大会（1939年和1940年），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共同推进马来人进步事业。以此，“明显地展示了这一战前仅有的大规模运动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特征，而这正是其具有相当可观的马来人基础使然的。作为沙文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而不是政治民族主义的组织，这些协会表达了对以各州为基础的马来传统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同等的热情，以此在当时定居于马来亚的外国人的贪婪要求下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我们毫不怀疑，马来协会运动及其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不管其多久才能来临，那时，马来人会提出从英国统治下‘民族’独立的要求，他们亦渴望为此而努力工作。”的确，正是由于这一运动及其领导人倾向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在日本占领期间自然无法得到支持而继续发展，但是，二战后以马来人为首的马来亚国家独立运动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它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是正在觉醒的马来亚的马来人族群意识。
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其人口迅速增长的以华人为主的外来移民的威胁，马来统治上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族群意识亦在不断加强，他们要求英国殖民当局下放政治权利，给予马来人以保留地和参政的特权地位，限制外来移民（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移民，而不包括甚至鼓励印尼移民）的到来，其激进派甚至强烈反对殖民统治，要求独立，并推动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等，并为此而组织各类协会，倡导民族和宗教改革，所以这些，尽管在马来人内部因其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未形成统一共识，至于泛马来亚发展的时代亦未真正到来，但是，却昭示着马来族群这时正在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进入现代自觉发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时，关于“马来人”的定义，亦被提出来成为探讨的主题。如1939年和1940年召开的各州马来协会的泛马来亚（亦包括砂拉越和文莱）大会所发动的“马来血统纯洁运动”，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40年10月，《现代之光》(The ht)在一封题为“马来人是谁？”的“致马来统治者、首领和议员的公开信”中就讲道：“根据这一运动，马来人是指其男系双亲为这个马来半岛或马来群岛任何相邻岛屿上的土著（这样便排除了其父系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则包括在内）。”并继续讲道：“也许，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人和阿拉伯与印裔人有所误解，这是出于商业上的敌对或其他个人原因；但发生这些误解的人却无权向任何人灌输他们‘仇恨的说教’以反对他们自己的敌人，更不用说反对那些马来州的人了。”这反映了关于“马来人”定义讨论的背景，即马来亚本土的马来人与马来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分布于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槟城，且一般都属于较富裕阶层。无论如何，这一问题更直接地反映了马来人的族群意识的确是正在加强。
三、日本占领期间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就一般情况而非个别情况而言，华人在历史上向包括今马来西亚在内的“南洋”地区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当他们深深地融人当地现代经济建设并为之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后，这块浸透着他们无数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们落地生根的栖身之地，所以，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或迟或早地生发出一种本土意识，乃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广大移民对中国这个他们曾经的祖国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难以轻言放弃的，而且，在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时代，商人的漂泊生活，还不足以令他们在异土他乡长久地扎下根来（不排除个别少量情况），但到了现代商品经济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需要他们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业，并为此而提出在当地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基础的全面奠定，他们的本土意识才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只是这一天的来临比较晚而已。而由此所引发的与原住民的利益冲突或为当地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一般说来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提醒人们一定要以一种常态心理对待之，而不是要对之大惊小怪。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首先反映在华人移民人口的两性结构比例的变化上。历史上，东南亚华人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直到19世纪末，移民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悬殊，如1891年，霹雳州华人男女比例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还有20%参与妓业。这反映了马来亚的一般情况。尽管在马来亚华人可与当地妇女结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华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面的需要，但事实证明这只占少数，因此，华人男女比例相差悬殊状况多少还是反映了华人移民并未抱定扎根本土的决心，他们出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钱，当然也有少数是为了避难等其他原因。有学者把清政府限制妇女移民看做是马来亚华人妇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政府对于男性移民也同样是限制的，但他们仍能冲破阻力甚至冒杀头危险来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应有同样的决心和智慧让大量女性移民来到马来亚。