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月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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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上房客厅,韩太太招呼陈淑彦坐下。陈淑彦不觉有些拘谨,那镶着大理石面儿的硬木桌椅,凉森森的,和她家里的那吃饭、做功课都在一个地方的旧桌子、小杌凳很不相同了。她装作不经意地浏览着韩家的客厅,那硬木雕花隔扇,大条案,紫釉大瓷瓶插着斑斓的孔雀羽毛,墙上的字画……心里不禁感慨:新月真是生在福地里了,她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人和人多么不同啊,这一切,我本来也应该有的!
姑妈送来了茶,那小巧的青花盖碗儿,透出一股清新的茶香。陈淑彦揭开盖儿轻轻抿了一口,慢慢咽下去,还觉得满口余香,跟她家喝的茶叶自然不是一个味儿了。
“淑彦,你们家的老人家都还好哇?”韩太大问。
“好……”陈淑彦低声说,“他们倒都没病没灾的,反正家里的什么事儿都交我妈一人儿张罗,我爸爸天天儿早出晚归,厂里活儿忙。手艺人,就这样儿,养家糊口呗!”
“咳,可不家家儿都是这么样儿嘛!”姑妈插嘴说。她送过来了茶,离做午饭还早,闲着没事儿,就站在旁边,陪着说话儿,“就说我们这儿吧,新月她爸、她哥,也是起早摸黑的,月月儿就指望着他们爷儿俩这一百六十块钱进门!”
“我爸爸可比不上韩伯伯啊!”陈淑彦把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瞧你说的!”姑妈客气地笑着说,“都是玉器行里的人儿,老年成,你爸爸也是……”
她还要说下去,韩太太半截儿拦住了:“姑妈,您瞅瞅东屋里,天星早起来走的时候又扔下脏衣裳了没?这孩子,自个儿又不会洗,也不言语声儿!”
“哎,我瞅瞅去!”姑妈责任心极强地就往东厢房走去了。
韩太太支走了姑妈,对陈淑彦说:“你韩伯伯早就说要看望你爸爸去,也是因为工作太忙,老抽不出工夫儿。他们公司里,虽说人手也不少,可是领导啦,同事啦,还都敬着他;收购的,经销的,要是不经经他的眼儿,还真是不放心,说他是什么‘权威’、‘专家’!”
陈淑彦说:“这倒是一点儿不假,玉器行里都公认韩伯伯没人能比,又会手艺,又会鉴定,还精通外语,样样儿都拿得起来!哪儿像我爸爸,只知道埋头干活儿,离开水凳儿什么都不会!”
韩太太笑了笑:“你韩伯伯虽说把手艺扔了几十年了,跟你爸爸也算是大同行,他对手艺人还是看重的,常对我说:在北京的玉器行里头,不算摆件儿,要论做素活儿的功夫,陈老板是数得着的!”
她说的是行话。“摆件儿”指的是摆在案上欣赏的玉雕,“素活儿”则是光面琢磨不带纹饰的戒指、耳坠、手镯之类的首饰。也是玉器世家出身的陈淑彦自然是听得懂的,韩太太这样夸奖她爸爸,她感到欣慰。但却没听出来那话里还有话:在玉器行里,动口的和动手的是不平等的,你爸爸拿手儿的手艺也只是一种而已,当然不能和韩子奇相提并论。其实,陈淑彦本来也就是这么看的,韩太太为了摆正关系而做出的这个暗示是完全多余的。
“啧,”陈淑彦不自然地咂了咂嘴,她听到韩太太用“陈老板”这过时的尊称来称呼她爸爸,感到刺耳,“我爸爸的手艺再好,又有什么用啊?他一辈子算是瞎混!又没置下房子,又没攒下钱,最后还落了个‘小业主’的名儿!”
韩太太正色说:“哟,这可是国家的政策!我记得公私合营那会儿,但凡有点儿底子的,可不都是资本家、小业主儿嘛!”
