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老药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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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个免疫系统比普通人弱得多的患者，凭什么感染的进展能慢成这个样子？孙立恩没有想明白，来支援ICU的医生们也没有想明白。
“把她这段时间用过的药物都列个清单出来。”既然想不明白，那就补充资料进行分析。孙立恩决定对这名患者进行一下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务求找到她感染进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
如果只是身体因素造成的感染进展缓慢，那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找到了一项能够减缓病毒侵袭人体的线索。这个线索可能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能够分析清楚原因，或许能够对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内的增殖和侵袭机制有更详细的认识。
而假如，假如她的感染进展缓慢，是因为之前用过的某些药物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繁殖有抑制作用，那这个发现的意义就更重大了——这可能是人类目前发现的第一种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的药物。
要找到一种对病毒有切实抑制效果的药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类发明了无数的化合物，要通过人力对这些化合物全部进行一次实验以确定哪些对病毒有抑制效果，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事儿。而要在早期阶段就对药物抑制病毒的繁殖能力进行评估，目前的首选方案是通过超级计算机对化合物和细胞受体进行组合研究，从而大批量排除不太可能生效的组合。
超级计算机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并不是太大，但在医学研究领域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模型进行匹配计算，计算机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把筛选范围从上千万种缩小到几百种。这个技术节省下来的时间长久到能够以数十年为单位。
但这样的研究搞下来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要确认一种全新的药物是否对病毒有效，首先需要经过体外环境测试，然后进展到生物实验。在生物实验上确认有效后，再进一步展开一期、二期和三期临床。经过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研究后，人们才能确认这种药物对于人体是否安全，并且对病毒是否有效。
从最近几天的新闻上偶尔能看到某些医疗研究机构宣布药物在人体外环境下表现出了抗病毒的特质，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在孙立恩等人眼中，大概是因为大家对于病毒攻克的研究太过关注，同时相关新闻机构缺乏对于药物研发的系统性认识，所以才过早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了现状。
体外实验是所有药物实验的第一步。在体外实验中取得成功当然令人振奋。但……体外实验并不意味着药物就一定能够在人体环境内产生积极作用。
且不说人体内复杂的其他参与生理化学反应的机制尚且没有被研究清楚，仅从我们对人体已知的情况进行分析就能明白——体外环境和体内环境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两种环境。
药物进入人体，需要通过口服或者注射的方式进行。而口服需要通过消化道吸收、注射则需要通过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器官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第一个问题——药代动力学和有效药物浓度的问题。
假设在体外实验中，某种药物的浓度达到500微摩尔后产生了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作用。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为患者施加这种药物，然后期待着病毒能够被杀灭呢？
实际情况下，这样的结果要在人体内再现是非常困难的。有些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先天就比较低下，口服500毫克后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在血液中检测到0.4微摩尔左右的药物浓度。而要让这样的药物在血液内的浓度提高到500微摩尔，那就需要把服用计量提升1250倍——患者需要一次口服625克药物，才有可能把体内的药物浓度提升到足以抑制病毒的程度。
一次吃一斤多药片，但凡人们有脑子都不会这么干。
更何况药物本身也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甚至毒副作用，有些药物浓度在个位数微摩尔时是药物，但浓度上升后就会变成要命的毒药。
同时。并不是所有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和杀灭作用的化学药剂都能应用在人体。
