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三章 我是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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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定友伏在桌案上,一个字一个字审核着手中的文稿。ran?en.ranen`这是远东报社正式开业后做的第一个系列报道:‘军人’的所有摘要。
楼上的扬子江出版社觉得这个系列报道的社会影响力相当不错,其中的精华摘要整理一下,完全可以达到出版的标准。基于一个文人的理念,黄定友本人对此事非常的热衷。
最终三易其稿,黄定友现在手中拿着的就是最后的定稿。
三天后,也就是下旬的第一天,这稿子就要教给扬子江了。
掀过新的一页,一段平实中带着一股坚定不移的力量的文字映入黄定友的眼帘,这是一个三十岁的三级军士长的自述。
语言很平实,没有妙笔生花让人拍案叫绝的文采,有的只是朴实无华,就像一块屹立在海边的礁石,让海浪海淘千年不觉得拍打,也岿然不动。
“乾隆十二年农历七月初五日,我出生在山东曹州单县张景楼的一个贫农家庭。祖宗八代都是穷人。我原来的名字叫张来生,张金来这个名字是在当兵后教官给我改的。
俺教官是个好人,他说我这名字太没志气。人这辈子求的就是今生,要盖上房子,娶上媳妇,生下娃,要吃得好穿得好,要舒舒服服,求什么的下辈子?下辈子那还是自己么?
教官真是个好人,识文断字,从不跟人红脸,脾气再没怎么好的人了,枪也打得准,还会给人正骨头。要是他没死,现在至少也是个校官了。
在进新兵营之前我就没吃饱过。俺们单县是平原,离河南的归德特别近,在山东的西南隅、鲁豫皖苏四省结合部。没大山高岭,没深山老林,全部都是地,但就是没一块是俺们家的。
“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大部分人是以务农为业,靠给地主种地做佃户,卖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也有的靠做点小手艺、小买卖生活。
我爹叫张永光。就是以做小生意为业,落户成家了也仍然靠卖敲敲糖、卖针线、顶针、自己打草鞋卖等小本生意维持生活。俺家没地,租了村子里地主的五亩田,租子四成。但我们家向地主借的有债,利滚利,除了租子还要还利钱,一年要缴六七成。我娘只知道姓孔,娘家是单县孔家集的,但我没去过姥爷家,因为我娘是寡妇再嫁,姥爷家嫌丢人就不认我娘了。
我还有个哥叫黄有田,比我大七岁。是我娘跟之前那个丈夫生的。
我爹出去做买卖,家里的地就是他跟我娘在捯饬,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人了,除了在自家地里干活就是给地主卖长工、打短工。一直到我十三那年,我哥都二十了,还没娶上媳妇。有一天,都正在割谷子,来个人喊他在田坎上说了几句话,他回来跟娘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里也不知他的音讯,十几年了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小时候,我没上过几学,不认字,就老听人念叨“人之初”和“赵钱孙李”,晓得有孔子、孟子,但一个大字都不会写。我从十岁开始给地主放牛,还债么,从10岁到14岁,我在家除了砍柴种地外,就是给地主放牛。
除了我,俺娘还生了俩孩子,一男一女,小妹死了,小弟现在过的挺好。
那可能是八月十五的时候吧,乾隆二十四年,那年我十三岁,小妹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中毒了,上吐下泻,又无钱去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我过了十四岁到单县县城里投靠堂姐夫,我堂姐夫不错,是个好人,对我很好。我在那里给一个姓李的大户家里扛活,做了两年,又给一个姓杨的做活,做了三年。那时我也快二十了。
那一年皇帝开始带兵往湖北打,河南的清兵吃了大亏,归德的人来单县招兵。世道乱了,我爹做买卖给人抢了,幸好命没丢,但本钱是没有了,家里头的日子更难了。我就跑到归德去当兵。当时归德给选上的人是一人一两银子、一斗粮的安家费。
没多长时间,我所在的营头就从归德下到了陈州,然后抵到了沙河。我在沙河呆了小半年,没见打仗,两边全是对峙和小规模冲突,队伍又给拉回了归德。
那时候皇帝正带兵打江南。归德城里头的摊派越来越厉害,等到皇帝把杭州都给打下来的时候,归德的摊派就更厉害了。当兵的和衙役还开始大肆的抓人,说是抓的剿匪乱党,实际上就是讹诈人的。那些日子,乱七八糟的消息传来很多,尤其是剿匪和割辫子的。
当时归德的位置很特殊,它那里向东就是山东战场,往西就是鲁山那一疙瘩,南面的安徽还算平稳一些,但东南就是苏北。所以天天都有大队的粮饷从归德过,经常有大批的伤员被送回来。那些伤员有的死了,有的活着却是废了,满清才不会管那些残兵呢。很多人伤还没好透就被赶出了伤病营,就只能在归德乞讨,惨得很。
清兵还经常杀人,牢里头装满了,装不下了,他们就开始杀人。
只要是良心没有坏透的人那都看不惯。
当时我们队里几个同乡常凑在一起唠叨,发泄心中的气愤。我们觉的为了混口饭吃,而加入这样的队伍算是倒了霉,这仗还有什么打头?那被杀的人很多都是本本分分的平头百姓!
