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 北都风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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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入长安，我们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上次河中被围之前，我请王相公接你来长安设立医学院，现在也有一年多了……”李曜这话说得有些感慨，他用了个不是很谦逊的“我”作自称，此时却不显得傲慢，而是亲密，因为他说话的对象，是王笉。
王笉嫣然一笑，道：“设立医学院，有河中的经验，自然早已建成，各项工作都已展开，正在按计划进行。只是奴家有一点很是奇怪，大王为何会想着要让陛下来题词，而且将之命名为‘大唐皇家医学院’？”
李曜沉吟了一会，才道：“皇室今后将有一些变动，在享受百姓供奉的同时，必须脚踏实地地为百姓做事。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广开医院，为天下万民提供低价高质的医疗保障。”
王笉微微有些错愕，但仍点头：“若是如此，百姓对天家，必然更加拥戴。”
李曜笑了笑，又道：“非但是医学院，皇室还有许多变革，今后我会一一开始布局。我始终觉得，与权力伴随的，是义务。既然皇室享受着万民的供养，就有义务为民众提供各种保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工部的这句话，希望总有一日，不会再被人用到大唐皇室身上。”
王笉忍不住问：“如此陛下民望更高，大王就不怕……”
李曜笑道：“我怕什么？现在这些改革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只是开办了皇家医学院，而且这医学院的‘荣誉院正’不正是我么？我的院正阁下。”
王笉禁不住噗嗤一笑，摇头道：“真不知大王是怎么想的，你若要做院正，奴家让给你便是，为何偏要弄出一个‘荣誉院正’，让人一看便知道只是挂个名儿。”
李曜正色道：“为的便是让人都知道我只是挂个名儿。”他直视王笉的双眼：“事实便是如此，何必做那些虚伪之举？医学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是你在操办，你不做院正，却做院副，对你便公平么？”
王笉心中一热，一句话没经过思索便脱口而出：“只要于你有益，院正院副有何区别！”
李曜微微一怔，却见自知失言的王笉一瞬间满面通红，哪里还不知她的心意？
当下，李曜伸出手，握住王笉的柔荑，也不管她一张小脸涨红如血，走近一步，轻声道：“嫣然，你为我做的一切，我心里都明白。”他见王笉虽未挣扎，也未有抽手的意思，但身躯似有微微颤抖，越发柔声地道：“我非无情草木，也非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此前我不谈成家之事，只是因为……我道艰难，前路茫茫，别看眼下风光，实际上但凡踏错一步，便可能是临渊踏狱，粉身碎骨、身败名裂。你是名门闺秀，才qing人品俱是世上罕有，若因我而受半点伤毁，叫我如何能偿？”
王笉此前虽然曾扮男装经年，但以她的家教之严，何曾有与男子如此亲密的举动？此时被李曜握着双手，近距呢喃，只觉得他身上那男子特有的阳刚气息浓烈得几乎使自己窒息。那种气息，不是闻到的，而是一种感觉，就仿佛面前是一座大山，让自己晕眩、痴迷，唯有全力控制，才能忍住不投入其间。
但听闻李曜这番话，她仍坚强地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个与自己相交甚久，却始终如谜一般的男子，微微颤抖却坚决如铁地道：“奴家心中，君即是天。”
毫无疑问，她口中的君，只能是面前这位。
李曜再未开口，只是深深地看着她，然后将她拉入怀中，这才道：“等我从太原归来，便娶你过门。”
王笉浑身一震，再也控制不住——也不愿再控制自己，她伸开双手用力抱住李曜如豹似狼般细而坚韧的腰，明明是最意外的欣喜，泪水却偏偏瞬间决堤。她口中道：“五郎……五郎……”
李曜深深地呼了口气，抚摸着她的秀发，道：“好久好久，未曾听人唤我五郎了……”
王笉似乎想到了什么，却又似乎不想搅乱这期盼了无数个日夜的气氛，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但不知为何，李曜偏偏明确地感觉到，她懂了自己的意思。难道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么？
不知过了多久，王笉的心情才总算平复了下来，忽然从李曜怀中挣扎而出，仰头看着他，有些担忧地道：“有些话奴家在心里憋了很久了，本不敢说……”
李曜微微一笑：“从现在起，任何话都可以对我说了。”
王笉用力点了点头，面现忧色，道：“此去太原，是不是有危险？”
其实以王笉的智慧，此去太原会有什么后果，她不是不能预料几分，只是在李曜面前，她似乎不愿自己分析，而仅仅希望听到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如水、仿佛一切尽在掌握地淡定回答：“无妨。”
然而，李曜却沉默了一下。
王笉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道：“若是有危险，能不能不去？或者推说关南、蜀地新定，诸事繁杂……派一名特使即可？”
李曜微微摇头：“这些情况，晋王难道不知？”
王笉咬了咬唇，略微迟疑了一下，想到刚才他说的那句“从现在起，任何话都可以对我说了”，便仍开口道：“若是不去，便会如何？晋王难道会发兵来战么？”
“不会。”李曜很明确地回答，然后道：“然而从此之后，我便须背上一个忘恩负义的恶名，从此与小人为伍。”
王笉顿时黯然，以她对李曜的了解，他恐怕宁可去死，也不愿背负这等恶名。
但就在此时，李曜却又道：“不过，事情也未必就会变得那么糟。”
“为何？”王笉立刻问道。
李曜道：“其一，我如今实力虽强，却毕竟没有对他做出任何逆反之举，晋王为人虽然偶尔鲁莽，但总的来说，还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他很难下定决心在我为其祝寿之时将我拿下处置；其二，我也是沙陀军中出身，若是晋王无故处置了我，他其余义儿会如何想？我这些义兄义弟也几乎都是掌军领兵之人，一旦他们升起兔死狐悲之心，晋王这偌大势力，只怕顷刻之间便要土崩瓦解！这一点，是晋王、盖公和张监军都不得不考虑的；其三，这一次太原祝寿，我虽不得不去，但并不代表我没有任何布置……”
王笉见他对晋王的性格和面临将领忠诚度的问题上分析得丝丝入扣，总算放心了不少，忧色少了些许，又听他说有所布置，虽然不想在他心里落个多事甚至“干政”的不liáng形象，但事关爱郎安危，仍忍不住问道：“布置……可靠么？”
李曜却不觉得这种问题有干政的嫌疑，也不打算对她隐瞒，当下便道：“布置分为几个方面。其一是明面上的兵力布置，在我前往太原之时，左右天策卫、左右羽林卫四卫将会进驻河中正北的晋州，总计七万六千大军，虎视阴地关。此四卫大将军分别是憨娃儿、阿蛮、李筠和张训，憨娃儿和阿蛮为主将的天策卫不必说了，李筠原是神策军的都头，张训原是河中镇兵牙将，两人都不是沙陀出身，功名富贵皆在于我，因此此番可堪使用，忠诚无虞。而河中本镇也有八万四千大军，而且最近我对河中护*各军主将做出了调整，这批新任主将绝大多数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晋王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恩赏，因此忠诚方面也当无碍。如此一来，足有十六万大军在南面为我后盾，晋王乃至其麾下对我有觊觎之心者，就不得不仔细权衡。”
王笉听说如此，又足有十六万大军在河中作为震慑，果然放心了不少，当下点了点头。毕竟，按照李曜的这个布置，左右神策卫大将军李承嗣和李嗣恩，都被留在了后方，减少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而晋王此前被朱温重创，一时之间怕是还集中不了十六万兵马。王笉对军事了解不多，仅仅是从数字上看，觉得李曜这边的兵力应该是有优势的，心中稍安。