用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往培养皿里喷点次氯酸钠消毒液就能杀灭培养皿中的所有新型冠状病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或者注射次氯酸钠消毒液来治疗疾病。次氯酸钠是强氧化剂，这种药剂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对身体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从消化道灼伤到严重坏血症……在人体角质层保护下，我们可以安全的应用次氯酸钠对病原体进行杀灭。但这种化学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它杀死大活人的速度甚至比它杀死新型冠状病毒还要快些。
对着癌细胞培养皿撒上一把盐，这些癌细胞也会迅速死亡。这能够证明食用盐是绝佳的抗癌药么？当然不能，除非患者决心放弃生命并且顺手把自己腌制成木乃尹，否则人体不可能承受这么高浓度的氯化钠。
而一些以外环境下抑制病毒繁殖的有效浓度在10~20微摩尔的药物，是不是就能够证明它们在人体内也能发挥同样功效呢？
这也未必。
药物进入人体后，有相当一部分药物需要通过人体器官的代谢才能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能够被细胞所利用的化学产物。但这个代谢过程究竟是在什么器官内进行、代谢时间需要多久、代谢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对人有毒害的产物都不是通过计算模拟能够知道的。
而生物实验，就是用于研究这些问题的。
通过几年的生物实验研究，处死无数小鼠、比格犬、食蟹猴和猕猴，并且对它们进行解剖和器官研磨检验之后，人们才能大概了解到一种药物的基本的毒副作用、在生物体内的分布浓度等等情况。
确定了这些关键点没有问题后，第一期人体试验就可以在经过审批后展开。这个过程中，研究机构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人体对于这种试验药物的耐受程度和不良反应率。第二期临床人体试验则主要研究对比药物是否对目标有效。通过两期临床人体试验，确定药物前景颇佳后，才会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这次的实验主要目的是对比新药和传统药物。只要新药达到了传统药物的效果，或者超过了传统药物，那就可以宣布实验和研发是成功的。
在这个“体外实验-生物实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的实验过程中，所有的步骤都有可能出错。一旦任何一个实验步骤上出现了巨大纰漏，那就可能意味着药物彻底没有了治疗前景。
药物研发和实验就是在用时间和金钱去堆一个未来，每一场实验都是一次豪赌。
这也就是为什么孙立恩会对张敏的病例分外上心的原因。和参加药物实验的那些人不一样，张敏使用的药物全都是非常成熟的临床使用药物。如果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那就意味着这些药物有“老药新用”的可能。
而作为已经成熟的临床药物，拓展使用范围是可以避开体外实验、生物实验和一期临床的。这能够极大加快对药物使用的审批速度。
“目前统计出来她最近这段时间用过的药物就是莫西沙星、更昔洛韦、多索茶碱，还有用于控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甲泼尼龙和磷酸羟氯奎以及白芍总苷。”周策很快看完了大概的记录，并且从里面挑选出了最有“嫌疑”的药物。
“莫西沙星和更昔洛韦咱们现在都在常规使用，多索茶碱北五区没用过，但是ICU有过使用记录。”袁平安对这些药物都很熟悉，他沉吟片刻后说道，“现在就是磷酸羟氯奎和白芍总苷这两种药物没有在病区里用过，这两个看起来比较有可能。”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个免疫系统比普通人弱得多的患者，凭什么感染的进展能慢成这个样子？孙立恩没有想明白，来支援ICU的医生们也没有想明白。
“把她这段时间用过的药物都列个清单出来。”既然想不明白，那就补充资料进行分析。孙立恩决定对这名患者进行一下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务求找到她感染进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
如果只是身体因素造成的感染进展缓慢，那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找到了一项能够减缓病毒侵袭人体的线索。这个线索可能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能够分析清楚原因，或许能够对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内的增殖和侵袭机制有更详细的认识。
而假如，假如她的感染进展缓慢，是因为之前用过的某些药物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繁殖有抑制作用，那这个发现的意义就更重大了——这可能是人类目前发现的第一种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的药物。
要找到一种对病毒有切实抑制效果的药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类发明了无数的化合物，要通过人力对这些化合物全部进行一次实验以确定哪些对病毒有抑制效果，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事儿。而要在早期阶段就对药物抑制病毒的繁殖能力进行评估，目前的首选方案是通过超级计算机对化合物和细胞受体进行组合研究，从而大批量排除不太可能生效的组合。
超级计算机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并不是太大，但在医学研究领域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模型进行匹配计算，计算机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把筛选范围从上千万种缩小到几百种。这个技术节省下来的时间长久到能够以数十年为单位。
