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正经人谁经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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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云，民以食为天。
无论什么时候，农业都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二人足可以养活了一个五口之家。
同时又可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
农业与农人，实在是大秦之本，帝国之根。
但农人的生活苦哇。
一个五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终年劳碌，不得休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不过收入一两百石粮食。
除去各种成本、税负，不过是堪堪糊口活命罢了。
农人不易，尤其是相对于投机取巧的商人。
本本分分耕种的大秦农人，实在是太苦了。
绝对不能让大秦农人，让老实人吃亏。
扶苏皇帝上台之后，对于农业税进行了大幅度的减免，直接降到了十分之一。
在其执政后期，他甚至连十一之税都不再征收了，直接废除了农业税。
降低农业税之后，扶苏随后又取消了人头税。
黔首百姓欢欣鼓舞，纷纷高呼皇帝万年。
不与农争利，这是扶苏执政的一条重要法则，贯穿了他皇帝职业生涯的始终。
正是因为扶苏对于农人的格外优待，使其得到了一个农皇帝的美誉。
黔首亲昵的称呼扶苏为“农皇帝”，意思是他是天下农人的皇帝。
对此，扶苏十分骄傲，什么叫得民心啊。（战术后仰）
扶苏对于农人是优待的，对于工人的宽厚的，但对于商人则是刻薄的。
应该说是不仅仅是刻薄，而是一种丧心病狂、丧尽天良的仇视。
......
重农抑商，乃是大秦的国策。
这项制度自商鞅变法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商君曾说过：
“圣人治国之要，在于归心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多则农少，农少则国贫，国贫则天下乱。故末技之民，必重其税，以困辱之。”
商君的意思很明确，治国最重要的就是重视农业，这是帝国统治的基本盘。
农人是帝国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帝国徭役的主要承担者。
大秦统治者要和农人站在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正是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人，造就了大秦强盛与辉煌。
在政治上，要给予农人很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商人，要贬低、压制其社会地位，这就是“法律贵农夫，而贱商贾”。
虽然政治地位上，商人远不如农人尊贵。但在经济地位上，他们却反了过来。
任何朝代，农人都是社会中收入最微薄的。
始皇帝时期，也有着“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民谚。
大秦农人和商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大，这种矛盾由来已久。
农人的收入是很低的，而且很辛苦。耕地产出，除去租税，不过勉强维持生计，一遇灾变，就要破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商业的获利是很轻松的。很多时候是高买低卖、囤聚居奇的不劳而获，甚至是官商勾结、侵吞大秦官方田池。
天下黔首意见很大啊。
他们认为商人天生就是邪恶的，必须要加以严惩。
这种观点与一百六十九世皇帝时期大秦莱茵郡著名学者马尔思的观点不谋而合。
马尔思说：
“商人的恶，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商人追逐利润，就像猫追逐老鼠。一旦有足够的利润，他们的胆子就大起来了。”
“如果有50%的利润，商人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商人就敢践踏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他们将悍不畏死，敢于犯下任何罪行。”
事实也的确如此。
商人不懂得为国家着想，只会贪图自己的蝇头小利。
他们贵买贱卖，囤聚居奇和高利盘剥，赚取了海量的财富。
每逢灾害，他们都会大发国难财。趁火打劫，低价购买土地，大肆兼并，将自耕农沦为隶臣妾或者流民。
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成为流民，而流民是帝国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常常一颗火星，就能将其点燃，发展成为足以覆灭帝国的燎原之火。
后来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凡是大秦强盛的时期，无一不是自耕农经济最为巩固的时期。凡是大秦衰落的时期，无一不是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
……
在二世皇帝时期，大秦的抑商力度陡然加大。
扶苏减轻农业税、取消人头税的诏书刚刚传遍天下，天下黔首的欢呼还没有消散，一项针对商人、豪强征收巨额财产税的诏书又已经发出了。
内廷民部的主事萧何，在将这份《算缗诏》发向全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大秦的商人集团默哀了，他们的末日到了。
扶苏在诏书中说，“汝等何功于秦？敢衣丝履锦，食馐乘车，恃财而骄，兼并农人，武断于乡，交通王侯。其与乱贼何异！”
在这份诏书里，扶苏宣布将对商人豪强等征收一项名为算缗的财产税。
大秦，以一百二十钱为一算，以一千钱为一缗。
算缗，顾名思义，就是每一缗的财产要征收一算的财产税，每年征收一次。
按照这个比例征收下去的话，仅仅几年的时间，大秦商人、豪强的大部分财富就会出现在咸阳的国库里。
如果商人豪强胆敢隐匿财产，拒不缴纳，他们就会被没收全部财产。
检举告发的人，能够得到该商人一半的财产，叫做告缗。
嗯，是条发财的路数。
一时间，大秦商人全部泪目。
群商，君之羊也。羊养肥了，当然要宰嘛。
大秦农人纷纷高呼，别让商人们跑了！
这一年，扶苏征收的算缗钱，远超他这一年所免除的其他税收。
商人还是有钱啊，扶苏感叹。
本来扶苏准备自己来填补这部分亏空。少府是皇帝的私库，扶苏已经吩咐少府准备好了相关财物了，后来居然全都没用上，只能含泪搬回少府的库房。
只能说便宜了扶苏。
商人倒霉了，财物大部分充公，大秦的黔首们竟然乐见其成，纷纷拍手称快，戏曰：“商贾跌倒，二世吃饱。”
......