上头到处杀人,当官的吃喝嫖赌,我们几个人阻挡不住的。但是,我们不能丧了人的良心,不能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等到鞑子拉着我们去苏北的时候,我们在扬州城外就投靠了皇帝,当时队伍还叫复汉军。……”
……
远东新闻采访的这个老兵是军中忠勇派的代表,对于那些退伍回家享福享乐的人一百个瞧不上眼。
“我过去只想能吃饱饭,为了吃饱饭被人欺负也受着。大户人家摆酒席的时候,搬桌子板凳扫地,端盘送碗,叫干啥干啥,跟孙子一样,也不求能上席面,给碗剩菜给几个馒头沾沾油水都心满意足了。
但现在我知道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所求的全部都是别人给我的施舍,这就是不对的。事实上我所求的剩菜馒头那是我的劳动换来的。
所以靠这双手,许许多多的我这样的人不仅要能吃得饱,还要能吃得好,更要不再受欺负了。
不能因为一口吃的,给人跪在地上当狗。
因为我所想要的一切都可以用我的这双手换来!
我不会觉得自己过去不认得字是自己笨,更不会觉得别人家大鱼大肉,自己家吃糠咽菜都填补饱肚子是命中注定,教员教了我很多东西的。我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知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我知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过去不识字只是因为没人教我,我过去愚笨,被地主家的儿子逗狗耍猴一样看待,是因为我的见识、我的阅历确实太少。但人是始终在成长着的,不是老天爷命中注定,一辈子就一成不变了的。
我跟着部队走南闯北,我见过高山,看过大海,知道啥是沙漠,知道啥是草原,知道啥是森林,我打死过老虎,我见过死掉的鲸鱼,我才知道原来这世界这么大。他比我原先想的要大的大的多。
我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什么都不知道的土鳖了,我什么没见过啊?
那个过去嘲笑我的地主儿子,现在见了我,他是个孙子。他现在才是个土鳖。他知道个屁啊?
我家的日子过得也比地主家好多了。
这几年除了军功田外,我爹我兄弟置地建房,称富一乡。现在俺家的房子有二三十间,田地百十来亩,外有枣园一处,约十余亩。此外,我兄弟还与人合伙在县里开设货栈,贩运鲸油、布匹、糖果等杂货。我家比村里过去的地主有钱多了。
这都不是老天爷注定的,这是俺用自己的命拼来的,是俺爹俺兄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来的。
我还资助过学堂的娃娃,我想要更多地孩子上学。
现在这天底下还有很多的穷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上学的,但那些穷人只要愿意认真地干,他们也能像我一样不愁吃喝,也能让娃天天上学。
皇帝说过:知识改变命运。我觉得这句话太对了,不是说学前清时候的那些举人秀才,而是现在这军队里打仗一样要识文断字。我就是学字太晚了,两次考试都没有通过,机会浪费了就要遭到惩罚,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三级军士长。
我帮助过穷苦人家,我砍过那些为非作歹的王八蛋的脑袋,汉人、旗人、当官的,还有罗刹鬼,就没有我张金来怕的人。我跟着皇帝打到了草原,亲眼看到了蛮夷北遁,汉室再兴。
我告诉你,我一直认为,这世界上再没有战场上打败敌人,砍掉敌人脑壳,看着敌人跪倒在自己脚下更好更妙的感觉了。
天下到处都是机会,过去苦哈哈的老百姓只要认真干,都能翻身。”张金来在说这一通话的时候,血脉喷张,浑身透着一股敢战天斗地,踏平世间一切阻碍的斗志。
“我房里有三个女人,里头有一个举人娘子,放到过去这是我见了后要毕恭毕敬,抬头看一眼都是冒犯的贵人。可现在呢?她还不是要乖乖的伺候我,给我洗衣做饭生娃?被我压到身子底下?
