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三章 关于德岛市以及其他方面的谈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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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之过急？冯大叔，当时华夏晚清是怎么进行变法改革的呢？”听到冯龙德最后那半句的吐槽，初音未来好奇地问道。
“这个有些长，而且还会继续涉及到跟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冯龙德揉了揉自己前额上的皮肉，虽然他向来在这方面聊得非常欢，但这么长时间说也让他感觉稍微有些疲倦了，“这么说吧，当时的华夏晚清从总的策略上来讲就是急于求成，第一步先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什么的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都想要马上能见效的，而改造思想很明显是不可能马上见效的，所以他们就先买进火枪大炮与建设现代化工厂......第一步的话，稍微了解点近代历史的知道实际上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华夏的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与日本的相差不多，但战争还是失败了，所以说明技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总算开始进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华夏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了新文化运动，从改革总策略上来说与日本都不是一个画风的，一个快一个慢，而从具体策略上来讲日本也是慢与缓......我记得福泽似乎曾经说过‘我不赞成尽快地搞宪政，现在老百姓的觉悟达不到。’他觉得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而他的这种想法也同样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当时的日本学界，日本的官方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对于改革完全没有信心......呃，我再说一次题外话，我记得美国Du利革命时期领导人的心态和日本明治维新时领导人的心态差不了多少，像华盛顿这些人当时对美国Di立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没啥信心，思来想去总觉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而结果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美国的Du立革命也成功了，我总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思想觉悟什么的......”
“似乎真是如此啊，冯大叔。”初音未来调皮地吐了吐小舌头，“我跟巡音姐她们还在外面世界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生活的时候，也见过一些华夏人，总感觉他们似乎都是急性子，生怕晚了什么似的......”
“这你可就说到点子上了，初音未来。”冯龙德点了点头，“当时的华夏晚晴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改，一旦改革起来所有人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为对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绪帝也一样......当时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改革派提供了高达二百多条的建议，并采用了其中一百多条，最关键的是康有为认为‘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本来这种想法按照常理来说已经算是非常极端的了，结果当时大部分人却还都认为康有为并不属于激进派，那叫一个相当保守，也就是说，那时候有很多人比康有为还要急......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上面记载着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名的报纸《志林新报》比较了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就认为戊戌变法这些人的改革都是非常极端的，华夏改革派的这种激进在当时让全世界人民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维新根本就没办法和戊戌变法相比......华夏人的这种极端激进不仅是在当时被全世界注意到了不说，甚至都到了当代日本人也认为华夏人的性子忒急了......曾经有一个当代日本作家说过，华夏民族和他们日本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干任何事情很有力量，一旦干起来的话谁都挡不住，但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极端......”
“急性子啊......说实话，冯大叔你有时候也挺急性子的，只不过似乎由于冯大叔你是华夏徳裔而不是华夏华裔的缘故，并不觉得特别明显啊？”初音未来点了点头，突然这么说道。
“可能吧，我偶尔也有性急的时候，不过那得是情绪特别激动的前提下，不然的话我感觉我还是挺慢节奏的。”冯龙德耸了耸肩回答道，然后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口腔内侧后继续开始了自己的讲述：“对了，还有，那就是哲学理念方面——为什么两国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我觉得这就跟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哲学理念有不小的关系......总的来讲，日本当时的主导思想非常简单，就是要去救日本自己，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而华夏则不，他不仅是想救华夏自己，而且还要去拯救全世界，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首先，华夏的大同世界观是挺令人无语的，康有为写的《大同书》与华夏古代的《礼记》里边的大同思想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所以华夏深层的政治文化跟华夏的改革是有密切关系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要消除国界、消除家界以求达到世界大同的目的......这种想法使得很多人对当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非常不理解，欧美学者们包括一些华夏学者都没法想象，当时华夏情况那么差，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刻还提出了什么大同世界，这得是多圣母的家伙才能脑抽到这一步......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华夏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是政治精英都同意这种大同思想，这里面还包括了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说穿了也是这么一回事，顶多是换汤不换药......但是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福泽当时说过‘华夏这个民族很可怜，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负过华夏人，但是中国人反过来对人家还是那么好，所以日本千万不能学华夏。’......不得不说看到福泽这段话，让我想起二战后华夏干的一些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华夏和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而战后华夏是亚洲唯一没有从日本得到任何战争赔款的国家......这不光是指华都政府，同时还包括了台北政府......华都政府方面按照当时周恩来总理的说法就是华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战争赔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这么说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以德报怨......‘日本人欺负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记仇，我们反而会对你好’，华夏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赔款，就只有华夏没有，而且还是主动放弃的......”