这样，大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来亚现代经济发展相同步，当地的华人男女比例也开始逐步获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后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后，由于当地华人或生产对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移民条例亦未能限制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颁布后，她们却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达l000：513，1947年再上升为1000: 833。毫无疑问，半个世纪内马来亚华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个方面看，正好反映了华人的本土意识的增强，反过来，亦为其扎根当地提供了动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来亚华人性别比例趋进平衡，必然导致当地出生的儿童人数的增加，这又促进华人教育的发展，如以1938年情况为例，在各语言源流学校中，华人小学的学校、教师和注册学生数都是最高的。
马来西亚华人本土意识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开始关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不管是以哪一种原因来到马来亚，华人移民在这里的主要关心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后，亦开始提出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上层联合统治下，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如“亲马来人”的土地保护法令、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等，这无疑使华人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本来就有的密切关系。再就是，马来亚的华人由于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次政治变迁亦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参与，甚至中国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派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他们或亲自来新马等地活动（办报、办学校、成立各种组织、搞政治宣传等），或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有时亦把党派斗争引入进来，而当地华人则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所以，他们本来就不缺乏政治觉悟和经验，是因为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权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识。另外，二战前，英国殖民政府也已经适当地照顾到了华人的参政要求，因而使他们有了当地的政治经验，以及深入参政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发展态势，才引起了马来人的全面恐慌。而当华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发出“谁说这是马来人的国家？”的质问的时候，局面显然更为难堪了。如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中的一名华人代表Lig Yan在发出这样的质问后，又讲道：“当Light船长到来的时候，难道他看到过马来人吗？看到过马来村庄吗？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作为苦力——当苦力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而努力工作，他们没有把钱寄回中国。他们在这里结婚、花钱，就是这样，政府才能把这个国家由丛林带入文明。我们与这个国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在这里，尽管话语显得很激进，但是，却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华人对当地的政治认同，显然他是从华人已为当地做出牺牲和贡献这一资格来讲这番话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或类似的心理，所以，当英国殖民政府把马来联邦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时，华人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马来人。
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槟城和马六甲是华人在马来亚定居较早的地方，所以，华人的本土意识最早在这里出现也绝非偶然。事实上，正是当地出生并受过英国教育的海峡华人最早掀起了“以马来亚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其最有影响的组织有“不列颠海峡华人协会”(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该协会最早发起成立于新加坡（1900年），随后在马六甲和槟城都建有分会。主要代表海峡殖民地受过英语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马来亚华人政治上认同当地的组织。其成员有大商人、业主，也有来自“华人顾问委员会”(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s)、联邦立法委员会、州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其领袖如陈祯禄曾提出过殖民地自治主张，并号召华人培养自己对本土忠诚的情感。日本占领期间，又在印度成立了“海外华人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着手制定有关马来亚解放后华人前途的计划。
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以后，华人的本土意识又进一步从提出政治要求而落实为行动，这就是在马来亚**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了当地的抗日斗争之中，他们甚至提出驱逐日本，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实际上，马来亚华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与中国反日斗争一直保持着同步发展的联系。在历次反日**中，新马华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日斗争募捐等活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以著名华人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筹赈总会”甚至包括了多达45个组织，所以，从道义上和物质上都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新加坡和马来亚被占领后，广大华人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本土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贡献甚至得到了英国殖民官员的认同。