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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华人南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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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华人南移，直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马来西亚研究：民族与公民》一书的作者总结道：他们在中国遇到了困境、华南政治不稳定而马来亚稳定、锡和橡胶工业的发展、移民设施（汽船和移民机构）的进步以及华人的勤劳和喜欢游历的性格等均是其南移的原因。《马来西亚华人史》一书在谈到华人“出洋与移民的动因”时，也列举了以下若干方面：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出征及访问南海促成航海业发达、（华南）农业经济崩溃、营商得利的诱惑与鼓励、政治动乱与国家法制的压力，这是内在动因，此外，还有外在动因：欧洲资本主义者寻求大量劳工、航运工具现代化、采锡业和橡胶业兴起、殖民地政府的劳工政策等。也有学者把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人口压力以及各种“天灾”视为原因。
还有学者在国内南洋华侨地区所做相关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905个调查样本中，出于经济压迫原因移民的为633个，占69.95%；在南洋的关系协助下移民的为176个，占19.45%；另外两个原因是天灾和企图事业的发展，各占3.430%和2.87%。总之，要说华人南移的原因，既有自然灾害方面的，亦有社会压迫和斗争失败方面的；有中国国内的原因，即有学者所谓的“内在逼迫”，亦有来自东南亚等国外方面的外因，即所谓的“外在吸引”；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亦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有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被绑架或贩卖到马来亚等南洋地区者，如罪恶的“猪仔”贸易就是。就主观方面的原因而言，在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华人特别富于海外冒险精神、特别希望通过海外奋斗以达致发财致富目的的期许心理等因素是绝对不应忽视的，而这些恰是他们身处大陆和海洋双重环境为其培育出来的，而一般不会为内陆中国人所具备，所以，他们之构成当今世界各地华人的主流这一情况，乃是事出有因的。
正如《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所讲：“以16世纪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为背景，英国于1786年在槟城设立第一个自由港而在此区域扩展，替华人移民至东南亚开了一个新纪元”。对于马来半岛而言，来到这里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尽管他们同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但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亦是一个渐进（尽管加速度很快）的过程，所以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葡萄牙人所代表的基本上还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从地域方面看仅限于原满剌加王朝统辖范围，即使从经济方面看，也不外是想利用满刺加原有的国际商港的地位和基础，再加上他们有“巨炮利兵”保护的“大舶”，继续古老的海洋贸易而已。“佛朗机擅夺天朝受封之夷，据有其地，且驾大舶，操凶器往来交易，争斗杀伤，此南服祸始也。”荷兰人虽有荷属东印度公司坐镇东南亚（在雅加达），但其试图实施垄断贸易的做法以及对中国商人一度采取的敌对态度，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与马来半岛的贸易往来。另外，尽管在地域上，荷兰殖民主义者除满剌加外，也曾扩张其势力于吉达、霹雳等地，但是，并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什么大的贡献，相反，由于战争和殖民压迫的影响，却连满刺加原有的商业繁荣都没有维持下去。总之，在葡萄牙与荷兰人殖民统治时期，马来半岛的华人移民，数量上并未大量增加，其性质仍不外以原有商业移民为主。到1786年英国人莱特上校登上槟榔屿时，据说这里至少有3位华人，满剌加毫无疑问是马来半岛华人居住较早、较多的地方，也仅有2161人（1750年）。