当然事实上，李曜这十六万大军是老兵新编，可能指挥起来的灵便性稍差，但战斗力的确是颇为不弱的，相对于李克用此时麾下半老兵半新兵的情况，可能还略好一点。更何况，李曜麾下这些军队近来凯歌高奏，士气上面自然更加靠得住一些。
这时李曜又道：“这是明面上的，在暗地里，府州、麟州二地，我有相当把握，折家和杨家可以为我所用，一旦太原方面真有什么意外，府麟二州的折、杨二军可以使天德军无法南下，甚至使朔州振武军也不敢轻易调动大军南下驰援太原。另外还有我藏得最深的一步暗棋……就在太原。”
他这么一分析，王笉的担忧便少了许多，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歉然道：“可惜奴将家主印信交给了昭逸叔父，否则的话，或许也能帮上一点忙。不过奴执掌印信数年，在太原多少也有一些人手可用，如果五郎需要，可以吩咐他们。”说罢便将其中详细告知李曜。
李曜听罢，不管用不用得到，先暗暗记下了，毕竟此去太原凶吉难料，多一些保障总不是坏事。
两人将太原之行的细节再推敲了一番，确认没有什么疏漏之后，李曜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便道：“我从太原回来之后，朝廷会有一次大变革，是关于赋税的一次调整。我欲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成钱币征收，与两税法不同的是，过去的把丁税将会摊入地亩。此后，朝廷便只按照田地多寡来征税，丁男数目不再作为计税标准使用。而天下之人，但凡有田，无论自耕自种的寻常百姓，还是皇庄王田，今后也都统一纳税，包括陛下的皇田和我的封地王田也都一样……五姓七家等名门大族田亩甚多，此事一旦推行，必然会有不少人反对，若是你们太原王氏内部也是如此，你便……”
王笉为难道：“奴已不掌家主印信，又是女子之身，这等大事，只怕说不上什么话了。”
“无妨。”李曜摇头道：“我不是让你强令他们什么，只是让你带句话给他们。”
“哦？什么话？”王笉略微诧异，心道：“不知是威胁还是拉拢？还是二者皆有？”她刚才听了李曜对自己的承诺，已经几乎把自己看做他的女人了，思想自然有些转变，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全不为家族考虑，因此会有这点想法。
谁知李曜却只是道：“死守田产，以粮食为财富，这种人今后一定会后悔的。”
王笉迟疑道：“是因为五郎你已经决定要推行这种新税法的缘故？”
“不。”李曜摇头道：“关键不在于此，而是……”他松开王笉，从桌上拿过一份奏章递给她，道：“这是户部几名员外郎和主簿前往蒲州东升新城考察工商业之后的奏报，其中他们对东升新城入股收益做了详细调查。这份奏报显示，仅从工业的角度来看，入股东升新城民用农具产业的股东，投资年回报率为四成三分(即43%，以下均同)；投资棉布等纺织产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二分；投资建筑产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一分；投资铁、煤等矿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四分……无论投资哪个工业产业，其年回报率均远远超过土地种植出产所得。至于商业方面，由于经营管理方式不同，差异相对较大，其中某些特殊商业也的确有着相对更大一些的风险，但总的来说，其收益也至少十倍于土地种植出产。”
王笉在还未将家主印信交予王抟之前，也主导过投资入股东升新城，这份报告的真伪她自然一清二楚。太原王氏在各种大小型农具方面有建有专门的“工厂”，在纺织、矿业也都设有工厂，其中收益大体与这份报告所显示的相差无几。而李曜说“相差较大”的商业方面，太原王氏也同样有不少涉足，其中主要是高端餐饮业务、典当业务、米行、布行和水运。
由于太原王氏的官场基础，加上其对李曜崛起的大力支持，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少朝廷方面的优势，比如朝廷对东南漕运的运输，其中某一段水路便是太原王氏接手(其“水运商行”总部设立在东升新城)；仅这一业务每年的获利，就顶得上三万亩良田的收益！要知道，现在东南的漕运可比全国统一时差了不知道多少，如果将来朝廷一统乾坤，光是这一小段漕运的收益，只怕就比得上太原王氏如今的全部良田了，因此李曜刚才那句话，绝非儿戏，也绝无夸张，对于这一点，王笉毫不怀疑。
她知道李曜特意对她说起此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关怀，以免因为这件事让他们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同时也是对太原王氏一直支持他扩张势力的一种回报。便点了点头，道：“五郎的话，奴一定带到。”她微微一顿，又有些迟疑地问道：“只是奴有些不解，五郎为何急于对税制进行改革，须知税制乃是朝廷根基之一，如今朝廷连征李茂贞、王建而胜，威望大振不假，但毕竟尚未乾坤一统，如此改制，五郎你就不怕某些世家大族东逃中原、淮扬甚至吴越等地，为朱温、杨行密、钱鏐等辈所用么？”
李曜当然知道她问这番话是对自己如此大幅度改革动作有所担心，他自己比时人多了一千多年的“经验”，可在“要不要进行税制改革”、“改与不改各自有何利弊”等问题上不也纠结了大半年么？
其实税制改革也好，变迁也罢，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是使现行税制不断变革、不断完善过程。赋税制度的改革变迁属于朝廷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变迁能否进行，受当时政治经济背景、政权稳定与财政状况、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约束。在李曜自己看来，这些约束可能也就是后世历史教科书里经常所说的“历史的必然”。
首先，是政治经济背景因素。
在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之后，在两个社会转型期间春秋时期出现的“初税亩”制度的推行，可以说反映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赋税制度变革的影响，初税亩制度推出的时代背景是伴随着土地国有制度的瓦解，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劳动者的人身自由由经历了“奴隶、农奴、农民”变化历程，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变化、生产工具的变化、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必然需求赋税制度的变化以实现当时赋税制度的功能。但是深层次影响政治、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因素。生产力提高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方式、粮食产量、劳动者积极性等方面的效应都会对赋税制度产生影响。
其次，是政权稳定及财政状况因素。
政权的稳定对赋税制度的影响是显然的，从历朝历代本朝代看，赋税制度在税率方面的调整，伴随着朝代的兴衰。从整个历史时期中上述几次大的变革看，“初税亩”的推行源于私田增加及生产的繁荣，公田收人无法满足当时统治者包括战争等各方面的开支。大唐两税法的推行源于均田制破坏的情况下，政府陷入无地可均，自然与此相对应的无可征之丁的财政危机局面。而后来明朝中期实行的“一条鞭”更是在明朝统治者*，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大地主想尽办法逃税，苛税残酷，政府财力匮乏的情况下推行的。这就说明了政府财政状况对赋税制度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可见，中国赋税制度的变迁属于朝廷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朝廷进行赋税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即是财政状况，其次才是尽量简化征管方式降低税收成本。
