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６６２章 心有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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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意识到群臣此时上书是担心自己对待北儒强硬态度可能会摧毁中原儒学根基，断了千年传承。而他考虑的是那些儒士们造反难以成功，但是给你添乱，制造些麻烦却是十分在行的，而他在江南时早已经领教过了。
在古代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些儒士是有着超然的地位，尤其是在更为封闭的农村，他们维护着乡里传统，可以左右地方舆论，拥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他们若是对新政权不满，自己又对其采用怀柔政策，则很难打破固有的传统，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另一方面，赵昺知道蒙古侵入中原时对儒士的政策还是十分友好的，尤其是对那些名儒大家进行拉拢和利用，并赢得了儒士集团的信任，从而为其服务。而这当然也是出于维护自己统制的需要。
赵昺知道其中主要是因为兴起于漠北，由于他们游牧民族的特征，从而使蒙古人依靠军事征服的办法而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其文化素养在很多时候较之被其征服者可能显得落后。所以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征战中原的时候，就注意网罗汉族知识分子或已高度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为己用。
蒙古人早期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郝枢、杨惟中等人接触了儒学，以为此助于蒙古人的统治，开启了汉化的过程。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漠北南下，驻帐于金莲川，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这些儒士成为其的重要幕僚。
忽必烈本人对儒学大师尊礼有加，除了任命这些儒学大师担任相当重要的职位外，还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师”的称号，并真诚地接受儒学知识分子向他传授的儒家“三纲五常”“正心诚意”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儒家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尽管赵复、姚枢、刘因、许衡等人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但并未被官方予以认可。只是由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极力宣扬，元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孔孟之道有利于化民成俗，便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推行汉化，适度地尊重儒学。
忽必烈即位以后，在任用汉文化知识分子参与统治的同时，其也格外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与推广，接受姚枢“立学校以育才”的建议，旋即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使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随后又增设蒙古国子监，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贵族子弟。
不过赵昺知道因为忽必烈是个实用主义者，对于儒家不重视理财而对他们不满，因此用人一直在色目人和汉臣之间摇摆，并没有实行科举制开始以经义取士，从而未使得儒学的地位在元朝获得真正的确立，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当然真正的历史中，却是元仁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并规定中试者可选聘为官，增加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宦途径，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得到进一步传播。但可惜的当下当政的是铁穆耳，蒙元大厦将倾，已然难以等到其继位了。
如此也导致了蒙元底层的儒士通过科举入仕之路，为了谋生只能放下身段自谋职业，正如张颂刚刚所言‘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或隐退乡野讲学’。想想在大宋儒士向来耻于经商，现在都做起小买卖了，可见蒙元儒士生存环境还是极为艰难的……
“说说汝等的看法，看是否能让朕认同！”赵昺放下奏折，抬头瞅瞅几人眼巴巴的瞅着自己，显然是有话要说，点点他们问道。
“陛下，北地儒士与江南儒士当今所学皆是朱理之学，因而双方在理念上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只要迷途知返，必然可为我朝所用。”陈识时首先言道。
“以朕所知，北地素来学的是程陆之学，却非朱理之学！”赵昺皱皱眉道。
“陈主事所言不虚，据属下所知，朱理之学得以传到北地，乃是端平二年蒙古进犯湖广，俘获我朝大量的工匠、百姓及儒道释。其中有儒士赵复得蒙古重臣姚枢救护，被其送至燕京，讲学于太极书院。”马端临为皇帝解释道。
“在其之前，蒙古人所接触的儒学只是从亡金儒士那里得到的‘章句之学’，而赵复所传基本上是南方最新的程朱理学，其以所学教授学子，从学者百余人，并将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之以付姚枢，从而使朱理之学得以在北地传播。其也被北地儒士称为‘江汉先生’，谓其南学北传第一人……”
马端临是在收复江南后才入的御前办，此前一直居于临安，他喜好交游，与江南儒士多有交往。后江南沦陷，又有大批儒士被掳掠至北地，待数年后有儒士通过各种渠道南返，因而他得以从这些人口中得知北地儒林详情。
而赵昺也从其讲述中，获知了朱理之学北传的大概情况。赵复至燕京讲学，事实上解决了南北之间因道路隔绝而不通载籍带来的困难，也引发了轰动，尤其是他将所记程朱的诸经注释交付姚枢后，便使理学的传播又拓宽了渠道。
在这些“诸经传注”中，首当其冲是南宋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理学四书学著作，同时也包括《易》、《礼》、《春秋》等经学著作。使得北方名臣大儒许衡、刘因、郝经等才得以阅读程朱的著作并予以研究。