1786年至1963年，为英国殖民主义者逐步渗透并全面统治今马来西亚时期。在这一统治的中前期，从总的方面看，马来半岛的政治环境相对较为安定，经济社会发展亦相对较为迅速，更主要的是，她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之路，而告别了以往海洋贸易独占鳌头的经济局面。这期间，马来亚在继续发展转口贸易、大规模扩大采锡工业的同时，进一步迎来了农业商品化。正是受经济空前增长对劳动力需要陡升的影响，华人南移在此期间一再掀起**，其性质除了商业移民外，亦包括各类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务工人以及其他经济、社会职业人士，但大体上仍不出经济移民范畴，这与华人移民多数为经济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原因亦是一致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马来亚华人不关心所在国的政治以及族群的整体利益，而只关心个人发财致富这一重大特征，以致影响到了华人族群在当今马来西亚的地位和权益。
英国人统治的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华人移民迅速增加的情况可从下列数字窥得一斑：1842年，槟榔屿和马六甲（满剌加）的华人人口已上升为16595人；1860年、1871年、1881年，槟城州与马六甲的华人人口的连续增长情况分别为46261人、56302人、87095人。至于今西马范畴内，以前的增长情况缺乏统计，现有资料显示：1891年、1901年共有华人人口分别为269902人和419355人。
东马砂拉越和沙巴两州华人移民的情况，在其主要作为经济移民（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仍是以商业移民为主）的性质并与当地经济开发建设有关这一点上，与西马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是，也有许多重要的特殊情况，如砂拉越的早期华人移民中有的并不是直接来自中国，而是从西婆罗洲移入的。18世纪后期，大批华人移民集中到西婆罗洲的Pontianak(坤甸)、Sambas（三发）、Mon-trado(蒙脱拉度)等地，从事黄金开采，他们在这里组织了有名的自治组织——公司。后来由于受荷兰殖民者的挤压和内讧的双重驱使，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有华人转徙至砂拉越的石隆门等地，在这里有的继续开采金矿，有的从事农业垦殖。1841年，英国人James Brooke从文莱苏丹手中取得砂拉越的统治权，此后该“白人家族”为发展农业，开发垦殖区，吸引了大批华人移民，主要的农业种植是胡椒和甘密，此外也包括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沙巴华人的有计划移民出现的较晚，此前据说仅在西海岸的Papar有少量定居。1881年，英国皇家公司( Chartered Company)取得了沙巴的统治权，为开发农业——先以烟草种植为主，后为树胶种植取代，从中国引入大批移民。值得指出的是，沙巴华人移民中有一支来自中国东北，这打破了以往华人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闽粤两省的惯例。这批华人是1913年招募来的，共有107家，430多人，被安置在亚庇附近的Kinarut(金拿律)地区，从事稻米和树胶垦殖。据说如今仍有千余人住在山东村（或称“津榜村”）内。东马两州的华人人口的增长在二战前主要是以移民为主，二战后则以自然增长为主。根据1991年的人口统计，砂拉越当年有华人人口475752人，沙巴为218233人。此前一年的有关资料指出，在马来西亚全部华人人口的5260 000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9.6%)中，西马占87%，砂拉越占9.2%，沙巴占3.80%。所以，尽管东马的华人人口绝对数（1991年达693985人）也不容忽视，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的绝大多数显然集中在西部马来西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二战前砂拉越和沙巴两州华人人口的增长情第三节华人的亚族群——方言群中国的汉人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族群，其民族语言——汉语的方言结构亦十分复杂，有七大方言之说，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马来西亚的华人保留了这一族群和语言的复杂性，在这七大方言中，至少占有三种，即闽（闽南或福建）、粤（广府或广东）、客家三大方言。实际上，这里的每一个方言本身又是由一些更小的方言组合而成的亚方言群，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一般不区分方言层次，而是针对所有的不同方言，将华人分为10个方言群，其中，9个为确定的独立方言群，另外一个是“其他”，又包括若干小的方言。这9个独立的方言群除了闽南、广府、客家等方言外，还有潮州、海南（琼州）、广西、福州、兴化和福清等方言。这实际上是在华人亚族群的划分上，亦参考了他们原有的籍贯区别。一般而言，籍贯不同，其方言多少会有差异，所以，这样划分亦有其合理性。关于20世纪西马华人各亚族群不同时期所占其族群总人口的比重，下表可以作一参考。另外，根据有关研究，南洋移民的原居地闽南粤东一带的居民，大体上可分为三系，即泉漳为一系（闽南人），潮汕为一系（福老人），梅县五属（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大埔）为一系（客家人）。马来西亚华人追根溯源亦应不出此三系范围。