而王笉的质疑，也在于现在李曜所主导的朝廷，至少看起来是并不缺钱的，但改革却可能导致政权基础动摇，所以她才疑惑这样的改革是否必要。
最后，则是朝廷对资源的控制因素。
税制变迁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而经济利益的获取又源于各个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控制，对于大唐赋税制度，或者说是农业社会以土地产出为主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将决定了土地赋税制度的变革和调整，君主制下的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兼并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朝廷和大地主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始终是赋税制度变革的一大原因。
王笉当然不知道李曜搞“摊丁入亩”、“皇田纳税”的根本原因除了减轻百姓负担之外，还有释放人口的因素，因此不甚理解。
李曜对此也不好说得太多，只能拿出自己所谓“一代儒宗”的面具带上，用一种悲悯天人的口吻，深沉地道：“民若不困，何必冒死作乱？更何况如今这税制，富者纳税少，贫者纳税多，岂是道理？有道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行此政，正是为了树立公平。皇王布衣，统一纳税，正是‘法无二致’之意。至于你担心朝局不稳，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那些富家大族若要东逃南逃，就尽管去吧，走了之后，他们还能将田产带走不成？到时候正好赐给有功将士。而这税法一改，别地百姓闻之，必然欢呼而来，民乃王业之基，有了百姓，还怕少得了贵族？更何况，那些人放着工商业无数赚钱良机却为了那么一点地税而走，这等眼光，也不配留下分得利润。”
其实李曜这话说起来理由十足，但他之所以此前曾经犹豫很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税制改革，实际上是把原先历史上三次重大税制改革集中在了区区唐朝中期之后的一百年内快速完成，他此前主要是担心社会适应能力，担心拔苗助长。所谓三次重大税制改革，就是指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
纵观两税法实施之前的赋税制度，大都是以人丁为征税之本，而以人丁为征税之本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必须有相应的土地、资产。唐朝前期由于实行均田制，广大农民基本都有田可耕，社会经济繁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畅行无阻，税源充盈。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唐朝朝廷控制的农户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为基础，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只得另立多种税目，恣意勒索，以致人民负担日趋沉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将危及政权的存在。这说明对旧税制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到了德宗时期，德宗皇帝就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令正式实施两税法。两税法的实施扩大了税源，简化了手续，增加了财政收人，挽救了唐朝中期以后的经济危机，稳定了唐朝政权的统治。而更重要的则是为赋税制度确立了一个合理的、新的征收标准。从此以后，征税标准开始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两税法成为君主制度下社会赋税制度演变的起点。历史上的五代、宋朝等，对于税制也有一些小幅度的改动，但并没有脱离两税法的窠臼，因此一些必然出现的弊端，仍旧不断出现。
而与历史上其它封建王朝一样，明朝发展到中期以后也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土地兼并，贪官横行，赋役苛重，农民暴动，所有这些社会矛盾都开始集中显现，并呈蔓延之势，明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朝廷的危亡，明神宗起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摊丁入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各级官吏、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勒索、盘剥，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一概征银，使君主制度时代的实物税制转向了货币税制，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基本货币化。一概征银，扩大了社会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所以一条鞭法在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史上又竖起了一块里程碑。
清朝人关之初，赋税制度仍沿袭明朝旧制，实行一条鞭法。然而自明末社会大动乱以来，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无地、少地的农民越来越承担不起丁税的重负，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他们或迁徒流亡，或隐匿户口，不但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使清政府无法掌握人口实数，同时加剧了社会动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清政府分逐步完成了摊丁人亩的改革。摊丁人亩的实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对清朝的统治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摊丁入亩简化了税收原则，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这样，不但稳定了清政府的财政收人，有助于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还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削弱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本书前文也说过，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摊丁人亩取消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人口增殖的作用。此后，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新生劳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当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不过这一点李曜早已想好办法解决了。所以摊丁人亩的实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李曜现在的做法，则是将一条鞭法省去，直接跳转到摊丁入亩，那么相应的，征收的税费也必须是全货币税，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李曜此前就开始推行的新币制改革(无风注：之前写币制改革的时候提过，一旦认同新币可以当做税费上缴，则该货币的价值就会被社会所公认)。
