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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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基督山伯爵曾在巴黎上流社会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那么他一定会全方位地估量维尔福先生这次登门拜访的充分价值。
无论执掌朝纲的国王是长房还是仲弟，也无论当政部长是空谈家、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维尔福一向是得宠的红人，就像人们经常评论那些从来没有经受过政治失败、通权达变的人物一样，他在所有人的眼中堪称纵横捭阖、八面玲珑。维尔福先生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却也得到不少人的热心保护，但就是没有人喜欢他。他在司法界名高位显，像阿尔莱阿尔莱（1536—1619）：巴黎高等法院第一位主席，曾对抗吉斯公爵，忠于王朝。或莫莱莫莱（1781—1855）：法国路易·菲利浦当朝时的首相。一样牢牢地掌握着这个权柄。他的客厅在他年轻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还不到十八岁的女儿的操持下，不能不说是全巴黎最严肃的客厅之一：那里保持着对传统的崇拜，对宗教的虔诚。对待世人冷淡的礼貌，对政府的原则忠贞不渝，对一切理论和理论家视若敝履，对观念学派深恶痛绝，这就是维尔福先生标榜的他的公私生活的基本准则。
德·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个法官，而且几乎是个外交家。他谈到旧朝时总是带着恭敬和肃穆的态度，与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使他受到新朝的尊重，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仅当朝的人总是迁就他，有时甚至还要找他咨询。如果他们能够除掉德·维尔福先生的话，或许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但他就像那些敢于违抗君命的封建领主，他也住在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里。这个堡垒，就是他那个检察官的职位，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职位为自己捞到了所有好处，即便他离开此职，那也只是为了竞选议员，以反对派的立场来替代中立的立场。
维尔福先生通常极少出去拜客，也极少回拜。他的妻子代他去拜客，这已是社会上所公认的事了，他们以为法官工作繁重而谅解了他，实际上他却是出于一种傲慢的想法，这正是贵族的本质——的确，他实践了“只要您自以为了不起，别人也就会以为您了不起”这句格言，这句格言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比起希腊人的那句“认识您自己，”实在是更有用，而我们却用那比较省力而更有利的“认识别人”取代了希腊人的这句格言。
对他的朋友，维尔福先生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于他的仇敌，他是一个沉默的死对头，对那些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说，他是法律的化身。傲慢神气，死板的面孔，沉着冷漠或锐利探询的目光，所有这些使这个人巧妙地度过了接连而来的四次革命，在革命中建立和巩固了他升官发财的根基。维尔福先生在法国一向是以最不好奇和最不怕麻烦的人见称的。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那次舞会里，他只到场一刻钟。他从来不去戏院，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偶尔的，只是这种场合也很少，他会玩玩威斯特牌戏一种扑克牌的游戏。；而那时他必定认真挑选够资格和他一起玩牌的——如大使、大主教、亲王、总统或寡居的公爵夫人之流。现在把车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前的，正是这个人。
跟班去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伏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去的路线。
检察官用他进入法庭时的同样庄严而适度的步伐走了进来；他还是原来那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个代理检察官的延续。
大自然及其规律是始终不渝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对检察官也同样起作用。他本来身体就单薄，现在变得更瘦了，原来的白脸变黄了；他那对深陷的眼睛凹得更深了，他那副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似乎成了他的脸盘的组成部分；除了他那条白领带而外，衣服是全套黑色，唯一不同于这个丧服的颜色是一条从纽孔中伸出来的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就像是用朱笔划出来的一条血印。
基督山虽然极能自制，这时，他在还礼之后，竟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仔细地观察起这位法官来，而对方一向惯于怀疑一切，尤其不相信社会上会有所谓的奇人奇事，所以他也极想看出这位外国贵宾（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个挪一下窝一显身手的大骗子或不法之徒呢，还是位来自圣海的王子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
