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治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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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讲意识态？因为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本于欧洲的历史，最多再掺杂非洲、美洲这些地方的历史。如果把这样的意识形态挪到中国来，那些关于历史进程的部分，会崩掉的。
政权同时具有对内镇压和对内调和两个面目，中国的历史太长，朝代太多，有的朝代偏对内镇压，有的朝代偏对内调和。只强调政权的一个面目，如把政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工具，或者是对内调和主持公平正义的工具，中国历史上都有反例。
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是在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产生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终点要么是欧洲的未来，要么是欧洲的现在。如果不认为历史即将终结，而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当中，那么就必然会换一个面目。
既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样的历史进程，那就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意识形态，拿过来会被人笑话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理论结基础，政治结构要从此生发出去。
徐平指着黑板上“租息”那一个圈道：“陛下言租息多余，确实是多余。不过如果没有了租息，乡间开沟治渠、架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耕牛犁铧，都将由朝廷包办。历代皆有平土均田，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便就是朝廷实在包办不了一切。治国理政，赋税差役其实只是最简单之事，设官吏，征差役，收取而已。委屈难全之处，全在这剩余之物上。”
说着，徐平又在一边画了三个圈，写上自用之物、耕田之用、文娱进学。道：“乡间力耕之家，拿田地之出，无非是做这么三件事情。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下季耕田所需的种子、肥料、耕牛、犁铧之类，还有抚育子女，文娱之好，进学读书之类。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就是因为后两件事，朝廷欲包办而不得。朝廷包办得越多，租息则就可以压缩得越少，包办得越少，则租息就会越多。”
赵祯皱紧眉头，好一会才道：“天下立学，朝廷自然可以做。修桥铺路，委实难以全托朝廷。至于琴棋书画，听话看戏，那就只能全赖民间了。不过，这与租息可干？”
“朝廷包办不得，那人欲享此乐，欲使贫瘠之田变成肥沃之壤，欲使乡间僻地变成通衢便利之处，欲教书识字抚育后人，就只能去花钱了。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如此欲天下太平，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产出不同。同样田亩的地，沃土便就产得多。用牛不不用牛，全都不同。如此只要数年之间，便就有多寡不均。有多有寡，一遇水涝之灾，或遇家人重病难治，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农夫别无所出，只有田土，为医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有人卖田，就有人买了田，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所谓兼并，只是如此。等到兼并遍及天下，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再遇天灾人祸，连田都没得卖了，只能借贷。租和息，其名虽不同，底子上全是一物，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
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徐平又道：“还是那句话，欲识一事一物，必要一分为二。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但根本上，生出此物来，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租息就要出来，无法根绝。纵然一时强行裁撤，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此必然之物，朝廷理政，只能委曲求全。陛下，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
私有制在，剥削就在，无法彻底根除。欧洲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但在中国，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到家天下，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思想脉络清楚。无论是封建，还是天下大一统，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大多数朝代，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界限并不清楚，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以在中国，是不是自己人，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
在农业社会，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特别是在中国，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
欧洲或许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课本上，农业社会的剥削，讲的最多是地租。从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林林总总，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
但在中国，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为什么会被提出来。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本质上来说，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新党坚持的基础，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对者，都不全对，也都不全错。
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应当是无息贷款。春天我借你一斗粮，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多一些表示谢意，还得少了是我无赖。掺入了货币经济，便有了价格波动，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但从根本上，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还你多少价值，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借贷成为银行，发展成为金融产业，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必然是不得要领。必须认识到，变法的本质，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是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剥削阶级让利，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这才是根本，至于改变所有制，只是表象。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中国的政权，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如何认识剥削，如何看待剥削，如何处置剥削，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共产主义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不应该存在，但不得不让其存在，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
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对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才有利与害的比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赵祯揉揉额头，问徐平，“就没有两全的办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无所谓剩余之物，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仅够活命而已。或许有一天，天下之物丰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当此世，就是圣人。”
说到这里，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只是那样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当下之时只能委曲，陛下非圣人，臣也非贤哲。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于世，难求万全，最苦是有心无力，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难而上。孟轲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其谓与？”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圣贤之心，委曲求全，有圣贤之行，而并无圣贤。”赵祯点了点头，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治国理政，圣贤之行，宰相讲，朕听之。”