陈淑彦不禁愤愤然:“我们家哪儿有什么底子?就趁那么两间房,一张水凳儿,手里有那么两千块钱!我爸爸算什么‘老板’?他又没雇过人,自个儿到晓市儿上买点儿旧扳指啦唔的,零敲碎打地做点儿小首饰,再自个儿找地儿卖,一辈子连洋车都没舍得坐过,就指着两条腿跑!到了公私合营的时候,人家眼皮子活的,趁钱的,跑的跑了,散的散了,油花儿不漂在水面儿上。就我爸爸那个傻呀,俩眼一抹黑,人家让干吗就干吗。说要成立‘玉器生产合作社’,要手艺人,家里的东西都不用交,我爸爸跟着开了两次会,半道儿碰见个河北同乡,对他说:你是做素活儿的,怎么不参加我们首饰加工厂?我爸爸就退了这边儿,入了那边儿,两千块钱也交了,凳面儿也交了。让自报成分,他心说:我好歹也算个‘老板’,总比那些当伙计的强点儿,就自报了个‘小业主’。咳,他懂什么呀?后来一开会,发现和工人不在一块儿,开会的内容也不一样,什么‘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呀,‘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呀,他这才明白走错了门儿了,自找了倒霉的命运!……”
初来时拘拘谨谨的陈淑彦,动了感情,竟然说了这么一大套!其实,她说的这些,大半都不是她的亲身经历,但这是她家的大事儿,是爸爸一辈子后悔不及的经验教训,一不顺心,就只能回家当着老婆孩子叨唠,她都听得会背了。这会儿牵动愁肠,便当着和善可亲的韩太太一吐为快。她和新月既然是同窗好友,当然也就不把新月的母亲当外人。说到这里,她又不禁暗暗在心里把自己的家庭和韩家相比:人家韩伯伯过去做那么大的买卖,到如今还住着这么好的房于,摆着这么大的谱儿,怎么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小业主儿,倒是挺直了腰杆儿的国家干部?唉,命运哪,命运,你不公平啊!
“我爸爸哪儿有韩伯伯这么精明!”这句由衷的感叹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
“他精明?”韩太太淡淡地说,“头二十年他就把家毁光喽!要不然,国家能叫他当‘无产阶级’?”
这话音儿分不清是褒是贬,也没说出韩子奇是怎么把家“毁光”了的,韩太太决不会像陈淑彦那样胸无城府,把家里的事儿抖落个一干二净的。她说这话,正是给自己的家庭定个调子,不让陈淑彦再胡乱猜疑,她看出了这姑娘对韩家的羡慕和好奇。
陈淑彦也没再追问,人家天好是人家的,也没有她的份儿,她只能自叹投错了胎,生在那样的家庭,空顶着个背时的“小业主”牌子,日子却比人家这“无产阶级”差远了去了。要是能像韩家这么样儿,即使当“资产阶级”倒也值啊!“唉,新月多好!也不受家庭的连累,想考名牌儿大学,就考上了。哪儿像我啊,连轻工业学院都不要我这样的!”
绕了一圈儿,这才落到根本上,她的一切沮丧、牢骚都是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发的。今天来送新月,本是碍于情面,迫不得已而信守前约,在路上就反反复复心里颠倒了好几个个儿才鼓足勇气来的,不料又扑了空,那种失落感就无形中增强了好几倍,不知不觉眼泪又要涌出来。
韩太太充满同情地看着这感情脆弱的姑娘,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看来,陈淑彦把考不上大学的罪过全推在她爸爸身上了,又似乎觉得新月的升学是因为出身比她好。韩太太尽管不懂得国家招大学生是不是凭着家庭“看人下菜碟儿”,但她本能地认为这样说屈了新月。上大学又不是花钱买的,那不是还得考嘛,学问不好,恐怕也不行。她凭着韩子奇对女儿的评价,确信新月是*本事考上的。那么,陈淑彦也许在学问上就不如新月。但她不能这样点给陈淑彦听,叫人家脸上挂不住。至于陈淑彦那种对家庭的自卑感,韩太太却又不以为然,不管怎么说,你爸爸也是做过几十年买卖的人,手里还趁过两千块钱呢,比那些光*两只手混饭吃的人总还是强多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论家底儿,也是比那些*国家提拔起来的工人更趁、用不着这么瞅不起自个儿。可是,这话也不便明说。想了想,就另找途径宽陈淑彦的心:“姑娘,已然这么样儿了,你也别老是觉着委屈!依我说呀,一个姑娘家,念书念到高中毕业也就足矣,大学上不上的不吃紧!我们家天星不是也没上过大学嘛,在保密厂子工作,又能比谁差到哪儿去?你呀,甭跟新月学,在家好好儿地帮你妈几年吧!”
