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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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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上奏给隆庆帝的奏折中，先是告诉了隆庆帝，国库现在的金银已经大半被铸币厂熔铸成了钱币，变法已经是正式的走上了开始。
接着陈志告诉隆庆帝，已经七月了，北方种植小麦等作物已经开始要秋收了，询问隆庆帝，你的粮仓是否已经建成。
是否能投入使用了。
这件事隆庆帝交给了李芳去执行，且分别要求在县府设置大小仓，最后汇总入京师的太仓。
而李芳没有辜负隆庆帝和朱翊釴的期望，已经在北直隶各县各府督造了大小不一的粮仓，就等着这变法之后的第一次民间主动卖粮。
为此，朱翊釴按照往年北直隶征缴的税赋额度，紧急命铸币厂多铸造了一万圆的备用银币，为的就是防止突然被清丈出的田地卖粮而粮仓无钱可出。
大明的田税分为官田和民田，而民田又区分为一等田，二等田，三等田，其中还有重租田，以及没官田。
按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田税，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
没官田则收一斗二升。
草塌地收三合一勺。
明代一石等于二斛，一斛五斗，一斗有十升，一升十合，一合有十勺。
而明代一石约等于市斤一百零七点四斤，也就是一升等于一斤七分四厘。
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四勺，也就等于现在的5.69斤。
明代一亩大概是614.4平方米，就算是没有现代的化肥等助产，一亩地一百斤到二百斤之间浮动，取中间值为一百五十斤。
而像普遍的民田三升三合五勺，也就是3.54斤，这还是一等田的田税，二等田甚至是更低，至于三等田，可能跟草塌地相同了。
什么是草踏地，就是农村的荒草地，属于是连农民都不愿去开垦的无价值土地。
但朱元璋为了鼓励农民开垦，依然将草塌地列入征税范围，逼着农民去开垦这些他们看不上的荒地。
许多地主士绅喜欢用诡寄将自家的一等田改为草塌地，或者将自家的一等田转嫁给其他平民，让原本耕种二等田的农民去给他们缴一等田的税。
朱翊釴在了解了大明的田税制度后，曾经不止一次的询问，为何每亩只交三斤多的税，农民还是活不下去？
陈志这个户部尚书解答了朱翊釴的疑惑，就是地方摊派。
地方税收是按照各地的田册进行定向征税的，假如大兴县田册规定每年无灾荒下应征缴到税粮十万石，而地主士绅早就通过各种手段暗改自家田地的等级。
这样地方收上来就只有七万石，缺了三万石，缺的这三万石，朝廷自然不肯，地方官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全县进行摊派。
摊派也是讲究等级的，而地主士绅们在第一轮的缴税时，就已经逃避过一回了，他们的税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如今再摊派，原本二等田被转为一等田的农民，就以一等田再次被摊派，而且是年年如此，且愈演愈烈，逐年加重摊派。
农民交完了田税，后面还有劳役，还有马税，还要交丁税，还有牛酒税，还有摊派劳役，朝廷还时不时的加饷银。
加上地方税吏的粮耗等等敛财手段，一个有十亩田地的五口之家，一年下来，不说盈余，能温饱就不错了。
这些还是在风调雨顺，且农民无病无灾的勤苦耕种下才能混个温饱，要是灾年，那就真的是要了老命了。
在朱翊釴和隆庆帝以及陈志高拱等人的商谈中，就马税这个永乐帝一拍脑袋决定的税种进行改革。
原先的马税，分为官牧和民牧，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北方一户养一匹马，南方十一户共养一匹马，如果每年能生一匹马驹，则免去牧养农户该年之徭役。