说到这里，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召吴育来，今日宰相之对，当记于国史。”
讲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讲意识态？因为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本于欧洲的历史，最多再掺杂非洲、美洲这些地方的历史。如果把这样的意识形态挪到中国来，那些关于历史进程的部分，会崩掉的。
政权同时具有对内镇压和对内调和两个面目，中国的历史太长，朝代太多，有的朝代偏对内镇压，有的朝代偏对内调和。只强调政权的一个面目，如把政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工具，或者是对内调和主持公平正义的工具，中国历史上都有反例。
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是在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产生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终点要么是欧洲的未来，要么是欧洲的现在。如果不认为历史即将终结，而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当中，那么就必然会换一个面目。
既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样的历史进程，那就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意识形态，拿过来会被人笑话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理论结基础，政治结构要从此生发出去。
徐平指着黑板上“租息”那一个圈道：“陛下言租息多余，确实是多余。不过如果没有了租息，乡间开沟治渠、架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耕牛犁铧，都将由朝廷包办。历代皆有平土均田，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便就是朝廷实在包办不了一切。治国理政，赋税差役其实只是最简单之事，设官吏，征差役，收取而已。委屈难全之处，全在这剩余之物上。”
说着，徐平又在一边画了三个圈，写上自用之物、耕田之用、文娱进学。道：“乡间力耕之家，拿田地之出，无非是做这么三件事情。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下季耕田所需的种子、肥料、耕牛、犁铧之类，还有抚育子女，文娱之好，进学读书之类。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就是因为后两件事，朝廷欲包办而不得。朝廷包办得越多，租息则就可以压缩得越少，包办得越少，则租息就会越多。”
赵祯皱紧眉头，好一会才道：“天下立学，朝廷自然可以做。修桥铺路，委实难以全托朝廷。至于琴棋书画，听话看戏，那就只能全赖民间了。不过，这与租息可干？”
“朝廷包办不得，那人欲享此乐，欲使贫瘠之田变成肥沃之壤，欲使乡间僻地变成通衢便利之处，欲教书识字抚育后人，就只能去花钱了。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如此欲天下太平，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产出不同。同样田亩的地，沃土便就产得多。用牛不不用牛，全都不同。如此只要数年之间，便就有多寡不均。有多有寡，一遇水涝之灾，或遇家人重病难治，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农夫别无所出，只有田土，为医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有人卖田，就有人买了田，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所谓兼并，只是如此。等到兼并遍及天下，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再遇天灾人祸，连田都没得卖了，只能借贷。租和息，其名虽不同，底子上全是一物，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
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徐平又道：“还是那句话，欲识一事一物，必要一分为二。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但根本上，生出此物来，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租息就要出来，无法根绝。纵然一时强行裁撤，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此必然之物，朝廷理政，只能委曲求全。陛下，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
私有制在，剥削就在，无法彻底根除。欧洲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但在中国，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到家天下，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思想脉络清楚。无论是封建，还是天下大一统，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大多数朝代，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界限并不清楚，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以在中国，是不是自己人，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
在农业社会，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特别是在中国，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
欧洲或许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课本上，农业社会的剥削，讲的最多是地租。从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林林总总，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
但在中国，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为什么会被提出来。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本质上来说，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新党坚持的基础，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对者，都不全对，也都不全错。
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应当是无息贷款。春天我借你一斗粮，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多一些表示谢意，还得少了是我无赖。掺入了货币经济，便有了价格波动，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但从根本上，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还你多少价值，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借贷成为银行，发展成为金融产业，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必然是不得要领。必须认识到，变法的本质，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是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剥削阶级让利，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这才是根本，至于改变所有制，只是表象。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中国的政权，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如何认识剥削，如何看待剥削，如何处置剥削，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共产主义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不应该存在，但不得不让其存在，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
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对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才有利与害的比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赵祯揉揉额头，问徐平，“就没有两全的办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无所谓剩余之物，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仅够活命而已。或许有一天，天下之物丰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当此世，就是圣人。”
说到这里，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只是那样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当下之时只能委曲，陛下非圣人，臣也非贤哲。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于世，难求万全，最苦是有心无力，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难而上。孟轲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其谓与？”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圣贤之心，委曲求全，有圣贤之行，而并无圣贤。”赵祯点了点头，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治国理政，圣贤之行，宰相讲，朕听之。”
说到这里，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召吴育来，今日宰相之对，当记于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