“先生，”维尔福说道，说话的口吻和法官在演讲的时候一样，好像他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或不愿放弃这种腔调似的，“先生，昨天蒙您大力相助，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命，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表示谢意。所以请允许我今天来履行这个义务，让我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官那严厉的目光里依旧含有他往常那种骄矜的神气。他是以一个首席检察官的语气和单调来说这几句话的，脖子硬挺挺地一动都不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恭维他的人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先生，”伯爵用冷冰冰的语气说，“我能为一个母亲保全她的儿子深感荣幸。常言道，母爱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而降临于我的这个幸运，就免去您再来旅行无疑令我荣耀的另一项义务了，因为我知道，维尔福先生绝不轻易赏赐给我这份厚意的。但不管这份厚意怎样的珍贵，比起我内心的满足，还是相形见绌。”
维尔福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他不禁吃了一惊，就像个军人感到他所穿的甲胄上被人猛击了一下似的打了个寒战，他那露出轻蔑表情的嘴唇微微牵动一下，说明从此刻起，他不再把基督山伯爵看成是一个谦谦君子了。
他向四周看了一下，想找点什么来作为继续交谈的话题，因为刚才的那个话题似乎已摔得粉碎了。
他看到了他进来时基督山在研究的那张地图，于是说道，“您好像在研究地理吧，先生。这可是一种很有趣的学问，尤其是您，我听说，凡是这张地图上标明的地方您都已经见识过了。”
“是的，先生，”伯爵答道，“我想把人类作为整体来进行生理上的研究，而您每天都在处理个别的案件。我想，我从整体到个别的研究比从个别到整体的研究要方便得多。根据代数公理，我们应该从已知的推算未知的，而不是从未知的推算已知的……哦，请坐吧，先生，请。”
基督山向检察官指一指一张扶手椅，后者也只得亲自动手将椅子向前挪一挪；而伯爵却向后一靠，便坐到了他椅子里，在检察官进来时他原就是一只膝盖跪在上面的。这样的坐姿就形成伯爵面向客人，背对窗子，胳膊撑着桌子，而桌子上的地图就成了一时的谈话主题。这种谈话和在莫尔塞夫及唐格拉尔家大同小异，其发展趋势即使不是随环境，起码也是因人而变的。
“啊，您自称为哲学家，”维尔福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趁这沉默的期间喘了一口气，像是一个摔跤手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哦，先生，真的，假如我也像您这样无所事事的话，我一定会去找一件更有趣的事来做的。”
“老实说，先生，”基督山答道，“如果把人放在一只日光显微镜下来研究一下的话，他实在只不过是一条丑陋的毛虫而已。您说我无所事事，真的，现在我也来问一句，那么您呢？您认为您是有所事事的吗？说得更明白一些，您以为您所做的一切够得上称为‘事吗’？”
第二次受到这位外国敌手如此猛烈的一击，维尔福加倍地惊讶。许久以来，这位检察官从没有被人用这种强有力的悖论冲撞过，或者说得准确些，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
检察官开始反击了。
“先生，”他说，“您是外国人，我想您本人也是这样说的。您的部分生活是在东方度过的，所以您知道，在那些野蛮的国度，野蛮人的司法是很简单的，但在我们的国度，它的每一个程序都缜密而严谨。”
“不，先生，恰恰相反。这一切我很清楚，因为我是专门研究各国法律的。我曾拿各国的刑事法来和自然法作比较。而我得说，先生，我常常发现原始部落法律，即报复法，是最符合上帝意志的法律。”
“假如采用了这条法律，先生，”检察官说道，“我们的法典就可以大大地简化了。倘若如此，那么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法官们就会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这种情形或许会出现的，”基督山说道，“您知道，人类的发明创造从复杂趋向简单，而简单的总是完美的。”
“但目前，”法官又说道，“我们的法典却正处于全盛时期，它是根据茄立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的风俗，罗马法律和法兰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的惯例，从这一切相互向矛盾相触的条例中推断制定出来的。而那种种知识，想必您也同意这种说法，不经过长期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经过一番刻苦的研究，而且还必须经过有力的脑力劳动才能把它保存下来。”
“我同意这个看法，先生；不过，您所知道的有关法国法典的一切，我都知道，而且我不仅知道这部法典，还知道所有民族的法典；我对英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法律与法国的法律同样熟悉；因此，我有理由说，相对而言（您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先生），相对于我所做的工作而言，您要做的很少很少；而相对于我所学得的一切而言，您还有不少东西可学哩。”
“您学这些知识目的何在呢？”维尔福惊奇地接着问道。
基督山笑了。
“嗯，先生，”他说道，“我看您尽管有智士美誉，但您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却仍抱有社会上那种唯物的和通俗的观点，始于人而终于人。也就是说，是人类观察事物时所能采取的最局限，最狭隘的一种观点。”
“先生，请您解释得再清楚一些，”维尔福说道，他愈来愈惊奇了，“我实在不十分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先生，由于把目光只放在各国的社会机构上，所以您所看到的只是那些机器在转动，而没有看到使它转动的那位了不起的工程师，我是说您周围所认识的，无非是那些由部长或国王颁发了委任状的大小官吏。而在这些挂名的官吏，部长和国王之上，却还有上帝派的人，上帝不是派他们来充填位子的，而是让他们来执行任务的，但他们却逃过了您那狭隘的目光。所以人类由于他们的器官衰弱和不完备而产生了缺点。多比亚斯基督教《经外书》中的人物。把那个恢复他视觉的天使看做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各国把那个受天命来毁灭他们的阿提拉与其他的征服者当做同类看待，因此为了让人们认识他们，承认他们，他们不得不宣布他们的使命。前者不得不说：‘我是主的天使。’而后者说：‘我是上帝惩恶的使者。’这样，他们两人的神性才能大白于天下。”