这期间，马来亚**(1927年成立时称“南洋**”，1930年改为现名)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直奋战在抗日的最前线，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斗争纲领的及时变化，代表了华人本土意识的变化。马来亚**成立早期，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出发，提出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打倒马来封建势力，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等斗争纲领。鲜明地表明了马来亚**立足于马来亚本土的斗争立场。抗日斗争开始后，马共多次调整自己的斗争路线，先是提出“团结马来亚各民族与协助英国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马来亚”，继而确立了“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以及“建立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马来亚”的斗争纲领。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的这一纲领的提出，尤其是视马来亚为“祖国” 的思想转变之完成，而在纲领中仅把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联合的对象等，标志着日本占领期间至少是以马共为主的华人的马来亚本土意识已基本形成，而它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出现，早在二战前，在当地华人思想舆论界也已有明显反应。1941年4月，一位名叫李秋的作者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论马华民族属性问题”，表示马来亚华人在本地定居已有长久历史，他们应被称做“马华”，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战后初期，另一位作者屈哲夫在文章“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中，则进一步提出“华族”概念，用来替代马来亚“华侨”之称呼，他认为大部分华侨此时在南洋都已不是侨居而是定居了，他们也早已成了为当地作贡献的建设主体，而不再是客体。当然相反的意见也有存在。无论如何，马来亚华人的本土意识，通过舆论界的讨论，反而会更有利于启发人们认真思考。二战后，效忠本土亦成了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之一，如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ion)，其目标就是“通过向马来人灌输超越其对苏丹的自然之忠诚的国家忠诚，……以及让非马来民族在其祖先故乡的思乡之情中醒来，使各族树立对马来亚的真正的忠诚感”。
一、日本占领期间华巫矛盾的激化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并野蛮地蹂躏了马来亚（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令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社会出现倒退，人们难以聊生，马来亚华人更是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无妄之灾。日本占领当局在敌视各族人民的同时，针对各族群采取了分别对待态度，尤其是肆意挑拨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仇恨，使他们恶意相向，极大地恶化了两族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当局又迫使以马来人为主的各族上层与之合作，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军民，后者则把凡是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人当作军事打击的目标，予以痛击。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人与华人的两极化所沿路线是：马来人与日本人占领者基本上是合作的，华人则拿起武器，坚决反对日本占领者，而且，这一斗争与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保持着某种一致性。这期间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仅是以前的竞争关系，而是带有某种军事上的敌对关系。日本投降后，马来人与华人族群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社会继续陷入混乱之中，由此导致英**政府的成立。总之，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华巫两族关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队不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马来亚全境，它还一度完成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使整个马来亚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不是马来人自己实现并当家做主的统一。当时的统治中心是在新加坡（已改名为“昭南”），统治范围除马来亚外，还包括苏门答腊（马来属邦的玻璃市、吉达、吉兰丹、丁加奴等州于1943年10月被日本占领当局让度给了已是其同盟国的暹罗）。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亚大体上按照原有州行政区划被编为省，由日本人充任省长。马来苏丹虽保住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地位，但已被降为日本人的顾问；另设省参事会，委任各族代表组成。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教育奴化、甚至血腥屠杀，无所不用其极，致使马来亚的经济社会出现了全面倒退。自马来亚遭受殖民统治尤其是英国殖民统治以来，日本占领期间似乎唯一变本加厉的是以马来人和华人为主的族群矛盾的加深，族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严重，愈演愈烈。这直接来源于日本占领当局所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在族群间进行挑拨离间的做法。对于马来人，日本占领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其上层进行政治合作的传统，对于一般民众则大体上采取了怀柔态度，甚至利用马来人来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力量。“一般而言，对待马来人较其他族群要好，尤其是在行政上，一些已有行政经验者被委任为区一级官员，这些职位原来乃是由英国人充任的。马来人学校也受到了特殊对待，占领后的12个月内，马来半岛原有的885所学校中，就有721所获得重新开学。尽管也有一些强行征召的所谓‘志愿兵’，但是，那些作为治安维持员而加入自警团(Ji kei dan)和其他准军事后备组织的马来人，一般都能得到一定的优待。他们通过日本入主办的会议、语言训练和行政教育等获得了组织经验。马来妇女也得以能组织协会，1944年，还获准参加了后备武装。与印度尼西亚相比，日本人不太关注伊斯兰教，只是从1943年年中战争变得对日本人不利开始，注意培养马来民族主义。”