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群划分，体现着他们十分看重方言与籍贯认同，而体现这一认同心理的各类会馆的建立，则在其现实生活中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实际上发挥着某种群内自助、自治功能，并构成着华人社会政治之重要基础。
——闽南人。又称福建人，来到马来亚之初多聚集于马六甲、槟城、新加坡等地，后随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向其他城镇发展，因此，相较其他华人群体，城镇化水平较高，从事商人和店主职业者也较多，但亦有从事农业者。
——客家人。较倾向于乡居，传统职业是矿工和经营农业，但也经营商业，一度称雄于药材店、当铺、布店、裁缝及白铁店。客家人在雪兰莪的卢骨(Lukut)、干征(Kanching)、暗邦(Ambang)、双溪芙蓉(Sungai Ujong)以及霹雳的太平等地锡矿的开采，有过重要的贡献。广东嘉应客家人还先在西婆罗洲后在砂拉越的石隆门一带开采金矿，史载：“百年前广东嘉应州客人曾建独立国于此，号称‘三条沟公司’，施行自治，年号日‘正立’，完全为一独立共和之国度。‘公司’者，乃当时吾侨通用之名词，犹今代‘共和’、‘共和民主’之谓也。该国由西婆兰芳大公司分出，并曾领用其自铸之钱币，形式一如我国古代之制钱，廓圆、孔方，正间志‘三条沟公司’，反面铸‘正立’等字，战前古晋博物院所有二枚，即巴古出土之物，此种钱币当时曾流行于印尼属西婆罗洲山口羊、三发、坤甸及兰芳大总制辖境各地。”（叶华芬语）
——广府人。又称广东人，多居住于城镇，除经营酒楼餐饮业外，传统职业还包括锡矿矿工和手工业者，如木匠、铜匠、铁匠等。
广府人曾积极参与霹雳甘文珍地区的锡矿开采。
——潮州人。城乡均有分布，除在杂货业及陶瓷生意较具实力外，也积极从事蔬菜、家禽、水果、海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潮州人还是最早在威斯利省和槟城经营甘蔗园，在柔佛经营甘密和胡椒者。早在1800年以前，潮州人就在威省中南部沿海一带，以中国传统的方法种植甘蔗等农作物，1810年以后，又率先在原始森林中开辟甘蔗园。
——海南人。传统职业在城镇者为咖啡店、酒吧和饭馆老板，在新、马两地，“海南咖啡”和“海南鸡饭”早有闻名，亦有经营日常生活用品者，在乡村的则主要是从事割胶业。根据1970年的人口统计，当时海南人人口为159210人，其中，西马145758人，东马13452人，超过万人以上的各州为：雪兰莪（34967人）、柔佛（30790人）、霹雳（17541人）、马六甲（15900人）、槟城(14324人)。
——广西人。多居住在乡村，擅长经营咖啡店和理发店。
——福州人。多居住在乡村，以经营农业为主。
——兴化人。19世纪80年代后始移民到马来亚，一开始做人力车夫，后来转行从事脚车店、三轮车、轮胎、电池、汽车、机车零件及有关交通业方面的经营。
——福清人。情况与兴化人大体相同。
历史上华人南移，直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马来西亚研究：民族与公民》一书的作者总结道：他们在中国遇到了困境、华南政治不稳定而马来亚稳定、锡和橡胶工业的发展、移民设施（汽船和移民机构）的进步以及华人的勤劳和喜欢游历的性格等均是其南移的原因。《马来西亚华人史》一书在谈到华人“出洋与移民的动因”时，也列举了以下若干方面：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出征及访问南海促成航海业发达、（华南）农业经济崩溃、营商得利的诱惑与鼓励、政治动乱与国家法制的压力，这是内在动因，此外，还有外在动因：欧洲资本主义者寻求大量劳工、航运工具现代化、采锡业和橡胶业兴起、殖民地政府的劳工政策等。也有学者把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人口压力以及各种“天灾”视为原因。
还有学者在国内南洋华侨地区所做相关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905个调查样本中，出于经济压迫原因移民的为633个，占69.95%；在南洋的关系协助下移民的为176个，占19.45%；另外两个原因是天灾和企图事业的发展，各占3.430%和2.87%。总之，要说华人南移的原因，既有自然灾害方面的，亦有社会压迫和斗争失败方面的；有中国国内的原因，即有学者所谓的“内在逼迫”，亦有来自东南亚等国外方面的外因，即所谓的“外在吸引”；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亦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有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被绑架或贩卖到马来亚等南洋地区者，如罪恶的“猪仔”贸易就是。就主观方面的原因而言，在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华人特别富于海外冒险精神、特别希望通过海外奋斗以达致发财致富目的的期许心理等因素是绝对不应忽视的，而这些恰是他们身处大陆和海洋双重环境为其培育出来的，而一般不会为内陆中国人所具备，所以，他们之构成当今世界各地华人的主流这一情况，乃是事出有因的。