而赵复本人的思想见解，大体是主张简易，以直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主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君子之学，以得圣人之心，以止于王道，而不应孜孜于流俗之事功；以国难家仇，严华夷之辨，隐居不仕，独善其身。
“呵呵，其凭借所学结交了诸多北地名儒大家，又有蒙元重臣为友，门下弟子为援，而今已经飞黄腾达，成为伪朝枢臣，权贵的幕僚了吧！”赵昺听罢不屑地笑道。他并非轻视那些儒士，但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以此作为晋身之阶的。
“陛下此言差矣！赵复入元后，并未入仕，而是一直以教书授徒为业，至今仍居于燕京书院之中，与蒙元官员往来也只限于谈经论道，并未成为他们的入幕之宾。”马端临施礼道，“而诸多江南儒士被掳掠至北地后，确有人被征辟为官。但大部分则退隐书院，以讲学为尚，仍心念旧朝，不肯入仕侍元。”
“陛下，即便北地的大儒也并非皆以入仕为荣，还是有诸多人甘于清贫，隐居乡野，教学守夜，注经释疑为乐。而今与蒙元名儒许衡并为‘北地两大儒’的刘因便居于真定，不肯应诏入仕，甘于清贫……”陈识时接过话道。
以其所言，刘因应该算是容城人，家世儒宗。得赵复所传程朱理学，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等人之书。尤服膺朱熹，称其“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又谓研读宋儒之学，当从六经、汉唐传疏入门，方可“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不致“穿凿”。提出“诗、书、春秋皆史”之说。
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恂执教。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时王恂刚刚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职位，教授宫廷子嗣读书。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可谓前途无量。
但刘因入朝为时不长，因继母病重，辞官归家。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要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恰逢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
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隐居以教学为生。此后的几年间，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生活困苦，但依然拒绝了铁穆耳的征召仍留乡里。
“嗯，不媚权贵，无意官宦，而专注授业解惑，确有些文人的风骨！”赵昺点点头道。
“陛下，其实北地儒士对于虽学朱理，却非没有不同见解，而是有保留的接受，可为我朝所用！”这时张颂言道。
他入秘书监相对最晚，但其即做过监当官，有做过亲民官，是从基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若非在饶州知州任上操之过急犯了众怒，又恰被皇帝撞上，也许当下已经灌云畅通，入京当了朝官。所以他比之陈识时等没经过基层经历的人，眼光更为独到，也擅于察言观色。
张颂知道由于理学宗旨与陛下的执政观念及现行政策相左，因此对崇尚理学的儒士进行打压，并以‘去之糟粕，留其精华’为名，不仅在太学消减了部分理学内容，也从科举考试里剔除了部分不合时宜的内容。
现下皇帝听闻北地儒士仍崇尚朱理之学，心中肯定会有心有芥蒂，谁也不想刚刚摁下葫芦起了瓢，让这些儒士成为自己革新路上的绊脚石……
赵昺意识到群臣此时上书是担心自己对待北儒强硬态度可能会摧毁中原儒学根基，断了千年传承。而他考虑的是那些儒士们造反难以成功，但是给你添乱，制造些麻烦却是十分在行的，而他在江南时早已经领教过了。
在古代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些儒士是有着超然的地位，尤其是在更为封闭的农村，他们维护着乡里传统，可以左右地方舆论，拥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他们若是对新政权不满，自己又对其采用怀柔政策，则很难打破固有的传统，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另一方面，赵昺知道蒙古侵入中原时对儒士的政策还是十分友好的，尤其是对那些名儒大家进行拉拢和利用，并赢得了儒士集团的信任，从而为其服务。而这当然也是出于维护自己统制的需要。
赵昺知道其中主要是因为兴起于漠北，由于他们游牧民族的特征，从而使蒙古人依靠军事征服的办法而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其文化素养在很多时候较之被其征服者可能显得落后。所以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征战中原的时候，就注意网罗汉族知识分子或已高度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为己用。
蒙古人早期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郝枢、杨惟中等人接触了儒学，以为此助于蒙古人的统治，开启了汉化的过程。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漠北南下，驻帐于金莲川，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这些儒士成为其的重要幕僚。
忽必烈本人对儒学大师尊礼有加，除了任命这些儒学大师担任相当重要的职位外，还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师”的称号，并真诚地接受儒学知识分子向他传授的儒家“三纲五常”“正心诚意”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儒家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尽管赵复、姚枢、刘因、许衡等人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但并未被官方予以认可。只是由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极力宣扬，元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孔孟之道有利于化民成俗，便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推行汉化，适度地尊重儒学。
忽必烈即位以后，在任用汉文化知识分子参与统治的同时，其也格外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与推广，接受姚枢“立学校以育才”的建议，旋即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使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随后又增设蒙古国子监，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贵族子弟。