日本占领当局对待华人却是以一种仇视的态度。早在日本占领中国领土后，马来亚华人就是海外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积极力量，后来，他们又成为马来亚抗日斗争的中坚，对日本占领军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敌对立场，也为此献出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日本人的一切残暴统治也首当其冲地落在了华人的头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马来人来控制、打击华人，由此加深了两族间的仇视。
“日本人利用主要由马来人组成的马来亚警察来镇压华人的反抗运动。这自然导致华人的强烈愤怒，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就发生了对马来警察的报复。……在柔佛，日本人极力煽动马来人与华人相互仇视，结果导致Batu Pahat地方发生了冲突和伤亡。这些冲突似乎是由马来人挑起的。此时，两族群已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据说，日本投降后，还专门留了一部分武器装备予马来人，让他们用以对付华人。总之，日本的军事占领对马来亚的族群关系是极具破坏性的，它使马来人与华人两族间的怨恨情绪进一步演变为普遍的族群对立意识与行为，这造成了自殖民地独立运动以来两族间长期解不开的一个极大的心结。
二、日本占领期间马来族群意识的觉醒马来亚一直以来的政治分散以及遭受外来统治的状态，极大地阻碍了马来人（非马来亚）的社会发展，致使普通马来人中的地方忠诚（指各州的马来人对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地方权益的执著守护）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受这种地方忠诚影响，再加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某种信赖，马来人的族群意识因此出现的较晚。外来移民的到来，在其早期亦未能引发其族群意识的觉醒。
只是后来随着以华人为主的外来人口（包括后来构成马来人一部分的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的迅速增加及其相对经济优势的出现，以及在政治上对马来人构成某种威胁后，由此而引发的马来人的忧虑、不满乃至怨愤情绪，才逐步发展为自觉的族群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展为三种族群意识，这就是泛穆斯林族群意识、泛马来人族群意识和马来亚一马来人族群意识。具有改革意识的马来知识分子及其组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对这些族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在开始时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性质的，后来由于受马来人反对以华人和印度人为主的移民族群的影响，便逐渐演变为政治性质的。还有，“在马来族群意识演变中，（日本）占领期间是很重要的，因为由日本赞助的泛马来亚组织，主张一个更大、更统一的超越各州忠诚的马来亚。不仅如此，得到日本人赞同的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的穆斯林间的密切合作，亦为旧有的马来纽带注入了新的生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马来亚殖民地各类教育的发展，一些具有近代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先后登上了地区社会历史舞台。最早的是出现在海峡殖民地（中心在新加坡和槟城）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它由都市资产阶级中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虔诚穆斯林所发起，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马来化的阿拉伯与印度人(Jawi Peranakan)。运动受中东尤其是埃及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影响。“一些马来一阿拉伯人、半岛马来人、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等”，由开罗、汉志返回后，怀有一种要在当地振兴伊斯兰教的强烈愿望，以使之适应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19世纪后半叶，Jawi Peranakan组建了他们的协会“JawiPeranakan公会”，创办了同名杂志，其目标之一是规范已成为当地穆斯林共同语言的马来语。阿拉伯人也在新加坡创办了“Darul-Adab公会”和“Dar ul-Taadzim公会”，并在20世纪初与JawiPeranakan领导人一起创办了有名的“新加坡伊斯兰公会”(theIslamic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由他们发起的带有伊斯兰改革性质的运动，通过主办报纸杂志，宣扬纯净伊斯兰教，回归原始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团结主张，由此引发了同旧的马来民族和伊斯兰教上层势力的冲突，但在半岛的伊斯兰教师中却获得了支持。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改革运动出现**，成立了“笔友兄弟会”(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简称PASPAM或Sahabat Pe-na)，在其发展高峰，成员达一万多人，分会遍布马来亚各州，甚至婆罗洲，此时其改革目标已超出纯宗教范围，据说已开始强调马来人的“合作、思想统一、经济进步等”，其著名口号是“语言万岁！
民族万岁！”（Hidup BahasalHiduplah Bangsal）不过，这次高峰过后，由于改革的推动力量主要局限于穆斯林移民，而缺乏本地区马来人基础，便逐渐进入低潮。无论如何，19世纪末在马来亚开始的这一伊斯兰改革，作为世界性近代伊斯兰改革运动的一环，是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因此，从某个角度上看，它代表了马来亚穆斯林族群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马来人现代改革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些马来青年，在埃及伊斯兰改革人士反殖民统治思想的影响下，与同在埃及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一起创办了Seruan Azhar和Pilehan Timour两个杂志，发表文章，表达其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殖民统治的、泛马来亚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些人回国后，与本地接受过马来语教育的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联合，谋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统一，但其最终目标却是在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Raya)或大马来亚(yu Raya)之下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这一目标与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据说还有印度的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关。