“......是啊冯大叔，我当时知道这些事情也感到挺费解的，不太明白为什么华夏人会这么干......”初音未来疑惑地捋着自己额前垂下来的发梢开口说道，明显跟冯龙德是一样没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铁血社团里跟我们自己的华夏徳裔圈子、把个俄裔还有不少华裔们探讨过很长的时间，那时候我们铁血社团中不少弟兄都认为华夏政府放弃赔款是由于策略上的原因，而有一个从小到大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学习工作偶尔才会回国的海外华夏徳裔，说法有些就有些令人不知道该感叹些什么了——他由于自身经历的缘故而对于华夏了解得并不多，他认为华夏人没有对日要求赔款是因为都太忙了，共有党和国民军正忙着互相厮杀，没有工夫去要战争赔款......也就是说，在欧美那边，没有人是按照双方政府的解释去接受理解的，也没有人相信双方政府的话......政治学家认为七十年代的华夏不要战争赔款是想要利用日本，所以说华夏政府这种做法只有华夏人才能理解，欧美人人没办法理解，哪怕我们这些在华夏土地上同样生活了数千年的徳裔们也只不过能稍微理解点......反观日本，日本人就没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同思想，而福泽也说千万不能学华夏，否则太容易为了面子而丢了里子了。”冯龙德摊开了双手说道，然后分别揉了揉自己的双肩，“另外从哲学观念上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华夏人有一种一元论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认为世界上的真理都有一个源泉一个根源。也就是说有一个真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有一个，持有真理就应该有权力；而从福泽的作品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本完全没有这种一元论的思想——‘日本的历史跟华夏不太一样，人们害怕有权的人，而不是尊敬；被人尊敬的人，人们并不怕。’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们尊敬天皇却不害怕天皇，天皇并没有权力；人们害怕的是幕府将军们，但是父母将军们并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在领导层之中，有的领导人令人害怕，有的领导人被人尊敬，而没有什么领导人是人们既尊敬也害怕的，也就说不是一元论思想；而华夏就不是这样，作为领导人就必须是让人既尊敬又害怕，这方面应该跟华夏古代的政治结构有关系，因为华夏的天子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的天皇没有实际性的权力，而华夏的天子不仅代表了权力还代表了真理，一个好的皇帝既要让人尊敬也要让人害怕，而这种文化在日本则是完全没有的。”
“原来是这样啊......”初音未来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她原先有时候也挺奇怪华夏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通过冯龙德的简单描述，初音未来就算是至少明白了七八分，“那么冯大叔，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了华夏晚晴的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失败与成功呢？”
“这个是当然有的了，初音未来。”冯龙德耸了耸肩，他平常休息的时候如果看书看资料的话除了在灵魂之心内浏览那些由卡洛琳传输过来的海量资料之外，以前自己所购买收集的各种历史典籍也是他经常翻阅的，自然能从相当多的角度来看待某一个历史问题，“还有一点，那就是日本古代从华夏这里学习到了好多东西，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并没有学到，那就是科举考试——华夏的科举考试，不管一个人出身是多么贫寒，只要能够熟读经书并且文章写得好，那照样可以当宰相；而在日本和朝鲜的话，那恐怕只有贵族才被允许做官......也就是说，华夏拥有这种奇特的民粹思想，并且华夏的贵族概念与日本、西方的贵族概念都不太一样：华夏的贵族是指皇帝的近亲，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在欧洲的话，贵族则是一个社会阶级，甚至完全就是军事化的武力阶级......从康有为与华夏其他的知识分子们的言论中，是完全看不到对老百姓的贬低的；而在日本的话，福泽这些人的文章里对于老百姓的贬低却是显而易见的，认为‘绝对不能对那些愚蠢的老百姓客气’，当时他们的风气就是‘表扬政府，贬低人民’......这就是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区别，变相也影响到了两国近乎相同的维新改革却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不仅如此，在华夏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之中，还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不管说什么都要跟道德扯上关系；而在日本，尤其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道德中心论的倾向并不严重，他们认为道德这种东西并没有什么卵用，犯不着把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都冠冕堂皇地包装一下；另外关于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从两国不同历史人物的相关言论内就可以看出，日本实行的是精英政治，认为老百姓是愚蠢的；而在华夏，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并没有对老百姓进行贬低——这可能和孟子的思想有点关系，因为孟子认为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最后的才是君主。”
“嗯......”在冯龙德可算是把相当长的一大段话说完之后，初音未来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冯大叔，你觉得像当时华夏的一些情况......是全部都有问题吗？”
“操之过急？冯大叔，当时华夏晚清是怎么进行变法改革的呢？”听到冯龙德最后那半句的吐槽，初音未来好奇地问道。
“这个有些长，而且还会继续涉及到跟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冯龙德揉了揉自己前额上的皮肉，虽然他向来在这方面聊得非常欢，但这么长时间说也让他感觉稍微有些疲倦了，“这么说吧，当时的华夏晚清从总的策略上来讲就是急于求成，第一步先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什么的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都想要马上能见效的，而改造思想很明显是不可能马上见效的，所以他们就先买进火枪大炮与建设现代化工厂......第一步的话，稍微了解点近代历史的知道实际上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华夏的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与日本的相差不多，但战争还是失败了，所以说明技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总算开始进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华夏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了新文化运动，从改革总策略上来说与日本都不是一个画风的，一个快一个慢，而从具体策略上来讲日本也是慢与缓......