正如《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所讲：“以16世纪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为背景，英国于1786年在槟城设立第一个自由港而在此区域扩展，替华人移民至东南亚开了一个新纪元”。对于马来半岛而言，来到这里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尽管他们同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但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亦是一个渐进（尽管加速度很快）的过程，所以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葡萄牙人所代表的基本上还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从地域方面看仅限于原满剌加王朝统辖范围，即使从经济方面看，也不外是想利用满刺加原有的国际商港的地位和基础，再加上他们有“巨炮利兵”保护的“大舶”，继续古老的海洋贸易而已。“佛朗机擅夺天朝受封之夷，据有其地，且驾大舶，操凶器往来交易，争斗杀伤，此南服祸始也。”荷兰人虽有荷属东印度公司坐镇东南亚（在雅加达），但其试图实施垄断贸易的做法以及对中国商人一度采取的敌对态度，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与马来半岛的贸易往来。另外，尽管在地域上，荷兰殖民主义者除满剌加外，也曾扩张其势力于吉达、霹雳等地，但是，并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什么大的贡献，相反，由于战争和殖民压迫的影响，却连满刺加原有的商业繁荣都没有维持下去。总之，在葡萄牙与荷兰人殖民统治时期，马来半岛的华人移民，数量上并未大量增加，其性质仍不外以原有商业移民为主。到1786年英国人莱特上校登上槟榔屿时，据说这里至少有3位华人，满剌加毫无疑问是马来半岛华人居住较早、较多的地方，也仅有2161人（1750年）。
1786年至1963年，为英国殖民主义者逐步渗透并全面统治今马来西亚时期。在这一统治的中前期，从总的方面看，马来半岛的政治环境相对较为安定，经济社会发展亦相对较为迅速，更主要的是，她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之路，而告别了以往海洋贸易独占鳌头的经济局面。这期间，马来亚在继续发展转口贸易、大规模扩大采锡工业的同时，进一步迎来了农业商品化。正是受经济空前增长对劳动力需要陡升的影响，华人南移在此期间一再掀起**，其性质除了商业移民外，亦包括各类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务工人以及其他经济、社会职业人士，但大体上仍不出经济移民范畴，这与华人移民多数为经济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原因亦是一致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马来亚华人不关心所在国的政治以及族群的整体利益，而只关心个人发财致富这一重大特征，以致影响到了华人族群在当今马来西亚的地位和权益。
英国人统治的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华人移民迅速增加的情况可从下列数字窥得一斑：1842年，槟榔屿和马六甲（满剌加）的华人人口已上升为16595人；1860年、1871年、1881年，槟城州与马六甲的华人人口的连续增长情况分别为46261人、56302人、87095人。至于今西马范畴内，以前的增长情况缺乏统计，现有资料显示：1891年、1901年共有华人人口分别为269902人和419355人。
东马砂拉越和沙巴两州华人移民的情况，在其主要作为经济移民（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仍是以商业移民为主）的性质并与当地经济开发建设有关这一点上，与西马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是，也有许多重要的特殊情况，如砂拉越的早期华人移民中有的并不是直接来自中国，而是从西婆罗洲移入的。18世纪后期，大批华人移民集中到西婆罗洲的Pontianak(坤甸)、Sambas（三发）、Mon-trado(蒙脱拉度)等地，从事黄金开采，他们在这里组织了有名的自治组织——公司。后来由于受荷兰殖民者的挤压和内讧的双重驱使，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有华人转徙至砂拉越的石隆门等地，在这里有的继续开采金矿，有的从事农业垦殖。1841年，英国人James Brooke从文莱苏丹手中取得砂拉越的统治权，此后该“白人家族”为发展农业，开发垦殖区，吸引了大批华人移民，主要的农业种植是胡椒和甘密，此外也包括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沙巴华人的有计划移民出现的较晚，此前据说仅在西海岸的Papar有少量定居。1881年，英国皇家公司( Chartered Company)取得了沙巴的统治权，为开发农业——先以烟草种植为主，后为树胶种植取代，从中国引入大批移民。值得指出的是，沙巴华人移民中有一支来自中国东北，这打破了以往华人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闽粤两省的惯例。