“那么，”维尔福说道，他愈来愈惊愕了，真的以为他不是在和一个神学家就是一个疯子在说话，“您认为自己就是您所说的特种人物吗？”
“为什么不是呢？”基督山冷冷地说道。
“对不起，先生，”维尔福变得发懵地说，“初次相见，我确实不知先生胸罗星宿，才思敏捷，非等闲之辈，还望见谅。在我们这里，像您这样拥有百万家私的绅士——至少别人这样说。请您注意，本人不是在查问您，我仅仅重复别人的话——像您这样拥有百万家私的既得利益者，把他们的时间花在投机取巧上，或者沉湎于哲学的幻想，而这一切充其量只能安慰被命运剥夺了荣华和财产的那些人。”
“唉，先生，”伯爵说，“您已经达到如此显要的地位，难道您还算不上是个特别的人，或者竟没遇到过特别的人吗？您的目光一定非常老练可靠，难道您从来没有，在一瞥之下就推断出到您面前过来的是哪一种人吗？一个法官除了无尽职守地按法律行事以外，除了极技巧地解释他工作上耍的诡计之外，难道不该做一枚可以探测心脏的钢针，一块可以测验出灵魂中含有多少杂质的试金石吗？”
“先生，”维尔福说道，“老实讲，您驳倒了我。我从没听到过别人像您这样讲话。”
“因为您总使自己处在一个平凡的环境里，从不敢振翅高飞，冲进上帝安派那些看不到的特殊人的领域里。”
“那么您认为，先生，那种领域的确存在，这些看不到的特殊人的确是和我们混杂在一的吗？”
“他们为什么不呢？您离开了空气就一刻也不能生存，但您能看得见您所呼吸的空气吗？”
“那么说我们是无法看见您所指的那种人了？”
“不，我们能看见的，当上帝高兴让他们现出实形的时候，您就能看见他们了。您可以触摸到他们，同他们交往，跟他们讲话，而他们也会回答您的。”
“啊！”维尔福微笑着说道，“我承认，当这种人前来和我接触的时候，我倒很希望能事先得到一个警告。”
“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先生，因为您刚才就已经得到了警告，而我现在再来警告您一次。”
“那么您就是这种杰出的人物了？”
“我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人，是的，先生，而且我认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曾达到过我这样的地位。国王们的疆域有限，它们不是为群山、河流所阻，便是为习俗和语言的差异变化所限。而我的王国如同世界一样广袤，因为我既不是意大利人、法国人、印度人，也不是美国人、西班牙人，我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说我是降生在那儿的。只有天主才知道我将死于何地。我能适应所有国家的习俗，我能说所有民族的语言。因为我说法语时与您同样方便、道地，您以为我是法国人是吗？那好！我的黑奴阿里会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的管家贝尔图乔会以为我是罗马人，我的女奴海黛会以为我是希腊人。因此，您应该明白，我没有任何国籍，不要求任何政府保护，不承认任何人是我的弟兄，所以妨碍强者的种种顾虑，使弱者无法行动的种种阻碍，这些都不能妨碍我、阻止我。我只有两个对手；我不说是两个征服者，因为我只要锲而不舍，便能制服他们；这就是距离和时间。还有第三个对手，他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作为人迟早要死去的事实。只有死亡才能在我达到既定目标之前，在我前进的道路上阻拦我，而其他一切，我都算定了。人们所说的命运，也就是说破产、突变和意外，我都已预见到了；其中某些情况可以让我碰上，但都不能把我打倒。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将永远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对您说的一些事情您都闻所未闻，甚至从国王的嘴里您也没听说过，因为国王需要您，而其他人则畏惧您。在我们这个组织得如此可笑的社会里，有谁不曾想过：‘有朝一日，我将有求于国王的检察官哩！’”
“但是您本人呢？先生，您也能这样说吗？因为，自从您旅居法国起，您就自然要遵从法国的法律。”
“这我知道，先生，”基督山答道，“但当我去访问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那些我可能有求于他或害怕他的人，直到我把这些人了解清清楚楚，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或许比他们自己了解得还清楚。基于这种想法不管检察官是谁，假如他要对付我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比我妙。”
“那就是说，”维尔福吞吞吐吐地答道，“人类的本性中就是有缺点的，按您的标准来看，每个人都是犯了过失的。”
“过失或是罪过。”基督山以一种随便的神气回答道。
“您刚才说，您在人类中没有您的兄弟那么，在全人类中，”维尔福多少有点儿犹豫地说，“只有您是十全十美的了。”
“不，并非是十全十美，”伯爵回答说，“只是无法看穿罢了。假如这种格调使您不愉快的话我们还是停止这一场舌战吧，先生，您的法律并没有打扰到我，正如我的第二视觉并没有打扰您一样。”
“没有，没有，绝没有，”维尔福也许害怕露出败阵的马脚，于是立刻说，“您已用您近乎崇高的谈吐，把我提高到了常人的水平之上。我们已不再是一般的谈天，而是在纵横人生了。但您知道，那些坐在大学交椅里的神学家，和那些坐在辩论席上的哲学家，偶尔也会说出残酷的真理。我们暂且算是在讨论社会神学和宗教哲学吧，下面这几句话听来虽有些不礼貌，但我还是要对您说：‘兄弟，您太自负了，您也许比别人高明，但在您之上还有上帝呢。’”
“在我们大家之上，先生，”基督山这样回答道，其语气是这样沉重，使维尔福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我对人是自负的，正如赤练蛇每当看见有人经过它的旁边时总昂起头来攻击他的，即使那人并没踩着它。但在上帝的面前，我放弃了那种自负，因为是上帝把我从一无所有提升到了现在这样的地位。”