但是，这些毫无经验的农户，如何会养马，而且马畜并非只是喂养草料就可，如果照顾的不仔细，马匹受伤甚至是死亡，那对农户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朱元璋时，养马还只是自愿，而到了朱棣这个征塞狂魔，就变成了强制，规定拥地五十亩的必须牧养。
朱翊釴提出必须停止这种强制农民养马的政策，一来加重农民的负担，二来农民牧养出来的马，并不适合用来当战马。
为这些不适合当战马的马，搞得百姓怨气冲天，损人而不利己，必须予以杜绝。
隆庆帝同意了朱翊釴的提议，认为应该重新恢复太祖时的自愿原则，不再强迫百姓牧养马匹。
同时朱翊釴还提出，杜绝摊派劳役，且进行年甲制，规定每户男丁两年才可被安排一次徭役。
再对流放制进行改革，以后的罪犯将不再进行流放充军，而是就近进行劳役服刑，用罪犯来填补年甲制出现后的徭役亏空。
地方官需统计徭役人员缺损名额，由府省安排调度需流放服刑人员增补，牢狱服刑犯也需进行徭役服刑。
朱翊釴所做的种种决定，为的就是减轻农户的负担，甚至以后大明进行全国牌照法施行，商税增加之后，可能会出现雇佣农户进行土木作业。
在朱翊釴设想的蓝图下，朝廷不是为了税赋而征缴，而是要将大明的内需拉动。
农户占据了大明百姓的五分之三，只有让农户兜里有钱了，他们才会进行适当的消费，光靠地主士绅，远远拉动不了大明的内循环。
在华夏这个重农抑商的制度下，尤其是大明，朱翊釴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不将主要的矛头对准那些商人，而是盯死苦哈哈的农户。
只有农户这个占据大明五分之三的群体富裕了，肯消费了，大明的工商业便会被带动起来，只要工商业被带动起来，大明的商税便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国库。
而商税本身就是隐形税，是农户和商家共同承担，并不是商家亏了，而是他们少赚了而已。
这也是国家变相的劫富济贫，同时工商业起来之后，科技多少也会被带动，君不见西方资本之下，各种技术层出不穷。
朱翊釴就是要民间自发的去改进自身，挖掘自身的科技，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教导某一种思想，去强制改变大明百姓的思维。
陈志上奏给隆庆帝的奏折中，先是告诉了隆庆帝，国库现在的金银已经大半被铸币厂熔铸成了钱币，变法已经是正式的走上了开始。
接着陈志告诉隆庆帝，已经七月了，北方种植小麦等作物已经开始要秋收了，询问隆庆帝，你的粮仓是否已经建成。
是否能投入使用了。
这件事隆庆帝交给了李芳去执行，且分别要求在县府设置大小仓，最后汇总入京师的太仓。
而李芳没有辜负隆庆帝和朱翊釴的期望，已经在北直隶各县各府督造了大小不一的粮仓，就等着这变法之后的第一次民间主动卖粮。
为此，朱翊釴按照往年北直隶征缴的税赋额度，紧急命铸币厂多铸造了一万圆的备用银币，为的就是防止突然被清丈出的田地卖粮而粮仓无钱可出。
大明的田税分为官田和民田，而民田又区分为一等田，二等田，三等田，其中还有重租田，以及没官田。
按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田税，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
没官田则收一斗二升。
草塌地收三合一勺。
明代一石等于二斛，一斛五斗，一斗有十升，一升十合，一合有十勺。
而明代一石约等于市斤一百零七点四斤，也就是一升等于一斤七分四厘。
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四勺，也就等于现在的5.69斤。
明代一亩大概是614.4平方米，就算是没有现代的化肥等助产，一亩地一百斤到二百斤之间浮动，取中间值为一百五十斤。
而像普遍的民田三升三合五勺，也就是3.54斤，这还是一等田的田税，二等田甚至是更低，至于三等田，可能跟草塌地相同了。
什么是草踏地，就是农村的荒草地，属于是连农民都不愿去开垦的无价值土地。
但朱元璋为了鼓励农民开垦，依然将草塌地列入征税范围，逼着农民去开垦这些他们看不上的荒地。