这批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是在马来语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来自农村，而不是城市，都有很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的事业当时也得到了一些接受过英语教育的马来人新闻工作者和政府职员的支持。1938年，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还建立了准政治性组织“马来青年联盟”( Kesatuan yu Muda)，组织中心主要在吉隆坡。日本占领期间，尽管该组织的独立主张对日本人有所危害而于1942年6月被解散，但是，这批知识分子的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联为一体的建国理想最终却得到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支持（1945年7月）。当时，在Ibrahim Yaacob和Burhanuddin Al-Helmy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半岛印度尼西亚人联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后改为KekuatanRakyat Indonesia Istimewa/“印度尼西亚人民力量”），号召在“满刺加城堡的废墟上”建立“独立的精神”。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后，为这一运动带来了更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后期成立的Partai Kebangsaan yu Muda，在提出自治、改革等主张的同时，号召马来人团结一致，建立种族和谐，使马来亚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并采用了印度尼西亚旗作党旗。值得注意的是，二战期间由日本占领当局支持建立的马来人组织，如准军事的青年组织“祖国保卫者”( Penah Air)，也被一些更为激进的人士用来谋求独立目的。显然，这一运动所代表的马来族群意识还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并不局限于马来亚或者后来的马来西亚，而是一种泛马来人的族群意识。
马来人自己也于1888年在柔佛和新加坡创办了一个协会“语言学知识学习与教育学会”( Pakatan Belajar ahuan Bahasa)，其任务之一是寻找与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英语词汇相关的马来语词。1924年，泛马来亚的文学协会“学习促进会”
( PersekutuanKeahuan)成立，其目的是统一马来语拼写并开创当代马来文学。1926年，由于操马来语穆斯林内部（马来人同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间）出现分化，导致第一个马来人政治组织的形成，这就是“新加坡马来同盟”(Kesatuan yuSingapura)。就在20世纪上半叶，马来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了一批英语教育出身的官僚人士，他们“享有传统的政治地位和魅力以及现代教育双重优势，在殖民时代结束前在各州行政以及马来联邦民政部门中均有其代表”。这些人系政府官员或职员出身，熟悉殖民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英国殖民统治关系密切，且是这一统治的受益者，尤其对华人所拥有较强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权益要求有全面的了解，所以，由他们在30年代创建并领导的各州马来人协会，一开始就以不反对殖民统治，而针对所谓华人等移民族群的“威胁”以巩固马来人特权为主要目标，如1938年成立的“马来人公会”(Persatuan yu)，其后在吉隆坡创建的“雪兰莪马来人公会”( Persatuan ngor)就公开主张禁止移民，但印尼人不包括在内。在这些人士及其组织的推动下，还召开过两次泛马来亚大会（1939年和1940年），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共同推进马来人进步事业。以此，“明显地展示了这一战前仅有的大规模运动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特征，而这正是其具有相当可观的马来人基础使然的。作为沙文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而不是政治民族主义的组织，这些协会表达了对以各州为基础的马来传统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同等的热情，以此在当时定居于马来亚的外国人的贪婪要求下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我们毫不怀疑，马来协会运动及其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不管其多久才能来临，那时，马来人会提出从英国统治下‘民族’独立的要求，他们亦渴望为此而努力工作。”的确，正是由于这一运动及其领导人倾向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在日本占领期间自然无法得到支持而继续发展，但是，二战后以马来人为首的马来亚国家独立运动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它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是正在觉醒的马来亚的马来人族群意识。
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其人口迅速增长的以华人为主的外来移民的威胁，马来统治上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族群意识亦在不断加强，他们要求英国殖民当局下放政治权利，给予马来人以保留地和参政的特权地位，限制外来移民（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移民，而不包括甚至鼓励印尼移民）的到来，其激进派甚至强烈反对殖民统治，要求独立，并推动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等，并为此而组织各类协会，倡导民族和宗教改革，所以这些，尽管在马来人内部因其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未形成统一共识，至于泛马来亚发展的时代亦未真正到来，但是，却昭示着马来族群这时正在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进入现代自觉发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时，关于“马来人”的定义，亦被提出来成为探讨的主题。如1939年和1940年召开的各州马来协会的泛马来亚（亦包括砂拉越和文莱）大会所发动的“马来血统纯洁运动”，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40年10月，《现代之光》(The ht)在一封题为“马来人是谁？”的“致马来统治者、首领和议员的公开信”中就讲道：“根据这一运动，马来人是指其男系双亲为这个马来半岛或马来群岛任何相邻岛屿上的土著（这样便排除了其父系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则包括在内）。”并继续讲道：“也许，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人和阿拉伯与印裔人有所误解，这是出于商业上的敌对或其他个人原因；但发生这些误解的人却无权向任何人灌输他们‘仇恨的说教’以反对他们自己的敌人，更不用说反对那些马来州的人了。”这反映了关于“马来人”定义讨论的背景，即马来亚本土的马来人与马来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分布于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槟城，且一般都属于较富裕阶层。无论如何，这一问题更直接地反映了马来人的族群意识的确是正在加强。