我记得福泽似乎曾经说过‘我不赞成尽快地搞宪政，现在老百姓的觉悟达不到。’他觉得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而他的这种想法也同样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当时的日本学界，日本的官方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对于改革完全没有信心......呃，我再说一次题外话，我记得美国Du利革命时期领导人的心态和日本明治维新时领导人的心态差不了多少，像华盛顿这些人当时对美国Di立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没啥信心，思来想去总觉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而结果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美国的Du立革命也成功了，我总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思想觉悟什么的......”
“似乎真是如此啊，冯大叔。”初音未来调皮地吐了吐小舌头，“我跟巡音姐她们还在外面世界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生活的时候，也见过一些华夏人，总感觉他们似乎都是急性子，生怕晚了什么似的......”
“这你可就说到点子上了，初音未来。”冯龙德点了点头，“当时的华夏晚晴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改，一旦改革起来所有人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为对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绪帝也一样......当时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改革派提供了高达二百多条的建议，并采用了其中一百多条，最关键的是康有为认为‘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本来这种想法按照常理来说已经算是非常极端的了，结果当时大部分人却还都认为康有为并不属于激进派，那叫一个相当保守，也就是说，那时候有很多人比康有为还要急......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上面记载着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名的报纸《志林新报》比较了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就认为戊戌变法这些人的改革都是非常极端的，华夏改革派的这种激进在当时让全世界人民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维新根本就没办法和戊戌变法相比......华夏人的这种极端激进不仅是在当时被全世界注意到了不说，甚至都到了当代日本人也认为华夏人的性子忒急了......曾经有一个当代日本作家说过，华夏民族和他们日本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干任何事情很有力量，一旦干起来的话谁都挡不住，但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极端......”
“急性子啊......说实话，冯大叔你有时候也挺急性子的，只不过似乎由于冯大叔你是华夏徳裔而不是华夏华裔的缘故，并不觉得特别明显啊？”初音未来点了点头，突然这么说道。
“可能吧，我偶尔也有性急的时候，不过那得是情绪特别激动的前提下，不然的话我感觉我还是挺慢节奏的。”冯龙德耸了耸肩回答道，然后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口腔内侧后继续开始了自己的讲述：“对了，还有，那就是哲学理念方面——为什么两国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我觉得这就跟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哲学理念有不小的关系......总的来讲，日本当时的主导思想非常简单，就是要去救日本自己，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而华夏则不，他不仅是想救华夏自己，而且还要去拯救全世界，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首先，华夏的大同世界观是挺令人无语的，康有为写的《大同书》与华夏古代的《礼记》里边的大同思想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所以华夏深层的政治文化跟华夏的改革是有密切关系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要消除国界、消除家界以求达到世界大同的目的......这种想法使得很多人对当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非常不理解，欧美学者们包括一些华夏学者都没法想象，当时华夏情况那么差，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刻还提出了什么大同世界，这得是多圣母的家伙才能脑抽到这一步......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华夏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是政治精英都同意这种大同思想，这里面还包括了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说穿了也是这么一回事，顶多是换汤不换药......但是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福泽当时说过‘华夏这个民族很可怜，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负过华夏人，但是中国人反过来对人家还是那么好，所以日本千万不能学华夏。’......不得不说看到福泽这段话，让我想起二战后华夏干的一些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华夏和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而战后华夏是亚洲唯一没有从日本得到任何战争赔款的国家......这不光是指华都政府，同时还包括了台北政府......华都政府方面按照当时周恩来总理的说法就是华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战争赔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这么说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以德报怨......‘日本人欺负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记仇，我们反而会对你好’，华夏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赔款，就只有华夏没有，而且还是主动放弃的......”
