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4章 两份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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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杰利用资本和关系的条件压着房地产产业，也还有另一层因素，就是一旦房地产产业变得爆炸式发展，还会立马引发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題——强拆。
在陈康杰经历的历史里面，几乎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甚至每个乡镇都普遍的发生过强拆的事情，而且，每年因为强拆而导致受伤甚至死亡事件，那更是数以百计，数以千计，而政府为了现实的利益，或者说为了端起的政绩，更有甚者是为了狼狈为奸，几乎都是一边倒的站在被强拆人的对立面，从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经济产业，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他与高房价，与腐败寻租，与强拆，与黑恶势力结合起來的时候，就会撕裂社会的和谐，不但不能缓和社会矛盾，还会起到极大的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对房地产商几乎沒有什么好感，对于房地产商过从甚密的政府官员也沒有好感，最后发展到，大家都产生了一种仇富思想，就好像社会被严重划分成了有钱人和沒有钱的人一样，大地产商和政府官员被看做是有钱人，而其他老百姓，就是沒有钱的人，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社会的稳定成了一个大问題，群体性事件成出不穷，公平与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这根本就不是国人需要的生活。
从幸福感的角度來说，这样的经济发展并沒有真正给老百姓带來多少幸福。
经历过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虽然住房条件不好，物资相对也比较短缺，但是，大家过得很开心，现实生活的压力沒有那么大，哪家和哪家都差不多，反而是自己的家被拆了之后，幸福感渐渐少了，邻里之间的人情淡漠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人会抗拒拆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过好日子吗，相信沒有人不想过好日子，是他们不愿意丢掉生活的土壤，不愿意丢掉那一份乡愁，陈康杰在修建新世界中心的时候，就遇到了典型例子，那个白胜里老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房子，因为这老房子有他太多的感情寄托，如果强行将他的感情寄托铲平了，他就等于沒有了精神，哪里还谈得上幸福和开心，当然，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拆迁，还是因为官商勾结，使得拆迁的补偿大打折扣，开发商宁可指使人用推土机压死一个人再赔偿五十万，也不愿意事先就多给五十万。
除了这些，陈康杰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会使得很多本身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包括历史底蕴的老城区被毫无区别的拆除，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來说，损失真的很大，这对我们的历史文化都是一个巨大的破坏，陈康杰看來，建设应该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和“特殊时期”一样，消灭一切封建的东西，打倒孔家店，多愚蠢啊。
其次，房地产的大规模集聚发展，对整个经济其实损害是很大的，由于房地产的利润高的惊人，所以银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许多做制造业的企业家挡不住诱惑，也将资金移挪出來投入到房地产，老百姓更是将几乎所有的继续用在房子上，其结果就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得不到支持和萎缩，企业研发和创新也动力不足，沒办法，投几千万搞研发还不如投几千万炒房，來得更快赚的更多，整个市场的消费力也不足，几十年的继续都花在一套房子上了，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自然要收缩，这沒什么说的。
也许别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说房地产其实也带动了一些相关产业，例如建材，例如家电，例如钢铁等等，但是在陈康杰眼里，它带來的效益远远大于它所造成的破坏，陈康杰参与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他深知，那种破坏有多么严重，曾经的日本可以买下美国，而泡沫破灭之后，是几十年都爬不起來。
社会上之所以会有很多精英和所谓的砖家为房地产业大加辩解，其实就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陈康杰是有大情怀的人，其中也包括他不缺钱，所以他在国内涉足的产业，都是基础性的，对于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來说，制造业一定是基础，其次就是科技创新，只要这两个方面做好了，其他的就会水到渠成，民族的复兴才能实实在在，否则，极有可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他就算成立利民银行和风险投资基金，也不是为了暴利，还是为了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
陈康杰不仅仅会在自己的周边打压房地产市场，甚至于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利用自己资本的优势，影响全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他始终认为，这个方面要循序渐进，而不是大跃进的蜂拥而上，而且发展房地产的根本目的是改善老百姓的住房和生活质量，而不是竭泽而渔的将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來的那么一点点继续一次性榨干，不要试图主观的将西方上百年的城镇化进程通过十几二十年就走完，这是有违一般规律的，人家花了近两百年走完的城镇化进程如果我们五十年甚至七十年走完，其实就相当不错了，并且，西方的城镇化进程是在产业的带动下进行，而不是放弃基本产业，为城镇化而城镇化。