我的日子,我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这都是因为我出过力的。”
张金来三级军士长的身份在军队里并不多么崇高,他面相朴实,也没有军官所表现的贵气和骄傲,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除了他那时刻挺得笔直的腰杆外,他都很想一个农民。可就是这样一个军事技能一流,正考和补考却全都没有过线的老兵,面对《远东新闻》的记者的时候说出了这么一番自豪和骄傲的话。他为自己现在享有的一切骄傲,他打破了一个中国最普通农民的宿命。
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出现在报纸上,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让更多的像他过去那般的农民看到,然后跨出那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近卫师一旅三团的张金来第一批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怕?怕死么?都是狗屁。”
“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去想别的?我在南京不也一样远离家老家么?离家一千里和离家一万里有区别吗?我心里头有的只是自豪、荣耀和满足。”
“朝廷给我了当初的我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我得了这么多虽然是我用自己的命搏出来的,但我觉得我这条命值不了那么多。所以别扯什么舍小家顾大家,朝廷给我的东西换我十条命也是绰绰有余,我这条命就是朝廷的。给朝廷卖命,这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
“朝廷要打哪,那就打哪!”
“那些急着退伍回家的软蛋全不是好鸟!朝廷的钱花的就是太冤枉了。”
“那些王八犊子,都是忘恩负义的孬种。”
……
黄定友放下了手中的笔,这段文字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但每一次看到他心里都有着很深的感慨。
这位张金来三级军士长,单纯的从思想境界上看,对比报社从教化司、从新闻出版署那里得到的一些规章制度和宣传条例看,这位老兵并不符合朝廷新要求下的‘奉献精神’。
但是黄定友很轻松的就能从老兵的这些言辞中看到一股中国传统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炙热感情。
就是这份感情让黄定友汗颜的。
他想到了自己当初在曾母大岛时候的事儿,为什么跟《金陵要闻》闹翻?虽然这里有有这这那那的原因,但是轮究根本,那还是黄定友自己先出了篓子。
那时的他显然就没有这份——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责任心。
这对黄定友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刺激。
而这份刺激反映到黄定友的身上时,那就是在报社开业至今已经一两个月的时间了,黄定友高亢的工作热情,和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始终被保持了下来。
而结果是,黄定友的总编宝座已经基本可以确立了。
老天爷,他才多大年纪啊?就已经坐上了总编的位置。金陵要闻的总编年纪比他爹还大三岁。
黄定友端起手边的茶杯抿了一口,那里头是浓浓的茶水,超浓。但绝对提神!
黄定友喝不惯咖啡这种舶来品,虽然那东西确实很提神,但他自己还是用浓茶来代替。
时间就剩下三天了。
这三天时间里,黄定友在工作之余要把这些文稿再审核了一遍。只是看看标点符号,和有没有明显的错别字。
在黄定友的斜前方,一个木制的书夹大开着放在书立顶上,后者据说是当今皇帝设计出来的东西,现在已经风行全国了。不仅政府机关、学校有,报社的办公桌上也人人放着书立。
——朱渥著
三个朱笔写下的字迹鲜亮眼睛。
这是朱渥的航海笔记,负责人文地理版块的副总编有些挠头,他有些拿捏不定,到底是刊登还是不刊登。因为除了这个朱渥的航海笔记外,他手中还有谢清高的航行随笔。
真可谓鱼和熊掌,无法兼得啊。
于是这样的事儿也就落到了黄定友的手里了,谁让他已经被社长任命为代理总编了呢。(未完待续。)
黄定友伏在桌案上,一个字一个字审核着手中的文稿。ran?en.ranen`这是远东报社正式开业后做的第一个系列报道:‘军人’的所有摘要。
楼上的扬子江出版社觉得这个系列报道的社会影响力相当不错,其中的精华摘要整理一下,完全可以达到出版的标准。基于一个文人的理念,黄定友本人对此事非常的热衷。
最终三易其稿,黄定友现在手中拿着的就是最后的定稿。
三天后,也就是下旬的第一天,这稿子就要教给扬子江了。
掀过新的一页,一段平实中带着一股坚定不移的力量的文字映入黄定友的眼帘,这是一个三十岁的三级军士长的自述。
语言很平实,没有妙笔生花让人拍案叫绝的文采,有的只是朴实无华,就像一块屹立在海边的礁石,让海浪海淘千年不觉得拍打,也岿然不动。
“乾隆十二年农历七月初五日,我出生在山东曹州单县张景楼的一个贫农家庭。祖宗八代都是穷人。我原来的名字叫张来生,张金来这个名字是在当兵后教官给我改的。
俺教官是个好人,他说我这名字太没志气。人这辈子求的就是今生,要盖上房子,娶上媳妇,生下娃,要吃得好穿得好,要舒舒服服,求什么的下辈子?下辈子那还是自己么?