那么，这一改革在推行过程中的难点就在于两条：一，“大地主阶级”们的抵制甚至反抗；二，百姓们习惯这套制度的速度。至于其他什么税率分摊是不是合理之类，那都是税制本身的细节问题了，在决定推行之后，各地再考察、讨论便是，总不能连这种事情都要李曜自己亲力亲为，那他一准成为第二个孔明，只有活活累死的份。
这时王笉道：“五郎既然有如此把握，奴自然是支持的。”
李曜微微一笑，柔声道：“说实话，我希望太原王氏在这件事上，能做一个表率。”
王笉看着他，勉强一笑，道：“五郎……此事奴只能说尽力，决定权在叔父，甚至……他都未必能一言而决。”
李曜点点头，他理解这种情况，中国人对于“祖制”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也许是孝道被无限拔高的后遗症，任何人胆敢擅自改变“祖制”，面对的压力都是极大的，也很难获得认同。而对良田的占有，则不光是很多世家大族的“祖制”，甚至早已是这些世家大族存在于世的一种下意识惯性，李曜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要想改变这一点，就像要让狗不吃屎一般。
不过据说狗吃屎是因为狗吃人吃的饭后，身体里缺乏必要的微量元素，而这种微量元素在其粪便中有，所以才出现。那么李曜只好把工商业上的大利润摆在头前当胡萝卜，把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作为大棒拿在手中，这样才能使这些“大地主阶级”们出让手头的田产。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个办法永远都是可以使用而且成效卓著的。
至于他为何对这件事如此上心，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首先，他需要这些“大地主阶级”出让土地，使穷苦百姓自耕自足，不会“揭竿而起”，危害朝廷统治的稳定。其次，他需要这些手头有足够资本的“大地主阶级”投身工商业，使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赶紧生出、发展。
按照李曜穿越前的所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应该是指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也就是说，即便李曜自己建立起了实际上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两大军械监，但那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按照学术观点，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关于是不是资本主义在萌芽，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这种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比如军械监这种明显就是“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有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但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这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此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历史上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也就是李曜想方设法要使类似于太原王氏这种“大地主阶级”放弃对田产的执着，转而投身雇佣关系的工商业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这种风潮，各种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都踊跃进行工商业投资，这种生产关系才算真正形成，也才会“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不会中途夭折”。
当然，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资本论说“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更简单的说，如果全民饿肚子，资本主义就纯属空想。
至于在原先历史上的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人力资源还是土地面积都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它无法保证富余产品的稳定产出，更无力供养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民间市场。
中国自古是单一制君主集权国家，庞大的帝国组织靠直接向全国小农阶层抽税来维持。在那个时代尚无现代经济理论，国家计税毫无科学依据，只能简单向全国平均摊派，不具备宏观调控功能，对社会经济并无积极作用。财政税收又多被用于奢侈挥霍或豢养军队，巨额财富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流通领域，民间经济即不能从中获利，私人财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资本自然无从积累。这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
而李曜和他推行的改革的出现，则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契机。农具革新，他做了，而且在继续做；朝廷经济制度改革，他已经开始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他正打算推进……
(无风注：前段时间我看见有读者留言说李曜没怎么改变这个社会，理由是历史变化不大，我震惊了。就算是纯剧情党，完全不看我写的各种分析，可书里那么多制度上的变化，难道都被无视了么？)
至于为何一定要如此全力推进制度改革进入资本主义？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会使得整个民族具备更强的开拓精神，当摊丁入亩一段时候，人口爆炸，国内工商业发展已经无法满足大资本家的胃口，那么……海外殖民地必然是一个最佳选择。
而且，李曜早已想好，将来还要将开疆拓土的奖励跟升官、发财同时绑在一块儿，甚至还可以绑上……皇权。当然，那都是后事了。