“......是啊冯大叔，我当时知道这些事情也感到挺费解的，不太明白为什么华夏人会这么干......”初音未来疑惑地捋着自己额前垂下来的发梢开口说道，明显跟冯龙德是一样没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铁血社团里跟我们自己的华夏徳裔圈子、把个俄裔还有不少华裔们探讨过很长的时间，那时候我们铁血社团中不少弟兄都认为华夏政府放弃赔款是由于策略上的原因，而有一个从小到大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学习工作偶尔才会回国的海外华夏徳裔，说法有些就有些令人不知道该感叹些什么了——他由于自身经历的缘故而对于华夏了解得并不多，他认为华夏人没有对日要求赔款是因为都太忙了，共有党和国民军正忙着互相厮杀，没有工夫去要战争赔款......也就是说，在欧美那边，没有人是按照双方政府的解释去接受理解的，也没有人相信双方政府的话......政治学家认为七十年代的华夏不要战争赔款是想要利用日本，所以说华夏政府这种做法只有华夏人才能理解，欧美人人没办法理解，哪怕我们这些在华夏土地上同样生活了数千年的徳裔们也只不过能稍微理解点......反观日本，日本人就没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同思想，而福泽也说千万不能学华夏，否则太容易为了面子而丢了里子了。”冯龙德摊开了双手说道，然后分别揉了揉自己的双肩，“另外从哲学观念上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华夏人有一种一元论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认为世界上的真理都有一个源泉一个根源。也就是说有一个真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有一个，持有真理就应该有权力；而从福泽的作品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本完全没有这种一元论的思想——‘日本的历史跟华夏不太一样，人们害怕有权的人，而不是尊敬；被人尊敬的人，人们并不怕。’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们尊敬天皇却不害怕天皇，天皇并没有权力；人们害怕的是幕府将军们，但是父母将军们并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在领导层之中，有的领导人令人害怕，有的领导人被人尊敬，而没有什么领导人是人们既尊敬也害怕的，也就说不是一元论思想；而华夏就不是这样，作为领导人就必须是让人既尊敬又害怕，这方面应该跟华夏古代的政治结构有关系，因为华夏的天子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的天皇没有实际性的权力，而华夏的天子不仅代表了权力还代表了真理，一个好的皇帝既要让人尊敬也要让人害怕，而这种文化在日本则是完全没有的。”
“原来是这样啊......”初音未来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她原先有时候也挺奇怪华夏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通过冯龙德的简单描述，初音未来就算是至少明白了七八分，“那么冯大叔，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了华夏晚晴的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失败与成功呢？”
“这个是当然有的了，初音未来。”冯龙德耸了耸肩，他平常休息的时候如果看书看资料的话除了在灵魂之心内浏览那些由卡洛琳传输过来的海量资料之外，以前自己所购买收集的各种历史典籍也是他经常翻阅的，自然能从相当多的角度来看待某一个历史问题，“还有一点，那就是日本古代从华夏这里学习到了好多东西，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并没有学到，那就是科举考试——华夏的科举考试，不管一个人出身是多么贫寒，只要能够熟读经书并且文章写得好，那照样可以当宰相；而在日本和朝鲜的话，那恐怕只有贵族才被允许做官......也就是说，华夏拥有这种奇特的民粹思想，并且华夏的贵族概念与日本、西方的贵族概念都不太一样：华夏的贵族是指皇帝的近亲，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在欧洲的话，贵族则是一个社会阶级，甚至完全就是军事化的武力阶级......从康有为与华夏其他的知识分子们的言论中，是完全看不到对老百姓的贬低的；而在日本的话，福泽这些人的文章里对于老百姓的贬低却是显而易见的，认为‘绝对不能对那些愚蠢的老百姓客气’，当时他们的风气就是‘表扬政府，贬低人民’......这就是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区别，变相也影响到了两国近乎相同的维新改革却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不仅如此，在华夏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之中，还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不管说什么都要跟道德扯上关系；而在日本，尤其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道德中心论的倾向并不严重，他们认为道德这种东西并没有什么卵用，犯不着把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都冠冕堂皇地包装一下；另外关于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从两国不同历史人物的相关言论内就可以看出，日本实行的是精英政治，认为老百姓是愚蠢的；而在华夏，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并没有对老百姓进行贬低——这可能和孟子的思想有点关系，因为孟子认为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最后的才是君主。”
“嗯......”在冯龙德可算是把相当长的一大段话说完之后，初音未来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冯大叔，你觉得像当时华夏的一些情况......是全部都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