“那么，伯爵先生，我真该钦佩您了，”维尔福在这场奇特的舌战中，头一回使用了贵族头衔称呼这个外国人，而在此前，他一直是以先生相称的。“如果您真的如此次强大，真的如此优越，真的如此神圣或不可捉摸，那么，我要对您说，您说得有道理，因为神圣和不可捉摸几乎是一码事，您就自视崇高吧，先生，这符合权和德的法则。然而，您就没有某种野心吗？”
“野心倒有一个，先生。”
“是什么？”
“我，就像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可能会遇到的那样，曾被撒旦带到了世界最高的山顶上，在那儿，他把世界上所有的王国都指给我看，并且像他以前对人说过的那样对我说道，‘大地的孩子啊，您怎样才能崇拜我呢？’我想了很久，因为我早就怀有一种刻骨的野心，于是我回答说：‘听着：我常常听人说起救世主，可我从来没看见过他，也没看见过和他相像的东西，也不曾遇到过任何事物能够使我相信他的存在。我希望我自己能变成救世主，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报善和惩恶。’撒旦低头呻吟了一会儿。‘您错了，’他说道‘救世主是存在的，只是您看不到他罢了，因为上帝的孩子像他的父母一样，肉眼是看不到的。您没有看见过他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赏罚无形，来去无踪。我所能办得到的，只是使您成为救世主的一个使者而已。’于是那场交易就结束了。我也许已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山又说道，“如果需要再进行一次那样的交易，我还会再干的。”
维尔福非常吃惊地望着基督山。“伯爵先生，”他问道，“您有什么亲戚吗？”
“没有，先生，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就糟了。”
“为什么？”基督山问道。
“因为那样您就得目睹一幕有伤于您的自负心的情景。您不是说过，您什么都不怕，只怕死吗？”
“我并没有说我怕它，我只是说，只有它才能阻止我。”
“老年呢？”
“我的目的在我年老之前就可以达到的。”
“疯狂呢？”
“我是几乎发过疯，您知道有一句格言说‘一事不重现。’这是一句犯罪学上的格言，您当然充分了解它的意义了。”
“先生，”维尔福又说道，“还有比死亡，比衰老，甚至比变疯更为可怕的东西，比如说中风。它雷霆般打击您，彻底摧毁您，而在发作后，在一切结束之后，您依旧是原来的您，但又不再是原来的您。假如您像埃里厄尔那样接近天使了，您就会像碰上了动物的卡利班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样，变成一堆无生命的肉。正如我所告诉您的，不折不扣地叫做中风。伯爵先生，假如您愿意的话，随便哪一天，只要您高兴见到一个尚能解事而且急于想驳倒您的对手的话，那么，请到舍下来继续这一番谈话吧，我想介绍您同家父见面，也就是诺瓦蒂埃·维尔福先生，法国革命时期一个最激进的雅各宾派，也就是说，一个最目无法纪，最果断勇敢的人，他也许不曾像您那样到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但他却曾帮助颠覆了世界上一个最强有力的国家，您相信自己是上帝和教世主的使者，他，像您一样，相信他自己是万神之主和命运的使者。可是，先生，脑髓里一条血管的破裂就摧毁了这一切，而这发生在不到一天，不到一个钟头，而只在一秒钟的时间内。诺瓦蒂埃先生在头一天晚上还是老雅各宾派成员，老上议院的议员，老烧炭党分子，嘲笑断头台，嘲笑大炮，嘲笑匕首，诺瓦蒂埃先生，他玩弄革命，诺瓦蒂埃先生，对他来说法国是一面大棋盘，他使得小卒、城堡，骑士和王后一个个地失踪，甚至使国王被困，诺瓦蒂埃先生，这样可畏的一个人物，但到第二天，他就变成了今天这位‘可怜的诺瓦蒂埃先生’，变成了不能动弹的老头子，变成了由家里最弱小者随意支配的人，也就是说，由他的孙女瓦朗蒂娜照料他。他是一具无声无息的僵尸，无知无觉地生活着，只有让时间作用于物质，无声无息地完成它全身最终的解体。”
“唉，先生！”基督山说道，“这种事我都看到也想到过了。我也可以算是一个医生，我曾像我的同行那样几次三番的寻活人和死者的灵魂，而像救世主一样，我的肉眼虽看不到它，但我的心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前470—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塞内加塞内加（约前4—65）：古罗马雄辩家。、圣奥古斯坦圣奥古斯坦（354—430）：拉丁教最杰出的教父，著作颇丰。和高尔高尔（1785—1828）：德国医生，骨相术的创始人，留下许多著作。以来，一百多位文人学士都曾吟诗作赋，描写您刚刚谈到的类似情况；但我理解，父亲的痛苦会使儿子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变化。您既然建议我为我的自负心着想该去看一看那种可怕的情景，那么我一定前去府上拜访，先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一定已使府上布满了忧郁的气氛吧。”
“要不是上帝赐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补偿，本来当然会是如此的。眼看着老人家自己在走向坟墓里，却有两个孩子刚巧踏上了生命的旅程。一个是瓦朗蒂娜，是我的前妻德·圣·梅朗小姐所生的女儿，一个是爱德华，就是今天您救的那个孩子。”
“您从这个补偿上得出了什么结论，先生？”基督山问道。
“我的结论是，先生，”维尔福回答道，“家父因冲动而迷途，他犯了错误而逃脱了人类的法庭，但没有逃脱上帝的法庭，但上帝只想惩罚他一个人，所以只让打击落到他头上。”
基督山的嘴上虽带着微笑，可在内心里却发出了一声怒吼，要是维尔福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一定会飞也似的逃走的。
“再会了，先生，”法官站起身来说道，“我虽然离开了您，可我会永远记得您的，而且是满怀尊重的心情的。我希望，当您和我相知较深的时候，您不会讨厌我这番情谊的，因为您将来就会了解，我不是一个爱打扰朋友的人。而且，您和维尔福夫人已结成永远的朋友了。”
伯爵躬身致意，但仅仅把他送到书房门口。维尔福由两个仆人引路，走到马车前，仆人看见他们的主人的一个手势，便匆匆忙忙前去为他打开车门。
检察官的马车消失了。
“行啦，”基督山从他感到压抑的内心里痛痛快快地吁出一口气，微笑着说道，“行啦，这帖毒药够厉害的啦，现在，我的心里充满了毒汁，得去找解药了。”