二世皇帝时期，大秦的重农抑商发展到了顶峰。
扶苏皇帝要对商人征收重税，完全将商人视作待宰的羔羊，而且他的吃相极其难看，几乎完全是一种巧取豪夺的野蛮姿态。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行为强盗行径竟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对于现在的大秦，商人是益处少而害处多的。
重农抑商，不是商鞅决定的，也不是始皇帝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
无论谁坐到皇帝的宝座上，都会这么做，也都应该这么做。
大秦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并不需要太多的商人。
自耕农才是大秦统治的基础。
商人不能没有，但也不能太多，更不能积聚太多的财富，影响大秦社会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商人能够靠着投机取巧获取海量的财物，这本身就是对农人、对士伍、对全体大秦人的亵渎。
在大秦，商人可不是“爸爸”，而是“孙子。”
扶苏想：“如果朕的大秦是工业大秦，朕肯定不会重农抑商。相反，朕还会搞重商主义。或许有一天，朕会重用这些商人，但不是现在。”
扶苏认为，对于商人，仅仅在政治上进行打压是不够的。
不能为官，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称作豪华车辆，不能购买土地、田宅，不能持有武器，不许与良民通婚，这些都不能真正的打击他们。
只要商人还是赚钱的，就会有人源源不断的涌入这个职业。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拒绝钱的诱惑。金钱是万物的尺度。
所以扶苏干脆直接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一劳永逸。
就这样，随着扶苏的一纸诏书，大秦商人积蓄几代的钱财，全部流入了大秦的国库。
这些财物，将化作弓弩利箭，扫清大秦征服之路的重重阻碍。
......
面对肆意搜刮商人的黑历史，扶苏丝毫不以为意。
他甚至还大言不惭的声称，自己是在帮这些商人。
你看，大秦民之四业，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最后的。
现在，朕不但帮他们免除了低贱的商人身份，还给他们发放土地和耕牛，让他们成为高贵的农人。
社会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有没有！
而面对扶苏无耻的言论，鲸仙人呵呵一笑，不负责任的猜测。
扶苏如此仇富，他上辈子一定很穷吧。
俗语云，民以食为天。
无论什么时候，农业都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二人足可以养活了一个五口之家。
同时又可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
农业与农人，实在是大秦之本，帝国之根。
但农人的生活苦哇。
一个五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终年劳碌，不得休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不过收入一两百石粮食。
除去各种成本、税负，不过是堪堪糊口活命罢了。
农人不易，尤其是相对于投机取巧的商人。
本本分分耕种的大秦农人，实在是太苦了。
绝对不能让大秦农人，让老实人吃亏。
扶苏皇帝上台之后，对于农业税进行了大幅度的减免，直接降到了十分之一。
在其执政后期，他甚至连十一之税都不再征收了，直接废除了农业税。
降低农业税之后，扶苏随后又取消了人头税。
黔首百姓欢欣鼓舞，纷纷高呼皇帝万年。
不与农争利，这是扶苏执政的一条重要法则，贯穿了他皇帝职业生涯的始终。
正是因为扶苏对于农人的格外优待，使其得到了一个农皇帝的美誉。
黔首亲昵的称呼扶苏为“农皇帝”，意思是他是天下农人的皇帝。
对此，扶苏十分骄傲，什么叫得民心啊。（战术后仰）
扶苏对于农人是优待的，对于工人的宽厚的，但对于商人则是刻薄的。
应该说是不仅仅是刻薄，而是一种丧心病狂、丧尽天良的仇视。
......