不过赵昺知道因为忽必烈是个实用主义者，对于儒家不重视理财而对他们不满，因此用人一直在色目人和汉臣之间摇摆，并没有实行科举制开始以经义取士，从而未使得儒学的地位在元朝获得真正的确立，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当然真正的历史中，却是元仁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并规定中试者可选聘为官，增加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宦途径，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得到进一步传播。但可惜的当下当政的是铁穆耳，蒙元大厦将倾，已然难以等到其继位了。
如此也导致了蒙元底层的儒士通过科举入仕之路，为了谋生只能放下身段自谋职业，正如张颂刚刚所言‘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或隐退乡野讲学’。想想在大宋儒士向来耻于经商，现在都做起小买卖了，可见蒙元儒士生存环境还是极为艰难的……
“说说汝等的看法，看是否能让朕认同！”赵昺放下奏折，抬头瞅瞅几人眼巴巴的瞅着自己，显然是有话要说，点点他们问道。
“陛下，北地儒士与江南儒士当今所学皆是朱理之学，因而双方在理念上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只要迷途知返，必然可为我朝所用。”陈识时首先言道。
“以朕所知，北地素来学的是程陆之学，却非朱理之学！”赵昺皱皱眉道。
“陈主事所言不虚，据属下所知，朱理之学得以传到北地，乃是端平二年蒙古进犯湖广，俘获我朝大量的工匠、百姓及儒道释。其中有儒士赵复得蒙古重臣姚枢救护，被其送至燕京，讲学于太极书院。”马端临为皇帝解释道。
“在其之前，蒙古人所接触的儒学只是从亡金儒士那里得到的‘章句之学’，而赵复所传基本上是南方最新的程朱理学，其以所学教授学子，从学者百余人，并将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之以付姚枢，从而使朱理之学得以在北地传播。其也被北地儒士称为‘江汉先生’，谓其南学北传第一人……”
马端临是在收复江南后才入的御前办，此前一直居于临安，他喜好交游，与江南儒士多有交往。后江南沦陷，又有大批儒士被掳掠至北地，待数年后有儒士通过各种渠道南返，因而他得以从这些人口中得知北地儒林详情。
而赵昺也从其讲述中，获知了朱理之学北传的大概情况。赵复至燕京讲学，事实上解决了南北之间因道路隔绝而不通载籍带来的困难，也引发了轰动，尤其是他将所记程朱的诸经注释交付姚枢后，便使理学的传播又拓宽了渠道。
在这些“诸经传注”中，首当其冲是南宋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理学四书学著作，同时也包括《易》、《礼》、《春秋》等经学著作。使得北方名臣大儒许衡、刘因、郝经等才得以阅读程朱的著作并予以研究。
而赵复本人的思想见解，大体是主张简易，以直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主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君子之学，以得圣人之心，以止于王道，而不应孜孜于流俗之事功；以国难家仇，严华夷之辨，隐居不仕，独善其身。
“呵呵，其凭借所学结交了诸多北地名儒大家，又有蒙元重臣为友，门下弟子为援，而今已经飞黄腾达，成为伪朝枢臣，权贵的幕僚了吧！”赵昺听罢不屑地笑道。他并非轻视那些儒士，但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以此作为晋身之阶的。
“陛下此言差矣！赵复入元后，并未入仕，而是一直以教书授徒为业，至今仍居于燕京书院之中，与蒙元官员往来也只限于谈经论道，并未成为他们的入幕之宾。”马端临施礼道，“而诸多江南儒士被掳掠至北地后，确有人被征辟为官。但大部分则退隐书院，以讲学为尚，仍心念旧朝，不肯入仕侍元。”
“陛下，即便北地的大儒也并非皆以入仕为荣，还是有诸多人甘于清贫，隐居乡野，教学守夜，注经释疑为乐。而今与蒙元名儒许衡并为‘北地两大儒’的刘因便居于真定，不肯应诏入仕，甘于清贫……”陈识时接过话道。
以其所言，刘因应该算是容城人，家世儒宗。得赵复所传程朱理学，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等人之书。尤服膺朱熹，称其“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又谓研读宋儒之学，当从六经、汉唐传疏入门，方可“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不致“穿凿”。提出“诗、书、春秋皆史”之说。
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恂执教。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时王恂刚刚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职位，教授宫廷子嗣读书。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可谓前途无量。
但刘因入朝为时不长，因继母病重，辞官归家。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要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恰逢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
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隐居以教学为生。此后的几年间，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生活困苦，但依然拒绝了铁穆耳的征召仍留乡里。
“嗯，不媚权贵，无意官宦，而专注授业解惑，确有些文人的风骨！”赵昺点点头道。
“陛下，其实北地儒士对于虽学朱理，却非没有不同见解，而是有保留的接受，可为我朝所用！”这时张颂言道。
他入秘书监相对最晚，但其即做过监当官，有做过亲民官，是从基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若非在饶州知州任上操之过急犯了众怒，又恰被皇帝撞上，也许当下已经灌云畅通，入京当了朝官。所以他比之陈识时等没经过基层经历的人，眼光更为独到，也擅于察言观色。
张颂知道由于理学宗旨与陛下的执政观念及现行政策相左，因此对崇尚理学的儒士进行打压，并以‘去之糟粕，留其精华’为名，不仅在太学消减了部分理学内容，也从科举考试里剔除了部分不合时宜的内容。
现下皇帝听闻北地儒士仍崇尚朱理之学，心中肯定会有心有芥蒂，谁也不想刚刚摁下葫芦起了瓢，让这些儒士成为自己革新路上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