总而言之，李曜的各项改革，如同他的军事作战一样，总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只要是走了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会——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自从我入长安，我们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上次河中被围之前，我请王相公接你来长安设立医学院，现在也有一年多了……”李曜这话说得有些感慨，他用了个不是很谦逊的“我”作自称，此时却不显得傲慢，而是亲密，因为他说话的对象，是王笉。
王笉嫣然一笑，道：“设立医学院，有河中的经验，自然早已建成，各项工作都已展开，正在按计划进行。只是奴家有一点很是奇怪，大王为何会想着要让陛下来题词，而且将之命名为‘大唐皇家医学院’？”
李曜沉吟了一会，才道：“皇室今后将有一些变动，在享受百姓供奉的同时，必须脚踏实地地为百姓做事。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广开医院，为天下万民提供低价高质的医疗保障。”
王笉微微有些错愕，但仍点头：“若是如此，百姓对天家，必然更加拥戴。”
李曜笑了笑，又道：“非但是医学院，皇室还有许多变革，今后我会一一开始布局。我始终觉得，与权力伴随的，是义务。既然皇室享受着万民的供养，就有义务为民众提供各种保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工部的这句话，希望总有一日，不会再被人用到大唐皇室身上。”
王笉忍不住问：“如此陛下民望更高，大王就不怕……”
李曜笑道：“我怕什么？现在这些改革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只是开办了皇家医学院，而且这医学院的‘荣誉院正’不正是我么？我的院正阁下。”
王笉禁不住噗嗤一笑，摇头道：“真不知大王是怎么想的，你若要做院正，奴家让给你便是，为何偏要弄出一个‘荣誉院正’，让人一看便知道只是挂个名儿。”
李曜正色道：“为的便是让人都知道我只是挂个名儿。”他直视王笉的双眼：“事实便是如此，何必做那些虚伪之举？医学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是你在操办，你不做院正，却做院副，对你便公平么？”
王笉心中一热，一句话没经过思索便脱口而出：“只要于你有益，院正院副有何区别！”
李曜微微一怔，却见自知失言的王笉一瞬间满面通红，哪里还不知她的心意？
当下，李曜伸出手，握住王笉的柔荑，也不管她一张小脸涨红如血，走近一步，轻声道：“嫣然，你为我做的一切，我心里都明白。”他见王笉虽未挣扎，也未有抽手的意思，但身躯似有微微颤抖，越发柔声地道：“我非无情草木，也非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此前我不谈成家之事，只是因为……我道艰难，前路茫茫，别看眼下风光，实际上但凡踏错一步，便可能是临渊踏狱，粉身碎骨、身败名裂。你是名门闺秀，才qing人品俱是世上罕有，若因我而受半点伤毁，叫我如何能偿？”
王笉此前虽然曾扮男装经年，但以她的家教之严，何曾有与男子如此亲密的举动？此时被李曜握着双手，近距呢喃，只觉得他身上那男子特有的阳刚气息浓烈得几乎使自己窒息。那种气息，不是闻到的，而是一种感觉，就仿佛面前是一座大山，让自己晕眩、痴迷，唯有全力控制，才能忍住不投入其间。
但听闻李曜这番话，她仍坚强地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个与自己相交甚久，却始终如谜一般的男子，微微颤抖却坚决如铁地道：“奴家心中，君即是天。”
毫无疑问，她口中的君，只能是面前这位。
李曜再未开口，只是深深地看着她，然后将她拉入怀中，这才道：“等我从太原归来，便娶你过门。”
王笉浑身一震，再也控制不住——也不愿再控制自己，她伸开双手用力抱住李曜如豹似狼般细而坚韧的腰，明明是最意外的欣喜，泪水却偏偏瞬间决堤。她口中道：“五郎……五郎……”
李曜深深地呼了口气，抚摸着她的秀发，道：“好久好久，未曾听人唤我五郎了……”
王笉似乎想到了什么，却又似乎不想搅乱这期盼了无数个日夜的气氛，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但不知为何，李曜偏偏明确地感觉到，她懂了自己的意思。难道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么？
不知过了多久，王笉的心情才总算平复了下来，忽然从李曜怀中挣扎而出，仰头看着他，有些担忧地道：“有些话奴家在心里憋了很久了，本不敢说……”
李曜微微一笑：“从现在起，任何话都可以对我说了。”
王笉用力点了点头，面现忧色，道：“此去太原，是不是有危险？”
其实以王笉的智慧，此去太原会有什么后果，她不是不能预料几分，只是在李曜面前，她似乎不愿自己分析，而仅仅希望听到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如水、仿佛一切尽在掌握地淡定回答：“无妨。”
然而，李曜却沉默了一下。
王笉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道：“若是有危险，能不能不去？或者推说关南、蜀地新定，诸事繁杂……派一名特使即可？”
李曜微微摇头：“这些情况，晋王难道不知？”
王笉咬了咬唇，略微迟疑了一下，想到刚才他说的那句“从现在起，任何话都可以对我说了”，便仍开口道：“若是不去，便会如何？晋王难道会发兵来战么？”
“不会。”李曜很明确地回答，然后道：“然而从此之后，我便须背上一个忘恩负义的恶名，从此与小人为伍。”
王笉顿时黯然，以她对李曜的了解，他恐怕宁可去死，也不愿背负这等恶名。
但就在此时，李曜却又道：“不过，事情也未必就会变得那么糟。”
“为何？”王笉立刻问道。
李曜道：“其一，我如今实力虽强，却毕竟没有对他做出任何逆反之举，晋王为人虽然偶尔鲁莽，但总的来说，还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他很难下定决心在我为其祝寿之时将我拿下处置；其二，我也是沙陀军中出身，若是晋王无故处置了我，他其余义儿会如何想？我这些义兄义弟也几乎都是掌军领兵之人，一旦他们升起兔死狐悲之心，晋王这偌大势力，只怕顷刻之间便要土崩瓦解！这一点，是晋王、盖公和张监军都不得不考虑的；其三，这一次太原祝寿，我虽不得不去，但并不代表我没有任何布置……”
王笉见他对晋王的性格和面临将领忠诚度的问题上分析得丝丝入扣，总算放心了不少，忧色少了些许，又听他说有所布置，虽然不想在他心里落个多事甚至“干政”的不liáng形象，但事关爱郎安危，仍忍不住问道：“布置……可靠么？”
李曜却不觉得这种问题有干政的嫌疑，也不打算对她隐瞒，当下便道：“布置分为几个方面。其一是明面上的兵力布置，在我前往太原之时，左右天策卫、左右羽林卫四卫将会进驻河中正北的晋州，总计七万六千大军，虎视阴地关。此四卫大将军分别是憨娃儿、阿蛮、李筠和张训，憨娃儿和阿蛮为主将的天策卫不必说了，李筠原是神策军的都头，张训原是河中镇兵牙将，两人都不是沙陀出身，功名富贵皆在于我，因此此番可堪使用，忠诚无虞。而河中本镇也有八万四千大军，而且最近我对河中护*各军主将做出了调整，这批新任主将绝大多数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晋王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恩赏，因此忠诚方面也当无碍。如此一来，足有十六万大军在南面为我后盾，晋王乃至其麾下对我有觊觎之心者，就不得不仔细权衡。”
王笉听说如此，又足有十六万大军在河中作为震慑，果然放心了不少，当下点了点头。毕竟，按照李曜的这个布置，左右神策卫大将军李承嗣和李嗣恩，都被留在了后方，减少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而晋王此前被朱温重创，一时之间怕是还集中不了十六万兵马。王笉对军事了解不多，仅仅是从数字上看，觉得李曜这边的兵力应该是有优势的，心中稍安。