说着，他在铜铃上敲了一下。
“我上楼去夫人房间，”他对阿里说道，“让他们在半小时内把车备好！”
倘若基督山伯爵曾在巴黎上流社会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那么他一定会全方位地估量维尔福先生这次登门拜访的充分价值。
无论执掌朝纲的国王是长房还是仲弟，也无论当政部长是空谈家、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维尔福一向是得宠的红人，就像人们经常评论那些从来没有经受过政治失败、通权达变的人物一样，他在所有人的眼中堪称纵横捭阖、八面玲珑。维尔福先生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却也得到不少人的热心保护，但就是没有人喜欢他。他在司法界名高位显，像阿尔莱阿尔莱（1536—1619）：巴黎高等法院第一位主席，曾对抗吉斯公爵，忠于王朝。或莫莱莫莱（1781—1855）：法国路易·菲利浦当朝时的首相。一样牢牢地掌握着这个权柄。他的客厅在他年轻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还不到十八岁的女儿的操持下，不能不说是全巴黎最严肃的客厅之一：那里保持着对传统的崇拜，对宗教的虔诚。对待世人冷淡的礼貌，对政府的原则忠贞不渝，对一切理论和理论家视若敝履，对观念学派深恶痛绝，这就是维尔福先生标榜的他的公私生活的基本准则。
德·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个法官，而且几乎是个外交家。他谈到旧朝时总是带着恭敬和肃穆的态度，与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使他受到新朝的尊重，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仅当朝的人总是迁就他，有时甚至还要找他咨询。如果他们能够除掉德·维尔福先生的话，或许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但他就像那些敢于违抗君命的封建领主，他也住在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里。这个堡垒，就是他那个检察官的职位，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职位为自己捞到了所有好处，即便他离开此职，那也只是为了竞选议员，以反对派的立场来替代中立的立场。
维尔福先生通常极少出去拜客，也极少回拜。他的妻子代他去拜客，这已是社会上所公认的事了，他们以为法官工作繁重而谅解了他，实际上他却是出于一种傲慢的想法，这正是贵族的本质——的确，他实践了“只要您自以为了不起，别人也就会以为您了不起”这句格言，这句格言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比起希腊人的那句“认识您自己，”实在是更有用，而我们却用那比较省力而更有利的“认识别人”取代了希腊人的这句格言。
对他的朋友，维尔福先生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于他的仇敌，他是一个沉默的死对头，对那些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说，他是法律的化身。傲慢神气，死板的面孔，沉着冷漠或锐利探询的目光，所有这些使这个人巧妙地度过了接连而来的四次革命，在革命中建立和巩固了他升官发财的根基。维尔福先生在法国一向是以最不好奇和最不怕麻烦的人见称的。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那次舞会里，他只到场一刻钟。他从来不去戏院，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偶尔的，只是这种场合也很少，他会玩玩威斯特牌戏一种扑克牌的游戏。；而那时他必定认真挑选够资格和他一起玩牌的——如大使、大主教、亲王、总统或寡居的公爵夫人之流。现在把车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前的，正是这个人。
跟班去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伏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去的路线。
检察官用他进入法庭时的同样庄严而适度的步伐走了进来；他还是原来那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个代理检察官的延续。
大自然及其规律是始终不渝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对检察官也同样起作用。他本来身体就单薄，现在变得更瘦了，原来的白脸变黄了；他那对深陷的眼睛凹得更深了，他那副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似乎成了他的脸盘的组成部分；除了他那条白领带而外，衣服是全套黑色，唯一不同于这个丧服的颜色是一条从纽孔中伸出来的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就像是用朱笔划出来的一条血印。
基督山虽然极能自制，这时，他在还礼之后，竟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仔细地观察起这位法官来，而对方一向惯于怀疑一切，尤其不相信社会上会有所谓的奇人奇事，所以他也极想看出这位外国贵宾（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个挪一下窝一显身手的大骗子或不法之徒呢，还是位来自圣海的王子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