教官真是个好人,识文断字,从不跟人红脸,脾气再没怎么好的人了,枪也打得准,还会给人正骨头。要是他没死,现在至少也是个校官了。
在进新兵营之前我就没吃饱过。俺们单县是平原,离河南的归德特别近,在山东的西南隅、鲁豫皖苏四省结合部。没大山高岭,没深山老林,全部都是地,但就是没一块是俺们家的。
“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大部分人是以务农为业,靠给地主种地做佃户,卖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也有的靠做点小手艺、小买卖生活。
我爹叫张永光。就是以做小生意为业,落户成家了也仍然靠卖敲敲糖、卖针线、顶针、自己打草鞋卖等小本生意维持生活。俺家没地,租了村子里地主的五亩田,租子四成。但我们家向地主借的有债,利滚利,除了租子还要还利钱,一年要缴六七成。我娘只知道姓孔,娘家是单县孔家集的,但我没去过姥爷家,因为我娘是寡妇再嫁,姥爷家嫌丢人就不认我娘了。
我还有个哥叫黄有田,比我大七岁。是我娘跟之前那个丈夫生的。
我爹出去做买卖,家里的地就是他跟我娘在捯饬,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人了,除了在自家地里干活就是给地主卖长工、打短工。一直到我十三那年,我哥都二十了,还没娶上媳妇。有一天,都正在割谷子,来个人喊他在田坎上说了几句话,他回来跟娘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里也不知他的音讯,十几年了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小时候,我没上过几学,不认字,就老听人念叨“人之初”和“赵钱孙李”,晓得有孔子、孟子,但一个大字都不会写。我从十岁开始给地主放牛,还债么,从10岁到14岁,我在家除了砍柴种地外,就是给地主放牛。
除了我,俺娘还生了俩孩子,一男一女,小妹死了,小弟现在过的挺好。
那可能是八月十五的时候吧,乾隆二十四年,那年我十三岁,小妹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中毒了,上吐下泻,又无钱去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我过了十四岁到单县县城里投靠堂姐夫,我堂姐夫不错,是个好人,对我很好。我在那里给一个姓李的大户家里扛活,做了两年,又给一个姓杨的做活,做了三年。那时我也快二十了。
那一年皇帝开始带兵往湖北打,河南的清兵吃了大亏,归德的人来单县招兵。世道乱了,我爹做买卖给人抢了,幸好命没丢,但本钱是没有了,家里头的日子更难了。我就跑到归德去当兵。当时归德给选上的人是一人一两银子、一斗粮的安家费。
没多长时间,我所在的营头就从归德下到了陈州,然后抵到了沙河。我在沙河呆了小半年,没见打仗,两边全是对峙和小规模冲突,队伍又给拉回了归德。
那时候皇帝正带兵打江南。归德城里头的摊派越来越厉害,等到皇帝把杭州都给打下来的时候,归德的摊派就更厉害了。当兵的和衙役还开始大肆的抓人,说是抓的剿匪乱党,实际上就是讹诈人的。那些日子,乱七八糟的消息传来很多,尤其是剿匪和割辫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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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到处杀人,当官的吃喝嫖赌,我们几个人阻挡不住的。但是,我们不能丧了人的良心,不能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等到鞑子拉着我们去苏北的时候,我们在扬州城外就投靠了皇帝,当时队伍还叫复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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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只想能吃饱饭,为了吃饱饭被人欺负也受着。大户人家摆酒席的时候,搬桌子板凳扫地,端盘送碗,叫干啥干啥,跟孙子一样,也不求能上席面,给碗剩菜给几个馒头沾沾油水都心满意足了。
但现在我知道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所求的全部都是别人给我的施舍,这就是不对的。事实上我所求的剩菜馒头那是我的劳动换来的。
所以靠这双手,许许多多的我这样的人不仅要能吃得饱,还要能吃得好,更要不再受欺负了。
不能因为一口吃的,给人跪在地上当狗。
因为我所想要的一切都可以用我的这双手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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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不识字只是因为没人教我,我过去愚笨,被地主家的儿子逗狗耍猴一样看待,是因为我的见识、我的阅历确实太少。但人是始终在成长着的,不是老天爷命中注定,一辈子就一成不变了的。
我跟着部队走南闯北,我见过高山,看过大海,知道啥是沙漠,知道啥是草原,知道啥是森林,我打死过老虎,我见过死掉的鲸鱼,我才知道原来这世界这么大。他比我原先想的要大的大的多。
我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什么都不知道的土鳖了,我什么没见过啊?