陈康杰不介意我们的经济发展再快一点，毕竟老百姓穷了很多很多年了，可是，经济发展的快速，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为代价，适当的还得兼顾社会和谐，只有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只要做到这一点，那速度就算慢点也沒关系，如果坏境惨不忍睹了，如果老百姓很压抑，如果社会不稳定因素成出不穷，那再快又有什么价值，一将功成万骨枯吗，人民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嘛，数字好看也是零。
这方面讲得有点多了，还是继续故事的发展吧。
刘红军急了就想快速扭转局面，只是又被全国两会给耽搁了，两会期间，各省市的几乎所有重大议題都会被暂时搁置，省领导们得带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京城开会呢，刘红军计划，两会完了他就全力推动，顺便在开会的时候，好好做一做各方面的工作。
也是在这次两会期间，陈康杰和刘红军才有面对面的正面接触，陈康杰是人大代表，他也要上京开会，只是陈康杰沒有与大部队一到，他得兼顾自己的时间，所以他是等到人代会开幕的那一天才去的首都。
与原有历史不同，这次的人代会开幕的时间晚了六天，从三月五号推辞到了三月十一号，三月十一号是星期六，陈康杰则是三月十号的晚上才启程前往首都，反正他自己有专机，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而且他的专机又不降落在繁忙的国际机场，而是继续选择冷清但是安全得多的西郊机场。
也很有意思，陈康杰本來就想住在梦婷酒店，而恰好这次组委会给他们代表团安排的下榻地点就是梦婷酒店，所以陈康杰根本不担心到了找不到住的地方或者找不到大部队在哪里。
陈康杰到了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开展工作，他可并不打算來凑个人头，听一下会就完事了，既然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尽管不是那么尽职尽责，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尽力做好，所以陈康杰这次來开会，不是空着手，而是带來了两份议案（政协委员的叫提案），一份是关于古城古迹保护的，另一份就是关于公民产权保护的。
这两份议案陈康杰沒有怎么去做工作，他又是怎么提出來的呢，这就和长江学会有关了，陈康杰时间有限，忙不过來，所以在过年之前提出了框架和要求之后，他就将任务委托给了长江学会帮他完成。
别以为陈康杰沒有亲力亲为，他的议案就会缺乏质量，实际上恰巧相反，他的议案包含了相当大数量的实际调查和分析，而且还详细的列举了解决的办法和措施、意见和方案，他的想法是将这两份议案当成法律案來提，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建议，在每届人大会上，大部分的议案都会被当做建议处理，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普通代表提出的议案往往只提出问題，而沒有一整套解决问題的系统分析和方法、措施，这是由于单个代表的能力，时间和接触的范围都有限，他们虽然是实际工作者，可是对于一个教师，一个环卫工人，一个消防战士，甚至于一个农民來说，要求他们拿出的议案有宏观性，有战略性，有严谨性和可操作性，真的是比较难，且不说他们有沒有大量的时间去了解所关注的议題，就是他们的能力，也是有欠缺的。
而陈康杰不同，他有庞大的“参谋团队”，并且这个团队都是高素质的，专家教授一抓一大把，当然就不是别人可以比拟的，他请得起，一般人可请不起，其实很多企业家代表的议案也都是类似的方法完成，只不过他们沒有陈康杰这么兴师动众罢了，
陈康杰利用资本和关系的条件压着房地产产业，也还有另一层因素，就是一旦房地产产业变得爆炸式发展，还会立马引发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題——强拆。
在陈康杰经历的历史里面，几乎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甚至每个乡镇都普遍的发生过强拆的事情，而且，每年因为强拆而导致受伤甚至死亡事件，那更是数以百计，数以千计，而政府为了现实的利益，或者说为了端起的政绩，更有甚者是为了狼狈为奸，几乎都是一边倒的站在被强拆人的对立面，从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经济产业，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他与高房价，与腐败寻租，与强拆，与黑恶势力结合起來的时候，就会撕裂社会的和谐，不但不能缓和社会矛盾，还会起到极大的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对房地产商几乎沒有什么好感，对于房地产商过从甚密的政府官员也沒有好感，最后发展到，大家都产生了一种仇富思想，就好像社会被严重划分成了有钱人和沒有钱的人一样，大地产商和政府官员被看做是有钱人，而其他老百姓，就是沒有钱的人，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社会的稳定成了一个大问題，群体性事件成出不穷，公平与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这根本就不是国人需要的生活。
从幸福感的角度來说，这样的经济发展并沒有真正给老百姓带來多少幸福。
经历过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虽然住房条件不好，物资相对也比较短缺，但是，大家过得很开心，现实生活的压力沒有那么大，哪家和哪家都差不多，反而是自己的家被拆了之后，幸福感渐渐少了，邻里之间的人情淡漠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人会抗拒拆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过好日子吗，相信沒有人不想过好日子，是他们不愿意丢掉生活的土壤，不愿意丢掉那一份乡愁，陈康杰在修建新世界中心的时候，就遇到了典型例子，那个白胜里老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房子，因为这老房子有他太多的感情寄托，如果强行将他的感情寄托铲平了，他就等于沒有了精神，哪里还谈得上幸福和开心，当然，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拆迁，还是因为官商勾结，使得拆迁的补偿大打折扣，开发商宁可指使人用推土机压死一个人再赔偿五十万，也不愿意事先就多给五十万。
除了这些，陈康杰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会使得很多本身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包括历史底蕴的老城区被毫无区别的拆除，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來说，损失真的很大，这对我们的历史文化都是一个巨大的破坏，陈康杰看來，建设应该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和“特殊时期”一样，消灭一切封建的东西，打倒孔家店，多愚蠢啊。