许多地主士绅喜欢用诡寄将自家的一等田改为草塌地，或者将自家的一等田转嫁给其他平民，让原本耕种二等田的农民去给他们缴一等田的税。
朱翊釴在了解了大明的田税制度后，曾经不止一次的询问，为何每亩只交三斤多的税，农民还是活不下去？
陈志这个户部尚书解答了朱翊釴的疑惑，就是地方摊派。
地方税收是按照各地的田册进行定向征税的，假如大兴县田册规定每年无灾荒下应征缴到税粮十万石，而地主士绅早就通过各种手段暗改自家田地的等级。
这样地方收上来就只有七万石，缺了三万石，缺的这三万石，朝廷自然不肯，地方官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全县进行摊派。
摊派也是讲究等级的，而地主士绅们在第一轮的缴税时，就已经逃避过一回了，他们的税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如今再摊派，原本二等田被转为一等田的农民，就以一等田再次被摊派，而且是年年如此，且愈演愈烈，逐年加重摊派。
农民交完了田税，后面还有劳役，还有马税，还要交丁税，还有牛酒税，还有摊派劳役，朝廷还时不时的加饷银。
加上地方税吏的粮耗等等敛财手段，一个有十亩田地的五口之家，一年下来，不说盈余，能温饱就不错了。
这些还是在风调雨顺，且农民无病无灾的勤苦耕种下才能混个温饱，要是灾年，那就真的是要了老命了。
在朱翊釴和隆庆帝以及陈志高拱等人的商谈中，就马税这个永乐帝一拍脑袋决定的税种进行改革。
原先的马税，分为官牧和民牧，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北方一户养一匹马，南方十一户共养一匹马，如果每年能生一匹马驹，则免去牧养农户该年之徭役。
但是，这些毫无经验的农户，如何会养马，而且马畜并非只是喂养草料就可，如果照顾的不仔细，马匹受伤甚至是死亡，那对农户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朱元璋时，养马还只是自愿，而到了朱棣这个征塞狂魔，就变成了强制，规定拥地五十亩的必须牧养。
朱翊釴提出必须停止这种强制农民养马的政策，一来加重农民的负担，二来农民牧养出来的马，并不适合用来当战马。
为这些不适合当战马的马，搞得百姓怨气冲天，损人而不利己，必须予以杜绝。
隆庆帝同意了朱翊釴的提议，认为应该重新恢复太祖时的自愿原则，不再强迫百姓牧养马匹。
同时朱翊釴还提出，杜绝摊派劳役，且进行年甲制，规定每户男丁两年才可被安排一次徭役。
再对流放制进行改革，以后的罪犯将不再进行流放充军，而是就近进行劳役服刑，用罪犯来填补年甲制出现后的徭役亏空。
地方官需统计徭役人员缺损名额，由府省安排调度需流放服刑人员增补，牢狱服刑犯也需进行徭役服刑。
朱翊釴所做的种种决定，为的就是减轻农户的负担，甚至以后大明进行全国牌照法施行，商税增加之后，可能会出现雇佣农户进行土木作业。
在朱翊釴设想的蓝图下，朝廷不是为了税赋而征缴，而是要将大明的内需拉动。
农户占据了大明百姓的五分之三，只有让农户兜里有钱了，他们才会进行适当的消费，光靠地主士绅，远远拉动不了大明的内循环。
在华夏这个重农抑商的制度下，尤其是大明，朱翊釴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不将主要的矛头对准那些商人，而是盯死苦哈哈的农户。
只有农户这个占据大明五分之三的群体富裕了，肯消费了，大明的工商业便会被带动起来，只要工商业被带动起来，大明的商税便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国库。
而商税本身就是隐形税，是农户和商家共同承担，并不是商家亏了，而是他们少赚了而已。
这也是国家变相的劫富济贫，同时工商业起来之后，科技多少也会被带动，君不见西方资本之下，各种技术层出不穷。
朱翊釴就是要民间自发的去改进自身，挖掘自身的科技，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教导某一种思想，去强制改变大明百姓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