“先生，”维尔福说道，说话的口吻和法官在演讲的时候一样，好像他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或不愿放弃这种腔调似的，“先生，昨天蒙您大力相助，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命，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表示谢意。所以请允许我今天来履行这个义务，让我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官那严厉的目光里依旧含有他往常那种骄矜的神气。他是以一个首席检察官的语气和单调来说这几句话的，脖子硬挺挺地一动都不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恭维他的人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先生，”伯爵用冷冰冰的语气说，“我能为一个母亲保全她的儿子深感荣幸。常言道，母爱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而降临于我的这个幸运，就免去您再来旅行无疑令我荣耀的另一项义务了，因为我知道，维尔福先生绝不轻易赏赐给我这份厚意的。但不管这份厚意怎样的珍贵，比起我内心的满足，还是相形见绌。”
维尔福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他不禁吃了一惊，就像个军人感到他所穿的甲胄上被人猛击了一下似的打了个寒战，他那露出轻蔑表情的嘴唇微微牵动一下，说明从此刻起，他不再把基督山伯爵看成是一个谦谦君子了。
他向四周看了一下，想找点什么来作为继续交谈的话题，因为刚才的那个话题似乎已摔得粉碎了。
他看到了他进来时基督山在研究的那张地图，于是说道，“您好像在研究地理吧，先生。这可是一种很有趣的学问，尤其是您，我听说，凡是这张地图上标明的地方您都已经见识过了。”
“是的，先生，”伯爵答道，“我想把人类作为整体来进行生理上的研究，而您每天都在处理个别的案件。我想，我从整体到个别的研究比从个别到整体的研究要方便得多。根据代数公理，我们应该从已知的推算未知的，而不是从未知的推算已知的……哦，请坐吧，先生，请。”
基督山向检察官指一指一张扶手椅，后者也只得亲自动手将椅子向前挪一挪；而伯爵却向后一靠，便坐到了他椅子里，在检察官进来时他原就是一只膝盖跪在上面的。这样的坐姿就形成伯爵面向客人，背对窗子，胳膊撑着桌子，而桌子上的地图就成了一时的谈话主题。这种谈话和在莫尔塞夫及唐格拉尔家大同小异，其发展趋势即使不是随环境，起码也是因人而变的。
“啊，您自称为哲学家，”维尔福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趁这沉默的期间喘了一口气，像是一个摔跤手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哦，先生，真的，假如我也像您这样无所事事的话，我一定会去找一件更有趣的事来做的。”
“老实说，先生，”基督山答道，“如果把人放在一只日光显微镜下来研究一下的话，他实在只不过是一条丑陋的毛虫而已。您说我无所事事，真的，现在我也来问一句，那么您呢？您认为您是有所事事的吗？说得更明白一些，您以为您所做的一切够得上称为‘事吗’？”
第二次受到这位外国敌手如此猛烈的一击，维尔福加倍地惊讶。许久以来，这位检察官从没有被人用这种强有力的悖论冲撞过，或者说得准确些，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
检察官开始反击了。
“先生，”他说，“您是外国人，我想您本人也是这样说的。您的部分生活是在东方度过的，所以您知道，在那些野蛮的国度，野蛮人的司法是很简单的，但在我们的国度，它的每一个程序都缜密而严谨。”
“不，先生，恰恰相反。这一切我很清楚，因为我是专门研究各国法律的。我曾拿各国的刑事法来和自然法作比较。而我得说，先生，我常常发现原始部落法律，即报复法，是最符合上帝意志的法律。”
“假如采用了这条法律，先生，”检察官说道，“我们的法典就可以大大地简化了。倘若如此，那么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法官们就会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这种情形或许会出现的，”基督山说道，“您知道，人类的发明创造从复杂趋向简单，而简单的总是完美的。”
“但目前，”法官又说道，“我们的法典却正处于全盛时期，它是根据茄立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的风俗，罗马法律和法兰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的惯例，从这一切相互向矛盾相触的条例中推断制定出来的。而那种种知识，想必您也同意这种说法，不经过长期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经过一番刻苦的研究，而且还必须经过有力的脑力劳动才能把它保存下来。”
“我同意这个看法，先生；不过，您所知道的有关法国法典的一切，我都知道，而且我不仅知道这部法典，还知道所有民族的法典；我对英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法律与法国的法律同样熟悉；因此，我有理由说，相对而言（您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先生），相对于我所做的工作而言，您要做的很少很少；而相对于我所学得的一切而言，您还有不少东西可学哩。”
“您学这些知识目的何在呢？”维尔福惊奇地接着问道。
基督山笑了。
“嗯，先生，”他说道，“我看您尽管有智士美誉，但您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却仍抱有社会上那种唯物的和通俗的观点，始于人而终于人。也就是说，是人类观察事物时所能采取的最局限，最狭隘的一种观点。”
“先生，请您解释得再清楚一些，”维尔福说道，他愈来愈惊奇了，“我实在不十分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先生，由于把目光只放在各国的社会机构上，所以您所看到的只是那些机器在转动，而没有看到使它转动的那位了不起的工程师，我是说您周围所认识的，无非是那些由部长或国王颁发了委任状的大小官吏。而在这些挂名的官吏，部长和国王之上，却还有上帝派的人，上帝不是派他们来充填位子的，而是让他们来执行任务的，但他们却逃过了您那狭隘的目光。所以人类由于他们的器官衰弱和不完备而产生了缺点。多比亚斯基督教《经外书》中的人物。把那个恢复他视觉的天使看做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各国把那个受天命来毁灭他们的阿提拉与其他的征服者当做同类看待，因此为了让人们认识他们，承认他们，他们不得不宣布他们的使命。前者不得不说：‘我是主的天使。’而后者说：‘我是上帝惩恶的使者。’这样，他们两人的神性才能大白于天下。”