当然事实上，李曜这十六万大军是老兵新编，可能指挥起来的灵便性稍差，但战斗力的确是颇为不弱的，相对于李克用此时麾下半老兵半新兵的情况，可能还略好一点。更何况，李曜麾下这些军队近来凯歌高奏，士气上面自然更加靠得住一些。
这时李曜又道：“这是明面上的，在暗地里，府州、麟州二地，我有相当把握，折家和杨家可以为我所用，一旦太原方面真有什么意外，府麟二州的折、杨二军可以使天德军无法南下，甚至使朔州振武军也不敢轻易调动大军南下驰援太原。另外还有我藏得最深的一步暗棋……就在太原。”
他这么一分析，王笉的担忧便少了许多，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歉然道：“可惜奴将家主印信交给了昭逸叔父，否则的话，或许也能帮上一点忙。不过奴执掌印信数年，在太原多少也有一些人手可用，如果五郎需要，可以吩咐他们。”说罢便将其中详细告知李曜。
李曜听罢，不管用不用得到，先暗暗记下了，毕竟此去太原凶吉难料，多一些保障总不是坏事。
两人将太原之行的细节再推敲了一番，确认没有什么疏漏之后，李曜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便道：“我从太原回来之后，朝廷会有一次大变革，是关于赋税的一次调整。我欲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成钱币征收，与两税法不同的是，过去的把丁税将会摊入地亩。此后，朝廷便只按照田地多寡来征税，丁男数目不再作为计税标准使用。而天下之人，但凡有田，无论自耕自种的寻常百姓，还是皇庄王田，今后也都统一纳税，包括陛下的皇田和我的封地王田也都一样……五姓七家等名门大族田亩甚多，此事一旦推行，必然会有不少人反对，若是你们太原王氏内部也是如此，你便……”
王笉为难道：“奴已不掌家主印信，又是女子之身，这等大事，只怕说不上什么话了。”
“无妨。”李曜摇头道：“我不是让你强令他们什么，只是让你带句话给他们。”
“哦？什么话？”王笉略微诧异，心道：“不知是威胁还是拉拢？还是二者皆有？”她刚才听了李曜对自己的承诺，已经几乎把自己看做他的女人了，思想自然有些转变，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全不为家族考虑，因此会有这点想法。
谁知李曜却只是道：“死守田产，以粮食为财富，这种人今后一定会后悔的。”
王笉迟疑道：“是因为五郎你已经决定要推行这种新税法的缘故？”
“不。”李曜摇头道：“关键不在于此，而是……”他松开王笉，从桌上拿过一份奏章递给她，道：“这是户部几名员外郎和主簿前往蒲州东升新城考察工商业之后的奏报，其中他们对东升新城入股收益做了详细调查。这份奏报显示，仅从工业的角度来看，入股东升新城民用农具产业的股东，投资年回报率为四成三分(即43%，以下均同)；投资棉布等纺织产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二分；投资建筑产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一分；投资铁、煤等矿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四分……无论投资哪个工业产业，其年回报率均远远超过土地种植出产所得。至于商业方面，由于经营管理方式不同，差异相对较大，其中某些特殊商业也的确有着相对更大一些的风险，但总的来说，其收益也至少十倍于土地种植出产。”
王笉在还未将家主印信交予王抟之前，也主导过投资入股东升新城，这份报告的真伪她自然一清二楚。太原王氏在各种大小型农具方面有建有专门的“工厂”，在纺织、矿业也都设有工厂，其中收益大体与这份报告所显示的相差无几。而李曜说“相差较大”的商业方面，太原王氏也同样有不少涉足，其中主要是高端餐饮业务、典当业务、米行、布行和水运。
由于太原王氏的官场基础，加上其对李曜崛起的大力支持，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少朝廷方面的优势，比如朝廷对东南漕运的运输，其中某一段水路便是太原王氏接手(其“水运商行”总部设立在东升新城)；仅这一业务每年的获利，就顶得上三万亩良田的收益！要知道，现在东南的漕运可比全国统一时差了不知道多少，如果将来朝廷一统乾坤，光是这一小段漕运的收益，只怕就比得上太原王氏如今的全部良田了，因此李曜刚才那句话，绝非儿戏，也绝无夸张，对于这一点，王笉毫不怀疑。
她知道李曜特意对她说起此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关怀，以免因为这件事让他们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同时也是对太原王氏一直支持他扩张势力的一种回报。便点了点头，道：“五郎的话，奴一定带到。”她微微一顿，又有些迟疑地问道：“只是奴有些不解，五郎为何急于对税制进行改革，须知税制乃是朝廷根基之一，如今朝廷连征李茂贞、王建而胜，威望大振不假，但毕竟尚未乾坤一统，如此改制，五郎你就不怕某些世家大族东逃中原、淮扬甚至吴越等地，为朱温、杨行密、钱鏐等辈所用么？”
李曜当然知道她问这番话是对自己如此大幅度改革动作有所担心，他自己比时人多了一千多年的“经验”，可在“要不要进行税制改革”、“改与不改各自有何利弊”等问题上不也纠结了大半年么？
其实税制改革也好，变迁也罢，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是使现行税制不断变革、不断完善过程。赋税制度的改革变迁属于朝廷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变迁能否进行，受当时政治经济背景、政权稳定与财政状况、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约束。在李曜自己看来，这些约束可能也就是后世历史教科书里经常所说的“历史的必然”。
首先，是政治经济背景因素。
在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之后，在两个社会转型期间春秋时期出现的“初税亩”制度的推行，可以说反映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赋税制度变革的影响，初税亩制度推出的时代背景是伴随着土地国有制度的瓦解，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劳动者的人身自由由经历了“奴隶、农奴、农民”变化历程，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变化、生产工具的变化、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必然需求赋税制度的变化以实现当时赋税制度的功能。但是深层次影响政治、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因素。生产力提高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方式、粮食产量、劳动者积极性等方面的效应都会对赋税制度产生影响。
其次，是政权稳定及财政状况因素。
政权的稳定对赋税制度的影响是显然的，从历朝历代本朝代看，赋税制度在税率方面的调整，伴随着朝代的兴衰。从整个历史时期中上述几次大的变革看，“初税亩”的推行源于私田增加及生产的繁荣，公田收人无法满足当时统治者包括战争等各方面的开支。大唐两税法的推行源于均田制破坏的情况下，政府陷入无地可均，自然与此相对应的无可征之丁的财政危机局面。而后来明朝中期实行的“一条鞭”更是在明朝统治者*，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大地主想尽办法逃税，苛税残酷，政府财力匮乏的情况下推行的。这就说明了政府财政状况对赋税制度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可见，中国赋税制度的变迁属于朝廷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朝廷进行赋税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即是财政状况，其次才是尽量简化征管方式降低税收成本。