重农抑商，乃是大秦的国策。
这项制度自商鞅变法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商君曾说过：
“圣人治国之要，在于归心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多则农少，农少则国贫，国贫则天下乱。故末技之民，必重其税，以困辱之。”
商君的意思很明确，治国最重要的就是重视农业，这是帝国统治的基本盘。
农人是帝国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帝国徭役的主要承担者。
大秦统治者要和农人站在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正是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人，造就了大秦强盛与辉煌。
在政治上，要给予农人很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商人，要贬低、压制其社会地位，这就是“法律贵农夫，而贱商贾”。
虽然政治地位上，商人远不如农人尊贵。但在经济地位上，他们却反了过来。
任何朝代，农人都是社会中收入最微薄的。
始皇帝时期，也有着“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民谚。
大秦农人和商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大，这种矛盾由来已久。
农人的收入是很低的，而且很辛苦。耕地产出，除去租税，不过勉强维持生计，一遇灾变，就要破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商业的获利是很轻松的。很多时候是高买低卖、囤聚居奇的不劳而获，甚至是官商勾结、侵吞大秦官方田池。
天下黔首意见很大啊。
他们认为商人天生就是邪恶的，必须要加以严惩。
这种观点与一百六十九世皇帝时期大秦莱茵郡著名学者马尔思的观点不谋而合。
马尔思说：
“商人的恶，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商人追逐利润，就像猫追逐老鼠。一旦有足够的利润，他们的胆子就大起来了。”
“如果有50%的利润，商人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商人就敢践踏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他们将悍不畏死，敢于犯下任何罪行。”
事实也的确如此。
商人不懂得为国家着想，只会贪图自己的蝇头小利。
他们贵买贱卖，囤聚居奇和高利盘剥，赚取了海量的财富。
每逢灾害，他们都会大发国难财。趁火打劫，低价购买土地，大肆兼并，将自耕农沦为隶臣妾或者流民。
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成为流民，而流民是帝国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常常一颗火星，就能将其点燃，发展成为足以覆灭帝国的燎原之火。
后来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凡是大秦强盛的时期，无一不是自耕农经济最为巩固的时期。凡是大秦衰落的时期，无一不是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
……
在二世皇帝时期，大秦的抑商力度陡然加大。
扶苏减轻农业税、取消人头税的诏书刚刚传遍天下，天下黔首的欢呼还没有消散，一项针对商人、豪强征收巨额财产税的诏书又已经发出了。
内廷民部的主事萧何，在将这份《算缗诏》发向全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大秦的商人集团默哀了，他们的末日到了。
扶苏在诏书中说，“汝等何功于秦？敢衣丝履锦，食馐乘车，恃财而骄，兼并农人，武断于乡，交通王侯。其与乱贼何异！”
在这份诏书里，扶苏宣布将对商人豪强等征收一项名为算缗的财产税。
大秦，以一百二十钱为一算，以一千钱为一缗。
算缗，顾名思义，就是每一缗的财产要征收一算的财产税，每年征收一次。
按照这个比例征收下去的话，仅仅几年的时间，大秦商人、豪强的大部分财富就会出现在咸阳的国库里。
如果商人豪强胆敢隐匿财产，拒不缴纳，他们就会被没收全部财产。
检举告发的人，能够得到该商人一半的财产，叫做告缗。
嗯，是条发财的路数。
一时间，大秦商人全部泪目。
群商，君之羊也。羊养肥了，当然要宰嘛。
大秦农人纷纷高呼，别让商人们跑了！
这一年，扶苏征收的算缗钱，远超他这一年所免除的其他税收。
商人还是有钱啊，扶苏感叹。
本来扶苏准备自己来填补这部分亏空。少府是皇帝的私库，扶苏已经吩咐少府准备好了相关财物了，后来居然全都没用上，只能含泪搬回少府的库房。
只能说便宜了扶苏。
商人倒霉了，财物大部分充公，大秦的黔首们竟然乐见其成，纷纷拍手称快，戏曰：“商贾跌倒，二世吃饱。”
......
二世皇帝时期，大秦的重农抑商发展到了顶峰。
扶苏皇帝要对商人征收重税，完全将商人视作待宰的羔羊，而且他的吃相极其难看，几乎完全是一种巧取豪夺的野蛮姿态。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行为强盗行径竟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对于现在的大秦，商人是益处少而害处多的。
重农抑商，不是商鞅决定的，也不是始皇帝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
无论谁坐到皇帝的宝座上，都会这么做，也都应该这么做。
大秦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并不需要太多的商人。
自耕农才是大秦统治的基础。
商人不能没有，但也不能太多，更不能积聚太多的财富，影响大秦社会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商人能够靠着投机取巧获取海量的财物，这本身就是对农人、对士伍、对全体大秦人的亵渎。
在大秦，商人可不是“爸爸”，而是“孙子。”
扶苏想：“如果朕的大秦是工业大秦，朕肯定不会重农抑商。相反，朕还会搞重商主义。或许有一天，朕会重用这些商人，但不是现在。”
扶苏认为，对于商人，仅仅在政治上进行打压是不够的。
不能为官，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称作豪华车辆，不能购买土地、田宅，不能持有武器，不许与良民通婚，这些都不能真正的打击他们。
只要商人还是赚钱的，就会有人源源不断的涌入这个职业。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拒绝钱的诱惑。金钱是万物的尺度。
所以扶苏干脆直接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一劳永逸。
就这样，随着扶苏的一纸诏书，大秦商人积蓄几代的钱财，全部流入了大秦的国库。
这些财物，将化作弓弩利箭，扫清大秦征服之路的重重阻碍。
......
面对肆意搜刮商人的黑历史，扶苏丝毫不以为意。
他甚至还大言不惭的声称，自己是在帮这些商人。
你看，大秦民之四业，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最后的。
现在，朕不但帮他们免除了低贱的商人身份，还给他们发放土地和耕牛，让他们成为高贵的农人。
社会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有没有！
而面对扶苏无耻的言论，鲸仙人呵呵一笑，不负责任的猜测。
扶苏如此仇富，他上辈子一定很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