陈淑彦掏出手绢儿擦着眼角说:“我妈也是真难啊!下边儿两个兄弟都在上学,得吃,得穿,得缴学费,光指望我爸爸那八十块钱哪儿够?要不我妈就说了:‘你没考上大学是我的福!’”
“倒也是实话,”韩太太点点头,“早点儿工作,也给你妈省点儿心!”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这些天,他就在到处托人儿给我找工作,听说琉璃厂文物商店有个老师傅,过去跟他一块儿学过徒的,也许能帮点儿忙……”
“噢?要是能成,那儿倒是不错,也是咱古玩行里的!回头,我跟你韩伯伯也提提这事儿,行里的人儿他都熟,要是用得着的话,叫他去言语声儿!”
“那可就太好了,”陈淑彦感激地望着韩太太,“伯母,我要是能去了文物商店,可得好好儿地谢谢您!”
“咳,说这话就见外了,都是回回亲戚!”
韩太太所说的“回回亲戚”,并非实指亲属关系,而是回回之间的通称,显示了这个民族同胞之间特有的情感。她拿起暖瓶,给客人的茶碗又续上水,好似漫不经心地问道:“淑彦,你今年十几啦?我记得你比新月大……”
“比她大两岁,十九了;我的生日早,到春节就整二十了。小时候上学晚,在班里挺大的个子……”
“二十了?到了该找婆家的年龄了,这可比念书更当紧!搞上对象了没?”
陈淑彦腾地羞红了脸:“伯母,我连个工作的地方还没找着呢,哪儿有这心思?在中学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谈恋爱的……”
韩太太笑了:“瞧你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妈也该给你操操心了。咱回回里头,好人家儿还是有的!”
陈淑彦就不再言语,低着头喝那碗茶。
被韩太太打发走了的姑妈,在东厢房里翻腾了一阵,抱着天星的一堆衣裳,泡在大盆里,坐到院子里石榴树底下,尽职尽责地揉搓。这会儿,正一边揉搓一边叨唠:“瞧瞧这领子上的泥!是怎么穿的?”
陈淑彦就放下茶碗,站起身,朝着院子里说:“姑妈,您歇着,我帮您洗!”
姑妈忙说:“那哪儿成啊?你是客人!”
陈淑彦下了上房的台阶,走过去说:“这有什么?我们家的衣裳都是我洗!今天我反正也没事儿……”说着就去抢姑妈手里的搓板。
韩太太却并不阻拦,只是笑吟吟地说:“是吗?你倒是比新月勤谨!长这么大,也没见她这么帮过她哥一回!”
姑妈争不过陈淑彦,就放了手,在围裙上擦着胰子沫儿,过意不去地说:“姑娘,今儿晌午别走啦,在这儿吃饭吧!”
韩太太却说:“家里又没准备,叫人家吃什么?我说呀,淑彦,说话就到礼拜天了,新月准回家,我叫她在家等你。”
“礼拜天我准来!”陈淑彦高兴地说,使劲儿揉那领子。
“姑妈,”韩太太又立即下达任务,“您给这小姐儿俩好好儿地做点儿可口的,啊?”
“哎,哎!”姑妈满心欢喜地答应着,一想到新月要回家,她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似的甜,“明儿一早,我上天桥的自由市场买活鸡去!上菜市口买活鱼去!”