而王笉的质疑，也在于现在李曜所主导的朝廷，至少看起来是并不缺钱的，但改革却可能导致政权基础动摇，所以她才疑惑这样的改革是否必要。
最后，则是朝廷对资源的控制因素。
税制变迁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而经济利益的获取又源于各个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控制，对于大唐赋税制度，或者说是农业社会以土地产出为主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将决定了土地赋税制度的变革和调整，君主制下的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兼并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朝廷和大地主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始终是赋税制度变革的一大原因。
王笉当然不知道李曜搞“摊丁入亩”、“皇田纳税”的根本原因除了减轻百姓负担之外，还有释放人口的因素，因此不甚理解。
李曜对此也不好说得太多，只能拿出自己所谓“一代儒宗”的面具带上，用一种悲悯天人的口吻，深沉地道：“民若不困，何必冒死作乱？更何况如今这税制，富者纳税少，贫者纳税多，岂是道理？有道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行此政，正是为了树立公平。皇王布衣，统一纳税，正是‘法无二致’之意。至于你担心朝局不稳，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那些富家大族若要东逃南逃，就尽管去吧，走了之后，他们还能将田产带走不成？到时候正好赐给有功将士。而这税法一改，别地百姓闻之，必然欢呼而来，民乃王业之基，有了百姓，还怕少得了贵族？更何况，那些人放着工商业无数赚钱良机却为了那么一点地税而走，这等眼光，也不配留下分得利润。”
其实李曜这话说起来理由十足，但他之所以此前曾经犹豫很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税制改革，实际上是把原先历史上三次重大税制改革集中在了区区唐朝中期之后的一百年内快速完成，他此前主要是担心社会适应能力，担心拔苗助长。所谓三次重大税制改革，就是指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
纵观两税法实施之前的赋税制度，大都是以人丁为征税之本，而以人丁为征税之本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必须有相应的土地、资产。唐朝前期由于实行均田制，广大农民基本都有田可耕，社会经济繁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畅行无阻，税源充盈。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唐朝朝廷控制的农户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为基础，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只得另立多种税目，恣意勒索，以致人民负担日趋沉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将危及政权的存在。这说明对旧税制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到了德宗时期，德宗皇帝就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令正式实施两税法。两税法的实施扩大了税源，简化了手续，增加了财政收人，挽救了唐朝中期以后的经济危机，稳定了唐朝政权的统治。而更重要的则是为赋税制度确立了一个合理的、新的征收标准。从此以后，征税标准开始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两税法成为君主制度下社会赋税制度演变的起点。历史上的五代、宋朝等，对于税制也有一些小幅度的改动，但并没有脱离两税法的窠臼，因此一些必然出现的弊端，仍旧不断出现。
而与历史上其它封建王朝一样，明朝发展到中期以后也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土地兼并，贪官横行，赋役苛重，农民暴动，所有这些社会矛盾都开始集中显现，并呈蔓延之势，明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朝廷的危亡，明神宗起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摊丁入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各级官吏、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勒索、盘剥，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一概征银，使君主制度时代的实物税制转向了货币税制，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基本货币化。一概征银，扩大了社会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所以一条鞭法在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史上又竖起了一块里程碑。
清朝人关之初，赋税制度仍沿袭明朝旧制，实行一条鞭法。然而自明末社会大动乱以来，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无地、少地的农民越来越承担不起丁税的重负，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他们或迁徒流亡，或隐匿户口，不但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使清政府无法掌握人口实数，同时加剧了社会动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清政府分逐步完成了摊丁人亩的改革。摊丁人亩的实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对清朝的统治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摊丁入亩简化了税收原则，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这样，不但稳定了清政府的财政收人，有助于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还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削弱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本书前文也说过，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摊丁人亩取消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人口增殖的作用。此后，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新生劳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当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不过这一点李曜早已想好办法解决了。所以摊丁人亩的实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李曜现在的做法，则是将一条鞭法省去，直接跳转到摊丁入亩，那么相应的，征收的税费也必须是全货币税，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李曜此前就开始推行的新币制改革(无风注：之前写币制改革的时候提过，一旦认同新币可以当做税费上缴，则该货币的价值就会被社会所公认)。