“那么，”维尔福说道，他愈来愈惊愕了，真的以为他不是在和一个神学家就是一个疯子在说话，“您认为自己就是您所说的特种人物吗？”
“为什么不是呢？”基督山冷冷地说道。
“对不起，先生，”维尔福变得发懵地说，“初次相见，我确实不知先生胸罗星宿，才思敏捷，非等闲之辈，还望见谅。在我们这里，像您这样拥有百万家私的绅士——至少别人这样说。请您注意，本人不是在查问您，我仅仅重复别人的话——像您这样拥有百万家私的既得利益者，把他们的时间花在投机取巧上，或者沉湎于哲学的幻想，而这一切充其量只能安慰被命运剥夺了荣华和财产的那些人。”
“唉，先生，”伯爵说，“您已经达到如此显要的地位，难道您还算不上是个特别的人，或者竟没遇到过特别的人吗？您的目光一定非常老练可靠，难道您从来没有，在一瞥之下就推断出到您面前过来的是哪一种人吗？一个法官除了无尽职守地按法律行事以外，除了极技巧地解释他工作上耍的诡计之外，难道不该做一枚可以探测心脏的钢针，一块可以测验出灵魂中含有多少杂质的试金石吗？”
“先生，”维尔福说道，“老实讲，您驳倒了我。我从没听到过别人像您这样讲话。”
“因为您总使自己处在一个平凡的环境里，从不敢振翅高飞，冲进上帝安派那些看不到的特殊人的领域里。”
“那么您认为，先生，那种领域的确存在，这些看不到的特殊人的确是和我们混杂在一的吗？”
“他们为什么不呢？您离开了空气就一刻也不能生存，但您能看得见您所呼吸的空气吗？”
“那么说我们是无法看见您所指的那种人了？”
“不，我们能看见的，当上帝高兴让他们现出实形的时候，您就能看见他们了。您可以触摸到他们，同他们交往，跟他们讲话，而他们也会回答您的。”
“啊！”维尔福微笑着说道，“我承认，当这种人前来和我接触的时候，我倒很希望能事先得到一个警告。”
“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先生，因为您刚才就已经得到了警告，而我现在再来警告您一次。”
“那么您就是这种杰出的人物了？”
“我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人，是的，先生，而且我认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曾达到过我这样的地位。国王们的疆域有限，它们不是为群山、河流所阻，便是为习俗和语言的差异变化所限。而我的王国如同世界一样广袤，因为我既不是意大利人、法国人、印度人，也不是美国人、西班牙人，我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说我是降生在那儿的。只有天主才知道我将死于何地。我能适应所有国家的习俗，我能说所有民族的语言。因为我说法语时与您同样方便、道地，您以为我是法国人是吗？那好！我的黑奴阿里会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的管家贝尔图乔会以为我是罗马人，我的女奴海黛会以为我是希腊人。因此，您应该明白，我没有任何国籍，不要求任何政府保护，不承认任何人是我的弟兄，所以妨碍强者的种种顾虑，使弱者无法行动的种种阻碍，这些都不能妨碍我、阻止我。我只有两个对手；我不说是两个征服者，因为我只要锲而不舍，便能制服他们；这就是距离和时间。还有第三个对手，他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作为人迟早要死去的事实。只有死亡才能在我达到既定目标之前，在我前进的道路上阻拦我，而其他一切，我都算定了。人们所说的命运，也就是说破产、突变和意外，我都已预见到了；其中某些情况可以让我碰上，但都不能把我打倒。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将永远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对您说的一些事情您都闻所未闻，甚至从国王的嘴里您也没听说过，因为国王需要您，而其他人则畏惧您。在我们这个组织得如此可笑的社会里，有谁不曾想过：‘有朝一日，我将有求于国王的检察官哩！’”
“但是您本人呢？先生，您也能这样说吗？因为，自从您旅居法国起，您就自然要遵从法国的法律。”
“这我知道，先生，”基督山答道，“但当我去访问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那些我可能有求于他或害怕他的人，直到我把这些人了解清清楚楚，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或许比他们自己了解得还清楚。基于这种想法不管检察官是谁，假如他要对付我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比我妙。”
“那就是说，”维尔福吞吞吐吐地答道，“人类的本性中就是有缺点的，按您的标准来看，每个人都是犯了过失的。”
“过失或是罪过。”基督山以一种随便的神气回答道。
“您刚才说，您在人类中没有您的兄弟那么，在全人类中，”维尔福多少有点儿犹豫地说，“只有您是十全十美的了。”
“不，并非是十全十美，”伯爵回答说，“只是无法看穿罢了。假如这种格调使您不愉快的话我们还是停止这一场舌战吧，先生，您的法律并没有打扰到我，正如我的第二视觉并没有打扰您一样。”
“没有，没有，绝没有，”维尔福也许害怕露出败阵的马脚，于是立刻说，“您已用您近乎崇高的谈吐，把我提高到了常人的水平之上。我们已不再是一般的谈天，而是在纵横人生了。但您知道，那些坐在大学交椅里的神学家，和那些坐在辩论席上的哲学家，偶尔也会说出残酷的真理。我们暂且算是在讨论社会神学和宗教哲学吧，下面这几句话听来虽有些不礼貌，但我还是要对您说：‘兄弟，您太自负了，您也许比别人高明，但在您之上还有上帝呢。’”
“在我们大家之上，先生，”基督山这样回答道，其语气是这样沉重，使维尔福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我对人是自负的，正如赤练蛇每当看见有人经过它的旁边时总昂起头来攻击他的，即使那人并没踩着它。但在上帝的面前，我放弃了那种自负，因为是上帝把我从一无所有提升到了现在这样的地位。”
“那么，伯爵先生，我真该钦佩您了，”维尔福在这场奇特的舌战中，头一回使用了贵族头衔称呼这个外国人，而在此前，他一直是以先生相称的。“如果您真的如此次强大，真的如此优越，真的如此神圣或不可捉摸，那么，我要对您说，您说得有道理，因为神圣和不可捉摸几乎是一码事，您就自视崇高吧，先生，这符合权和德的法则。然而，您就没有某种野心吗？”