三、日本占领期间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就一般情况而非个别情况而言，华人在历史上向包括今马来西亚在内的“南洋”地区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当他们深深地融人当地现代经济建设并为之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后，这块浸透着他们无数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们落地生根的栖身之地，所以，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或迟或早地生发出一种本土意识，乃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广大移民对中国这个他们曾经的祖国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难以轻言放弃的，而且，在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时代，商人的漂泊生活，还不足以令他们在异土他乡长久地扎下根来（不排除个别少量情况），但到了现代商品经济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需要他们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业，并为此而提出在当地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基础的全面奠定，他们的本土意识才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只是这一天的来临比较晚而已。而由此所引发的与原住民的利益冲突或为当地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一般说来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提醒人们一定要以一种常态心理对待之，而不是要对之大惊小怪。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首先反映在华人移民人口的两性结构比例的变化上。历史上，东南亚华人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直到19世纪末，移民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悬殊，如1891年，霹雳州华人男女比例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还有20%参与妓业。这反映了马来亚的一般情况。尽管在马来亚华人可与当地妇女结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华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面的需要，但事实证明这只占少数，因此，华人男女比例相差悬殊状况多少还是反映了华人移民并未抱定扎根本土的决心，他们出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钱，当然也有少数是为了避难等其他原因。有学者把清政府限制妇女移民看做是马来亚华人妇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政府对于男性移民也同样是限制的，但他们仍能冲破阻力甚至冒杀头危险来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应有同样的决心和智慧让大量女性移民来到马来亚。这样，大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来亚现代经济发展相同步，当地的华人男女比例也开始逐步获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后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后，由于当地华人或生产对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移民条例亦未能限制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颁布后，她们却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达l000：513，1947年再上升为1000: 833。毫无疑问，半个世纪内马来亚华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个方面看，正好反映了华人的本土意识的增强，反过来，亦为其扎根当地提供了动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来亚华人性别比例趋进平衡，必然导致当地出生的儿童人数的增加，这又促进华人教育的发展，如以1938年情况为例，在各语言源流学校中，华人小学的学校、教师和注册学生数都是最高的。
马来西亚华人本土意识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开始关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不管是以哪一种原因来到马来亚，华人移民在这里的主要关心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后，亦开始提出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上层联合统治下，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如“亲马来人”的土地保护法令、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等，这无疑使华人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本来就有的密切关系。再就是，马来亚的华人由于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次政治变迁亦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参与，甚至中国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派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他们或亲自来新马等地活动（办报、办学校、成立各种组织、搞政治宣传等），或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有时亦把党派斗争引入进来，而当地华人则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所以，他们本来就不缺乏政治觉悟和经验，是因为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权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识。