那么，这一改革在推行过程中的难点就在于两条：一，“大地主阶级”们的抵制甚至反抗；二，百姓们习惯这套制度的速度。至于其他什么税率分摊是不是合理之类，那都是税制本身的细节问题了，在决定推行之后，各地再考察、讨论便是，总不能连这种事情都要李曜自己亲力亲为，那他一准成为第二个孔明，只有活活累死的份。
这时王笉道：“五郎既然有如此把握，奴自然是支持的。”
李曜微微一笑，柔声道：“说实话，我希望太原王氏在这件事上，能做一个表率。”
王笉看着他，勉强一笑，道：“五郎……此事奴只能说尽力，决定权在叔父，甚至……他都未必能一言而决。”
李曜点点头，他理解这种情况，中国人对于“祖制”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也许是孝道被无限拔高的后遗症，任何人胆敢擅自改变“祖制”，面对的压力都是极大的，也很难获得认同。而对良田的占有，则不光是很多世家大族的“祖制”，甚至早已是这些世家大族存在于世的一种下意识惯性，李曜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要想改变这一点，就像要让狗不吃屎一般。
不过据说狗吃屎是因为狗吃人吃的饭后，身体里缺乏必要的微量元素，而这种微量元素在其粪便中有，所以才出现。那么李曜只好把工商业上的大利润摆在头前当胡萝卜，把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作为大棒拿在手中，这样才能使这些“大地主阶级”们出让手头的田产。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个办法永远都是可以使用而且成效卓著的。
至于他为何对这件事如此上心，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首先，他需要这些“大地主阶级”出让土地，使穷苦百姓自耕自足，不会“揭竿而起”，危害朝廷统治的稳定。其次，他需要这些手头有足够资本的“大地主阶级”投身工商业，使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赶紧生出、发展。
按照李曜穿越前的所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应该是指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也就是说，即便李曜自己建立起了实际上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两大军械监，但那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按照学术观点，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关于是不是资本主义在萌芽，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这种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比如军械监这种明显就是“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有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但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这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此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历史上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也就是李曜想方设法要使类似于太原王氏这种“大地主阶级”放弃对田产的执着，转而投身雇佣关系的工商业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这种风潮，各种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都踊跃进行工商业投资，这种生产关系才算真正形成，也才会“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不会中途夭折”。
当然，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资本论说“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更简单的说，如果全民饿肚子，资本主义就纯属空想。
至于在原先历史上的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人力资源还是土地面积都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它无法保证富余产品的稳定产出，更无力供养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民间市场。
中国自古是单一制君主集权国家，庞大的帝国组织靠直接向全国小农阶层抽税来维持。在那个时代尚无现代经济理论，国家计税毫无科学依据，只能简单向全国平均摊派，不具备宏观调控功能，对社会经济并无积极作用。财政税收又多被用于奢侈挥霍或豢养军队，巨额财富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流通领域，民间经济即不能从中获利，私人财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资本自然无从积累。这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
而李曜和他推行的改革的出现，则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契机。农具革新，他做了，而且在继续做；朝廷经济制度改革，他已经开始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他正打算推进……
(无风注：前段时间我看见有读者留言说李曜没怎么改变这个社会，理由是历史变化不大，我震惊了。就算是纯剧情党，完全不看我写的各种分析，可书里那么多制度上的变化，难道都被无视了么？)
至于为何一定要如此全力推进制度改革进入资本主义？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会使得整个民族具备更强的开拓精神，当摊丁入亩一段时候，人口爆炸，国内工商业发展已经无法满足大资本家的胃口，那么……海外殖民地必然是一个最佳选择。
而且，李曜早已想好，将来还要将开疆拓土的奖励跟升官、发财同时绑在一块儿，甚至还可以绑上……皇权。当然，那都是后事了。
总而言之，李曜的各项改革，如同他的军事作战一样，总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只要是走了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会——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