其次，房地产的大规模集聚发展，对整个经济其实损害是很大的，由于房地产的利润高的惊人，所以银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许多做制造业的企业家挡不住诱惑，也将资金移挪出來投入到房地产，老百姓更是将几乎所有的继续用在房子上，其结果就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得不到支持和萎缩，企业研发和创新也动力不足，沒办法，投几千万搞研发还不如投几千万炒房，來得更快赚的更多，整个市场的消费力也不足，几十年的继续都花在一套房子上了，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自然要收缩，这沒什么说的。
也许别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说房地产其实也带动了一些相关产业，例如建材，例如家电，例如钢铁等等，但是在陈康杰眼里，它带來的效益远远大于它所造成的破坏，陈康杰参与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他深知，那种破坏有多么严重，曾经的日本可以买下美国，而泡沫破灭之后，是几十年都爬不起來。
社会上之所以会有很多精英和所谓的砖家为房地产业大加辩解，其实就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陈康杰是有大情怀的人，其中也包括他不缺钱，所以他在国内涉足的产业，都是基础性的，对于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來说，制造业一定是基础，其次就是科技创新，只要这两个方面做好了，其他的就会水到渠成，民族的复兴才能实实在在，否则，极有可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他就算成立利民银行和风险投资基金，也不是为了暴利，还是为了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
陈康杰不仅仅会在自己的周边打压房地产市场，甚至于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利用自己资本的优势，影响全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他始终认为，这个方面要循序渐进，而不是大跃进的蜂拥而上，而且发展房地产的根本目的是改善老百姓的住房和生活质量，而不是竭泽而渔的将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來的那么一点点继续一次性榨干，不要试图主观的将西方上百年的城镇化进程通过十几二十年就走完，这是有违一般规律的，人家花了近两百年走完的城镇化进程如果我们五十年甚至七十年走完，其实就相当不错了，并且，西方的城镇化进程是在产业的带动下进行，而不是放弃基本产业，为城镇化而城镇化。
陈康杰不介意我们的经济发展再快一点，毕竟老百姓穷了很多很多年了，可是，经济发展的快速，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为代价，适当的还得兼顾社会和谐，只有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只要做到这一点，那速度就算慢点也沒关系，如果坏境惨不忍睹了，如果老百姓很压抑，如果社会不稳定因素成出不穷，那再快又有什么价值，一将功成万骨枯吗，人民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嘛，数字好看也是零。
这方面讲得有点多了，还是继续故事的发展吧。
刘红军急了就想快速扭转局面，只是又被全国两会给耽搁了，两会期间，各省市的几乎所有重大议題都会被暂时搁置，省领导们得带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京城开会呢，刘红军计划，两会完了他就全力推动，顺便在开会的时候，好好做一做各方面的工作。
也是在这次两会期间，陈康杰和刘红军才有面对面的正面接触，陈康杰是人大代表，他也要上京开会，只是陈康杰沒有与大部队一到，他得兼顾自己的时间，所以他是等到人代会开幕的那一天才去的首都。
与原有历史不同，这次的人代会开幕的时间晚了六天，从三月五号推辞到了三月十一号，三月十一号是星期六，陈康杰则是三月十号的晚上才启程前往首都，反正他自己有专机，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而且他的专机又不降落在繁忙的国际机场，而是继续选择冷清但是安全得多的西郊机场。
也很有意思，陈康杰本來就想住在梦婷酒店，而恰好这次组委会给他们代表团安排的下榻地点就是梦婷酒店，所以陈康杰根本不担心到了找不到住的地方或者找不到大部队在哪里。
陈康杰到了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开展工作，他可并不打算來凑个人头，听一下会就完事了，既然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尽管不是那么尽职尽责，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尽力做好，所以陈康杰这次來开会，不是空着手，而是带來了两份议案（政协委员的叫提案），一份是关于古城古迹保护的，另一份就是关于公民产权保护的。
这两份议案陈康杰沒有怎么去做工作，他又是怎么提出來的呢，这就和长江学会有关了，陈康杰时间有限，忙不过來，所以在过年之前提出了框架和要求之后，他就将任务委托给了长江学会帮他完成。
别以为陈康杰沒有亲力亲为，他的议案就会缺乏质量，实际上恰巧相反，他的议案包含了相当大数量的实际调查和分析，而且还详细的列举了解决的办法和措施、意见和方案，他的想法是将这两份议案当成法律案來提，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建议，在每届人大会上，大部分的议案都会被当做建议处理，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普通代表提出的议案往往只提出问題，而沒有一整套解决问題的系统分析和方法、措施，这是由于单个代表的能力，时间和接触的范围都有限，他们虽然是实际工作者，可是对于一个教师，一个环卫工人，一个消防战士，甚至于一个农民來说，要求他们拿出的议案有宏观性，有战略性，有严谨性和可操作性，真的是比较难，且不说他们有沒有大量的时间去了解所关注的议題，就是他们的能力，也是有欠缺的。
而陈康杰不同，他有庞大的“参谋团队”，并且这个团队都是高素质的，专家教授一抓一大把，当然就不是别人可以比拟的，他请得起，一般人可请不起，其实很多企业家代表的议案也都是类似的方法完成，只不过他们沒有陈康杰这么兴师动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