另外，二战前，英国殖民政府也已经适当地照顾到了华人的参政要求，因而使他们有了当地的政治经验，以及深入参政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发展态势，才引起了马来人的全面恐慌。而当华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发出“谁说这是马来人的国家？”的质问的时候，局面显然更为难堪了。如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中的一名华人代表Lig Yan在发出这样的质问后，又讲道：“当Light船长到来的时候，难道他看到过马来人吗？看到过马来村庄吗？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作为苦力——当苦力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而努力工作，他们没有把钱寄回中国。他们在这里结婚、花钱，就是这样，政府才能把这个国家由丛林带入文明。我们与这个国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在这里，尽管话语显得很激进，但是，却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华人对当地的政治认同，显然他是从华人已为当地做出牺牲和贡献这一资格来讲这番话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或类似的心理，所以，当英国殖民政府把马来联邦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时，华人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马来人。
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槟城和马六甲是华人在马来亚定居较早的地方，所以，华人的本土意识最早在这里出现也绝非偶然。事实上，正是当地出生并受过英国教育的海峡华人最早掀起了“以马来亚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其最有影响的组织有“不列颠海峡华人协会”(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该协会最早发起成立于新加坡（1900年），随后在马六甲和槟城都建有分会。主要代表海峡殖民地受过英语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马来亚华人政治上认同当地的组织。其成员有大商人、业主，也有来自“华人顾问委员会”(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s)、联邦立法委员会、州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其领袖如陈祯禄曾提出过殖民地自治主张，并号召华人培养自己对本土忠诚的情感。日本占领期间，又在印度成立了“海外华人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着手制定有关马来亚解放后华人前途的计划。
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以后，华人的本土意识又进一步从提出政治要求而落实为行动，这就是在马来亚**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了当地的抗日斗争之中，他们甚至提出驱逐日本，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实际上，马来亚华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与中国反日斗争一直保持着同步发展的联系。在历次反日**中，新马华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日斗争募捐等活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以著名华人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筹赈总会”甚至包括了多达45个组织，所以，从道义上和物质上都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新加坡和马来亚被占领后，广大华人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本土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贡献甚至得到了英国殖民官员的认同。这期间，马来亚**(1927年成立时称“南洋**”，1930年改为现名)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直奋战在抗日的最前线，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斗争纲领的及时变化，代表了华人本土意识的变化。马来亚**成立早期，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出发，提出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打倒马来封建势力，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等斗争纲领。鲜明地表明了马来亚**立足于马来亚本土的斗争立场。抗日斗争开始后，马共多次调整自己的斗争路线，先是提出“团结马来亚各民族与协助英国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马来亚”，继而确立了“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以及“建立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马来亚”的斗争纲领。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的这一纲领的提出，尤其是视马来亚为“祖国” 的思想转变之完成，而在纲领中仅把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联合的对象等，标志着日本占领期间至少是以马共为主的华人的马来亚本土意识已基本形成，而它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出现，早在二战前，在当地华人思想舆论界也已有明显反应。1941年4月，一位名叫李秋的作者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论马华民族属性问题”，表示马来亚华人在本地定居已有长久历史，他们应被称做“马华”，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战后初期，另一位作者屈哲夫在文章“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中，则进一步提出“华族”概念，用来替代马来亚“华侨”之称呼，他认为大部分华侨此时在南洋都已不是侨居而是定居了，他们也早已成了为当地作贡献的建设主体，而不再是客体。当然相反的意见也有存在。无论如何，马来亚华人的本土意识，通过舆论界的讨论，反而会更有利于启发人们认真思考。二战后，效忠本土亦成了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之一，如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ion)，其目标就是“通过向马来人灌输超越其对苏丹的自然之忠诚的国家忠诚，……以及让非马来民族在其祖先故乡的思乡之情中醒来，使各族树立对马来亚的真正的忠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