“野心倒有一个，先生。”
“是什么？”
“我，就像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可能会遇到的那样，曾被撒旦带到了世界最高的山顶上，在那儿，他把世界上所有的王国都指给我看，并且像他以前对人说过的那样对我说道，‘大地的孩子啊，您怎样才能崇拜我呢？’我想了很久，因为我早就怀有一种刻骨的野心，于是我回答说：‘听着：我常常听人说起救世主，可我从来没看见过他，也没看见过和他相像的东西，也不曾遇到过任何事物能够使我相信他的存在。我希望我自己能变成救世主，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报善和惩恶。’撒旦低头呻吟了一会儿。‘您错了，’他说道‘救世主是存在的，只是您看不到他罢了，因为上帝的孩子像他的父母一样，肉眼是看不到的。您没有看见过他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赏罚无形，来去无踪。我所能办得到的，只是使您成为救世主的一个使者而已。’于是那场交易就结束了。我也许已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山又说道，“如果需要再进行一次那样的交易，我还会再干的。”
维尔福非常吃惊地望着基督山。“伯爵先生，”他问道，“您有什么亲戚吗？”
“没有，先生，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就糟了。”
“为什么？”基督山问道。
“因为那样您就得目睹一幕有伤于您的自负心的情景。您不是说过，您什么都不怕，只怕死吗？”
“我并没有说我怕它，我只是说，只有它才能阻止我。”
“老年呢？”
“我的目的在我年老之前就可以达到的。”
“疯狂呢？”
“我是几乎发过疯，您知道有一句格言说‘一事不重现。’这是一句犯罪学上的格言，您当然充分了解它的意义了。”
“先生，”维尔福又说道，“还有比死亡，比衰老，甚至比变疯更为可怕的东西，比如说中风。它雷霆般打击您，彻底摧毁您，而在发作后，在一切结束之后，您依旧是原来的您，但又不再是原来的您。假如您像埃里厄尔那样接近天使了，您就会像碰上了动物的卡利班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样，变成一堆无生命的肉。正如我所告诉您的，不折不扣地叫做中风。伯爵先生，假如您愿意的话，随便哪一天，只要您高兴见到一个尚能解事而且急于想驳倒您的对手的话，那么，请到舍下来继续这一番谈话吧，我想介绍您同家父见面，也就是诺瓦蒂埃·维尔福先生，法国革命时期一个最激进的雅各宾派，也就是说，一个最目无法纪，最果断勇敢的人，他也许不曾像您那样到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但他却曾帮助颠覆了世界上一个最强有力的国家，您相信自己是上帝和教世主的使者，他，像您一样，相信他自己是万神之主和命运的使者。可是，先生，脑髓里一条血管的破裂就摧毁了这一切，而这发生在不到一天，不到一个钟头，而只在一秒钟的时间内。诺瓦蒂埃先生在头一天晚上还是老雅各宾派成员，老上议院的议员，老烧炭党分子，嘲笑断头台，嘲笑大炮，嘲笑匕首，诺瓦蒂埃先生，他玩弄革命，诺瓦蒂埃先生，对他来说法国是一面大棋盘，他使得小卒、城堡，骑士和王后一个个地失踪，甚至使国王被困，诺瓦蒂埃先生，这样可畏的一个人物，但到第二天，他就变成了今天这位‘可怜的诺瓦蒂埃先生’，变成了不能动弹的老头子，变成了由家里最弱小者随意支配的人，也就是说，由他的孙女瓦朗蒂娜照料他。他是一具无声无息的僵尸，无知无觉地生活着，只有让时间作用于物质，无声无息地完成它全身最终的解体。”
“唉，先生！”基督山说道，“这种事我都看到也想到过了。我也可以算是一个医生，我曾像我的同行那样几次三番的寻活人和死者的灵魂，而像救世主一样，我的肉眼虽看不到它，但我的心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前470—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塞内加塞内加（约前4—65）：古罗马雄辩家。、圣奥古斯坦圣奥古斯坦（354—430）：拉丁教最杰出的教父，著作颇丰。和高尔高尔（1785—1828）：德国医生，骨相术的创始人，留下许多著作。以来，一百多位文人学士都曾吟诗作赋，描写您刚刚谈到的类似情况；但我理解，父亲的痛苦会使儿子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变化。您既然建议我为我的自负心着想该去看一看那种可怕的情景，那么我一定前去府上拜访，先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一定已使府上布满了忧郁的气氛吧。”
“要不是上帝赐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补偿，本来当然会是如此的。眼看着老人家自己在走向坟墓里，却有两个孩子刚巧踏上了生命的旅程。一个是瓦朗蒂娜，是我的前妻德·圣·梅朗小姐所生的女儿，一个是爱德华，就是今天您救的那个孩子。”
“您从这个补偿上得出了什么结论，先生？”基督山问道。
“我的结论是，先生，”维尔福回答道，“家父因冲动而迷途，他犯了错误而逃脱了人类的法庭，但没有逃脱上帝的法庭，但上帝只想惩罚他一个人，所以只让打击落到他头上。”
基督山的嘴上虽带着微笑，可在内心里却发出了一声怒吼，要是维尔福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一定会飞也似的逃走的。
“再会了，先生，”法官站起身来说道，“我虽然离开了您，可我会永远记得您的，而且是满怀尊重的心情的。我希望，当您和我相知较深的时候，您不会讨厌我这番情谊的，因为您将来就会了解，我不是一个爱打扰朋友的人。而且，您和维尔福夫人已结成永远的朋友了。”
伯爵躬身致意，但仅仅把他送到书房门口。维尔福由两个仆人引路，走到马车前，仆人看见他们的主人的一个手势，便匆匆忙忙前去为他打开车门。
检察官的马车消失了。
“行啦，”基督山从他感到压抑的内心里痛痛快快地吁出一口气，微笑着说道，“行啦，这帖毒药够厉害的啦，现在，我的心里充满了毒汁，得去找解药了。”
说着，他在铜铃上敲了一下。
“我上楼去夫人房间，”他对阿里说道，“让他们在半小时内把车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