那个过去嘲笑我的地主儿子,现在见了我,他是个孙子。他现在才是个土鳖。他知道个屁啊?
我家的日子过得也比地主家好多了。
这几年除了军功田外,我爹我兄弟置地建房,称富一乡。现在俺家的房子有二三十间,田地百十来亩,外有枣园一处,约十余亩。此外,我兄弟还与人合伙在县里开设货栈,贩运鲸油、布匹、糖果等杂货。我家比村里过去的地主有钱多了。
这都不是老天爷注定的,这是俺用自己的命拼来的,是俺爹俺兄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来的。
我还资助过学堂的娃娃,我想要更多地孩子上学。
现在这天底下还有很多的穷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上学的,但那些穷人只要愿意认真地干,他们也能像我一样不愁吃喝,也能让娃天天上学。
皇帝说过:知识改变命运。我觉得这句话太对了,不是说学前清时候的那些举人秀才,而是现在这军队里打仗一样要识文断字。我就是学字太晚了,两次考试都没有通过,机会浪费了就要遭到惩罚,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三级军士长。
我帮助过穷苦人家,我砍过那些为非作歹的王八蛋的脑袋,汉人、旗人、当官的,还有罗刹鬼,就没有我张金来怕的人。我跟着皇帝打到了草原,亲眼看到了蛮夷北遁,汉室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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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子,我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这都是因为我出过力的。”
张金来三级军士长的身份在军队里并不多么崇高,他面相朴实,也没有军官所表现的贵气和骄傲,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除了他那时刻挺得笔直的腰杆外,他都很想一个农民。可就是这样一个军事技能一流,正考和补考却全都没有过线的老兵,面对《远东新闻》的记者的时候说出了这么一番自豪和骄傲的话。他为自己现在享有的一切骄傲,他打破了一个中国最普通农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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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去想别的?我在南京不也一样远离家老家么?离家一千里和离家一万里有区别吗?我心里头有的只是自豪、荣耀和满足。”
“朝廷给我了当初的我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我得了这么多虽然是我用自己的命搏出来的,但我觉得我这条命值不了那么多。所以别扯什么舍小家顾大家,朝廷给我的东西换我十条命也是绰绰有余,我这条命就是朝廷的。给朝廷卖命,这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
“朝廷要打哪,那就打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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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张金来三级军士长,单纯的从思想境界上看,对比报社从教化司、从新闻出版署那里得到的一些规章制度和宣传条例看,这位老兵并不符合朝廷新要求下的‘奉献精神’。
但是黄定友很轻松的就能从老兵的这些言辞中看到一股中国传统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炙热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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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了自己当初在曾母大岛时候的事儿,为什么跟《金陵要闻》闹翻?虽然这里有有这这那那的原因,但是轮究根本,那还是黄定友自己先出了篓子。
那时的他显然就没有这份——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责任心。
这对黄定友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刺激。
而这份刺激反映到黄定友的身上时,那就是在报社开业至今已经一两个月的时间了,黄定友高亢的工作热情,和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始终被保持了下来。
而结果是,黄定友的总编宝座已经基本可以确立了。
老天爷,他才多大年纪啊?就已经坐上了总编的位置。金陵要闻的总编年纪比他爹还大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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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朱笔写下的字迹鲜亮眼睛。
这是朱渥的航海笔记,负责人文地理版块的副总编有些挠头,他有些拿捏不定,到底是刊登还是不刊登。因为除了这个朱渥的航海笔记外,他手中还有谢清高的航行随笔。
真可谓鱼和熊掌,无法兼得啊。
于是这样的事儿也就落到了黄定友的手里了,谁让他已经被社长任命为代理总编了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