老姑妈立即处于临阵状态,兴致勃勃地准备为新月接风而大战一场;韩太太却在心里谋划着另一件大事,这件事,现在还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进了上房客厅,韩太太招呼陈淑彦坐下。陈淑彦不觉有些拘谨,那镶着大理石面儿的硬木桌椅,凉森森的,和她家里的那吃饭、做功课都在一个地方的旧桌子、小杌凳很不相同了。她装作不经意地浏览着韩家的客厅,那硬木雕花隔扇,大条案,紫釉大瓷瓶插着斑斓的孔雀羽毛,墙上的字画……心里不禁感慨:新月真是生在福地里了,她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人和人多么不同啊,这一切,我本来也应该有的!
姑妈送来了茶,那小巧的青花盖碗儿,透出一股清新的茶香。陈淑彦揭开盖儿轻轻抿了一口,慢慢咽下去,还觉得满口余香,跟她家喝的茶叶自然不是一个味儿了。
“淑彦,你们家的老人家都还好哇?”韩太大问。
“好……”陈淑彦低声说,“他们倒都没病没灾的,反正家里的什么事儿都交我妈一人儿张罗,我爸爸天天儿早出晚归,厂里活儿忙。手艺人,就这样儿,养家糊口呗!”
“咳,可不家家儿都是这么样儿嘛!”姑妈插嘴说。她送过来了茶,离做午饭还早,闲着没事儿,就站在旁边,陪着说话儿,“就说我们这儿吧,新月她爸、她哥,也是起早摸黑的,月月儿就指望着他们爷儿俩这一百六十块钱进门!”
“我爸爸可比不上韩伯伯啊!”陈淑彦把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瞧你说的!”姑妈客气地笑着说,“都是玉器行里的人儿,老年成,你爸爸也是……”
她还要说下去,韩太太半截儿拦住了:“姑妈,您瞅瞅东屋里,天星早起来走的时候又扔下脏衣裳了没?这孩子,自个儿又不会洗,也不言语声儿!”
“哎,我瞅瞅去!”姑妈责任心极强地就往东厢房走去了。
韩太太支走了姑妈,对陈淑彦说:“你韩伯伯早就说要看望你爸爸去,也是因为工作太忙,老抽不出工夫儿。他们公司里,虽说人手也不少,可是领导啦,同事啦,还都敬着他;收购的,经销的,要是不经经他的眼儿,还真是不放心,说他是什么‘权威’、‘专家’!”
陈淑彦说:“这倒是一点儿不假,玉器行里都公认韩伯伯没人能比,又会手艺,又会鉴定,还精通外语,样样儿都拿得起来!哪儿像我爸爸,只知道埋头干活儿,离开水凳儿什么都不会!”
韩太太笑了笑:“你韩伯伯虽说把手艺扔了几十年了,跟你爸爸也算是大同行,他对手艺人还是看重的,常对我说:在北京的玉器行里头,不算摆件儿,要论做素活儿的功夫,陈老板是数得着的!”
她说的是行话。“摆件儿”指的是摆在案上欣赏的玉雕,“素活儿”则是光面琢磨不带纹饰的戒指、耳坠、手镯之类的首饰。也是玉器世家出身的陈淑彦自然是听得懂的,韩太太这样夸奖她爸爸,她感到欣慰。但却没听出来那话里还有话:在玉器行里,动口的和动手的是不平等的,你爸爸拿手儿的手艺也只是一种而已,当然不能和韩子奇相提并论。其实,陈淑彦本来也就是这么看的,韩太太为了摆正关系而做出的这个暗示是完全多余的。
“啧,”陈淑彦不自然地咂了咂嘴,她听到韩太太用“陈老板”这过时的尊称来称呼她爸爸,感到刺耳,“我爸爸的手艺再好,又有什么用啊?他一辈子算是瞎混!又没置下房子,又没攒下钱,最后还落了个‘小业主’的名儿!”
韩太太正色说:“哟,这可是国家的政策!我记得公私合营那会儿,但凡有点儿底子的,可不都是资本家、小业主儿嘛!”