这批华人是1913年招募来的，共有107家，430多人，被安置在亚庇附近的Kinarut(金拿律)地区，从事稻米和树胶垦殖。据说如今仍有千余人住在山东村（或称“津榜村”）内。东马两州的华人人口的增长在二战前主要是以移民为主，二战后则以自然增长为主。根据1991年的人口统计，砂拉越当年有华人人口475752人，沙巴为218233人。此前一年的有关资料指出，在马来西亚全部华人人口的5260 000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9.6%)中，西马占87%，砂拉越占9.2%，沙巴占3.80%。所以，尽管东马的华人人口绝对数（1991年达693985人）也不容忽视，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的绝大多数显然集中在西部马来西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二战前砂拉越和沙巴两州华人人口的增长情第三节华人的亚族群——方言群中国的汉人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族群，其民族语言——汉语的方言结构亦十分复杂，有七大方言之说，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马来西亚的华人保留了这一族群和语言的复杂性，在这七大方言中，至少占有三种，即闽（闽南或福建）、粤（广府或广东）、客家三大方言。实际上，这里的每一个方言本身又是由一些更小的方言组合而成的亚方言群，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一般不区分方言层次，而是针对所有的不同方言，将华人分为10个方言群，其中，9个为确定的独立方言群，另外一个是“其他”，又包括若干小的方言。这9个独立的方言群除了闽南、广府、客家等方言外，还有潮州、海南（琼州）、广西、福州、兴化和福清等方言。这实际上是在华人亚族群的划分上，亦参考了他们原有的籍贯区别。一般而言，籍贯不同，其方言多少会有差异，所以，这样划分亦有其合理性。关于20世纪西马华人各亚族群不同时期所占其族群总人口的比重，下表可以作一参考。另外，根据有关研究，南洋移民的原居地闽南粤东一带的居民，大体上可分为三系，即泉漳为一系（闽南人），潮汕为一系（福老人），梅县五属（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大埔）为一系（客家人）。马来西亚华人追根溯源亦应不出此三系范围。
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群划分，体现着他们十分看重方言与籍贯认同，而体现这一认同心理的各类会馆的建立，则在其现实生活中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实际上发挥着某种群内自助、自治功能，并构成着华人社会政治之重要基础。
——闽南人。又称福建人，来到马来亚之初多聚集于马六甲、槟城、新加坡等地，后随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向其他城镇发展，因此，相较其他华人群体，城镇化水平较高，从事商人和店主职业者也较多，但亦有从事农业者。
——客家人。较倾向于乡居，传统职业是矿工和经营农业，但也经营商业，一度称雄于药材店、当铺、布店、裁缝及白铁店。客家人在雪兰莪的卢骨(Lukut)、干征(Kanching)、暗邦(Ambang)、双溪芙蓉(Sungai Ujong)以及霹雳的太平等地锡矿的开采，有过重要的贡献。广东嘉应客家人还先在西婆罗洲后在砂拉越的石隆门一带开采金矿，史载：“百年前广东嘉应州客人曾建独立国于此，号称‘三条沟公司’，施行自治，年号日‘正立’，完全为一独立共和之国度。‘公司’者，乃当时吾侨通用之名词，犹今代‘共和’、‘共和民主’之谓也。该国由西婆兰芳大公司分出，并曾领用其自铸之钱币，形式一如我国古代之制钱，廓圆、孔方，正间志‘三条沟公司’，反面铸‘正立’等字，战前古晋博物院所有二枚，即巴古出土之物，此种钱币当时曾流行于印尼属西婆罗洲山口羊、三发、坤甸及兰芳大总制辖境各地。”（叶华芬语）
——广府人。又称广东人，多居住于城镇，除经营酒楼餐饮业外，传统职业还包括锡矿矿工和手工业者，如木匠、铜匠、铁匠等。
广府人曾积极参与霹雳甘文珍地区的锡矿开采。
——潮州人。城乡均有分布，除在杂货业及陶瓷生意较具实力外，也积极从事蔬菜、家禽、水果、海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潮州人还是最早在威斯利省和槟城经营甘蔗园，在柔佛经营甘密和胡椒者。早在1800年以前，潮州人就在威省中南部沿海一带，以中国传统的方法种植甘蔗等农作物，1810年以后，又率先在原始森林中开辟甘蔗园。
——海南人。传统职业在城镇者为咖啡店、酒吧和饭馆老板，在新、马两地，“海南咖啡”和“海南鸡饭”早有闻名，亦有经营日常生活用品者，在乡村的则主要是从事割胶业。根据1970年的人口统计，当时海南人人口为159210人，其中，西马145758人，东马13452人，超过万人以上的各州为：雪兰莪（34967人）、柔佛（30790人）、霹雳（17541人）、马六甲（15900人）、槟城(14324人)。
——广西人。多居住在乡村，擅长经营咖啡店和理发店。
——福州人。多居住在乡村，以经营农业为主。
——兴化人。19世纪80年代后始移民到马来亚，一开始做人力车夫，后来转行从事脚车店、三轮车、轮胎、电池、汽车、机车零件及有关交通业方面的经营。
——福清人。情况与兴化人大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