陈淑彦不禁愤愤然:“我们家哪儿有什么底子?就趁那么两间房,一张水凳儿,手里有那么两千块钱!我爸爸算什么‘老板’?他又没雇过人,自个儿到晓市儿上买点儿旧扳指啦唔的,零敲碎打地做点儿小首饰,再自个儿找地儿卖,一辈子连洋车都没舍得坐过,就指着两条腿跑!到了公私合营的时候,人家眼皮子活的,趁钱的,跑的跑了,散的散了,油花儿不漂在水面儿上。就我爸爸那个傻呀,俩眼一抹黑,人家让干吗就干吗。说要成立‘玉器生产合作社’,要手艺人,家里的东西都不用交,我爸爸跟着开了两次会,半道儿碰见个河北同乡,对他说:你是做素活儿的,怎么不参加我们首饰加工厂?我爸爸就退了这边儿,入了那边儿,两千块钱也交了,凳面儿也交了。让自报成分,他心说:我好歹也算个‘老板’,总比那些当伙计的强点儿,就自报了个‘小业主’。咳,他懂什么呀?后来一开会,发现和工人不在一块儿,开会的内容也不一样,什么‘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呀,‘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呀,他这才明白走错了门儿了,自找了倒霉的命运!……”
初来时拘拘谨谨的陈淑彦,动了感情,竟然说了这么一大套!其实,她说的这些,大半都不是她的亲身经历,但这是她家的大事儿,是爸爸一辈子后悔不及的经验教训,一不顺心,就只能回家当着老婆孩子叨唠,她都听得会背了。这会儿牵动愁肠,便当着和善可亲的韩太太一吐为快。她和新月既然是同窗好友,当然也就不把新月的母亲当外人。说到这里,她又不禁暗暗在心里把自己的家庭和韩家相比:人家韩伯伯过去做那么大的买卖,到如今还住着这么好的房于,摆着这么大的谱儿,怎么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小业主儿,倒是挺直了腰杆儿的国家干部?唉,命运哪,命运,你不公平啊!
“我爸爸哪儿有韩伯伯这么精明!”这句由衷的感叹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
“他精明?”韩太太淡淡地说,“头二十年他就把家毁光喽!要不然,国家能叫他当‘无产阶级’?”
这话音儿分不清是褒是贬,也没说出韩子奇是怎么把家“毁光”了的,韩太太决不会像陈淑彦那样胸无城府,把家里的事儿抖落个一干二净的。她说这话,正是给自己的家庭定个调子,不让陈淑彦再胡乱猜疑,她看出了这姑娘对韩家的羡慕和好奇。
陈淑彦也没再追问,人家天好是人家的,也没有她的份儿,她只能自叹投错了胎,生在那样的家庭,空顶着个背时的“小业主”牌子,日子却比人家这“无产阶级”差远了去了。要是能像韩家这么样儿,即使当“资产阶级”倒也值啊!“唉,新月多好!也不受家庭的连累,想考名牌儿大学,就考上了。哪儿像我啊,连轻工业学院都不要我这样的!”
绕了一圈儿,这才落到根本上,她的一切沮丧、牢骚都是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发的。今天来送新月,本是碍于情面,迫不得已而信守前约,在路上就反反复复心里颠倒了好几个个儿才鼓足勇气来的,不料又扑了空,那种失落感就无形中增强了好几倍,不知不觉眼泪又要涌出来。
韩太太充满同情地看着这感情脆弱的姑娘,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看来,陈淑彦把考不上大学的罪过全推在她爸爸身上了,又似乎觉得新月的升学是因为出身比她好。韩太太尽管不懂得国家招大学生是不是凭着家庭“看人下菜碟儿”,但她本能地认为这样说屈了新月。上大学又不是花钱买的,那不是还得考嘛,学问不好,恐怕也不行。她凭着韩子奇对女儿的评价,确信新月是*本事考上的。那么,陈淑彦也许在学问上就不如新月。但她不能这样点给陈淑彦听,叫人家脸上挂不住。至于陈淑彦那种对家庭的自卑感,韩太太却又不以为然,不管怎么说,你爸爸也是做过几十年买卖的人,手里还趁过两千块钱呢,比那些光*两只手混饭吃的人总还是强多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论家底儿,也是比那些*国家提拔起来的工人更趁、用不着这么瞅不起自个儿。可是,这话也不便明说。想了想,就另找途径宽陈淑彦的心:“姑娘,已然这么样儿了,你也别老是觉着委屈!依我说呀,一个姑娘家,念书念到高中毕业也就足矣,大学上不上的不吃紧!我们家天星不是也没上过大学嘛,在保密厂子工作,又能比谁差到哪儿去?你呀,甭跟新月学,在家好好儿地帮你妈几年吧!”
陈淑彦掏出手绢儿擦着眼角说:“我妈也是真难啊!下边儿两个兄弟都在上学,得吃,得穿,得缴学费,光指望我爸爸那八十块钱哪儿够?要不我妈就说了:‘你没考上大学是我的福!’”
“倒也是实话,”韩太太点点头,“早点儿工作,也给你妈省点儿心!”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这些天,他就在到处托人儿给我找工作,听说琉璃厂文物商店有个老师傅,过去跟他一块儿学过徒的,也许能帮点儿忙……”
“噢?要是能成,那儿倒是不错,也是咱古玩行里的!回头,我跟你韩伯伯也提提这事儿,行里的人儿他都熟,要是用得着的话,叫他去言语声儿!”
“那可就太好了,”陈淑彦感激地望着韩太太,“伯母,我要是能去了文物商店,可得好好儿地谢谢您!”
“咳,说这话就见外了,都是回回亲戚!”
韩太太所说的“回回亲戚”,并非实指亲属关系,而是回回之间的通称,显示了这个民族同胞之间特有的情感。她拿起暖瓶,给客人的茶碗又续上水,好似漫不经心地问道:“淑彦,你今年十几啦?我记得你比新月大……”
“比她大两岁,十九了;我的生日早,到春节就整二十了。小时候上学晚,在班里挺大的个子……”
“二十了?到了该找婆家的年龄了,这可比念书更当紧!搞上对象了没?”
陈淑彦腾地羞红了脸:“伯母,我连个工作的地方还没找着呢,哪儿有这心思?在中学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谈恋爱的……”
韩太太笑了:“瞧你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妈也该给你操操心了。咱回回里头,好人家儿还是有的!”
陈淑彦就不再言语,低着头喝那碗茶。
被韩太太打发走了的姑妈,在东厢房里翻腾了一阵,抱着天星的一堆衣裳,泡在大盆里,坐到院子里石榴树底下,尽职尽责地揉搓。这会儿,正一边揉搓一边叨唠:“瞧瞧这领子上的泥!是怎么穿的?”
陈淑彦就放下茶碗,站起身,朝着院子里说:“姑妈,您歇着,我帮您洗!”
姑妈忙说:“那哪儿成啊?你是客人!”
陈淑彦下了上房的台阶,走过去说:“这有什么?我们家的衣裳都是我洗!今天我反正也没事儿……”说着就去抢姑妈手里的搓板。
韩太太却并不阻拦,只是笑吟吟地说:“是吗?你倒是比新月勤谨!长这么大,也没见她这么帮过她哥一回!”
姑妈争不过陈淑彦,就放了手,在围裙上擦着胰子沫儿,过意不去地说:“姑娘,今儿晌午别走啦,在这儿吃饭吧!”
韩太太却说:“家里又没准备,叫人家吃什么?我说呀,淑彦,说话就到礼拜天了,新月准回家,我叫她在家等你。”
“礼拜天我准来!”陈淑彦高兴地说,使劲儿揉那领子。
“姑妈,”韩太太又立即下达任务,“您给这小姐儿俩好好儿地做点儿可口的,啊?”
“哎,哎!”姑妈满心欢喜地答应着,一想到新月要回家,她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似的甜,“明儿一早,我上天桥的自由市场买活鸡去!上菜市口买活鱼去!”
老姑妈立即处于临阵状态,兴致勃勃地准备为新月接风而大战一场;韩太太却在心里谋划着另一件大事,这件事,现在还只有她一个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