但这样的研究搞下来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要确认一种全新的药物是否对病毒有效，首先需要经过体外环境测试，然后进展到生物实验。在生物实验上确认有效后，再进一步展开一期、二期和三期临床。经过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研究后，人们才能确认这种药物对于人体是否安全，并且对病毒是否有效。
从最近几天的新闻上偶尔能看到某些医疗研究机构宣布药物在人体外环境下表现出了抗病毒的特质，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在孙立恩等人眼中，大概是因为大家对于病毒攻克的研究太过关注，同时相关新闻机构缺乏对于药物研发的系统性认识，所以才过早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了现状。
体外实验是所有药物实验的第一步。在体外实验中取得成功当然令人振奋。但……体外实验并不意味着药物就一定能够在人体环境内产生积极作用。
且不说人体内复杂的其他参与生理化学反应的机制尚且没有被研究清楚，仅从我们对人体已知的情况进行分析就能明白——体外环境和体内环境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两种环境。
药物进入人体，需要通过口服或者注射的方式进行。而口服需要通过消化道吸收、注射则需要通过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器官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第一个问题——药代动力学和有效药物浓度的问题。
假设在体外实验中，某种药物的浓度达到500微摩尔后产生了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作用。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为患者施加这种药物，然后期待着病毒能够被杀灭呢？
实际情况下，这样的结果要在人体内再现是非常困难的。有些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先天就比较低下，口服500毫克后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在血液中检测到0.4微摩尔左右的药物浓度。而要让这样的药物在血液内的浓度提高到500微摩尔，那就需要把服用计量提升1250倍——患者需要一次口服625克药物，才有可能把体内的药物浓度提升到足以抑制病毒的程度。
一次吃一斤多药片，但凡人们有脑子都不会这么干。
更何况药物本身也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甚至毒副作用，有些药物浓度在个位数微摩尔时是药物，但浓度上升后就会变成要命的毒药。
同时。并不是所有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和杀灭作用的化学药剂都能应用在人体。
用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往培养皿里喷点次氯酸钠消毒液就能杀灭培养皿中的所有新型冠状病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或者注射次氯酸钠消毒液来治疗疾病。次氯酸钠是强氧化剂，这种药剂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对身体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从消化道灼伤到严重坏血症……在人体角质层保护下，我们可以安全的应用次氯酸钠对病原体进行杀灭。但这种化学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它杀死大活人的速度甚至比它杀死新型冠状病毒还要快些。
对着癌细胞培养皿撒上一把盐，这些癌细胞也会迅速死亡。这能够证明食用盐是绝佳的抗癌药么？当然不能，除非患者决心放弃生命并且顺手把自己腌制成木乃尹，否则人体不可能承受这么高浓度的氯化钠。
而一些以外环境下抑制病毒繁殖的有效浓度在10~20微摩尔的药物，是不是就能够证明它们在人体内也能发挥同样功效呢？
这也未必。
药物进入人体后，有相当一部分药物需要通过人体器官的代谢才能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能够被细胞所利用的化学产物。但这个代谢过程究竟是在什么器官内进行、代谢时间需要多久、代谢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对人有毒害的产物都不是通过计算模拟能够知道的。
而生物实验，就是用于研究这些问题的。
通过几年的生物实验研究，处死无数小鼠、比格犬、食蟹猴和猕猴，并且对它们进行解剖和器官研磨检验之后，人们才能大概了解到一种药物的基本的毒副作用、在生物体内的分布浓度等等情况。
确定了这些关键点没有问题后，第一期人体试验就可以在经过审批后展开。这个过程中，研究机构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人体对于这种试验药物的耐受程度和不良反应率。第二期临床人体试验则主要研究对比药物是否对目标有效。通过两期临床人体试验，确定药物前景颇佳后，才会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这次的实验主要目的是对比新药和传统药物。只要新药达到了传统药物的效果，或者超过了传统药物，那就可以宣布实验和研发是成功的。
在这个“体外实验-生物实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的实验过程中，所有的步骤都有可能出错。一旦任何一个实验步骤上出现了巨大纰漏，那就可能意味着药物彻底没有了治疗前景。
药物研发和实验就是在用时间和金钱去堆一个未来，每一场实验都是一次豪赌。
这也就是为什么孙立恩会对张敏的病例分外上心的原因。和参加药物实验的那些人不一样，张敏使用的药物全都是非常成熟的临床使用药物。如果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那就意味着这些药物有“老药新用”的可能。
而作为已经成熟的临床药物，拓展使用范围是可以避开体外实验、生物实验和一期临床的。这能够极大加快对药物使用的审批速度。
“目前统计出来她最近这段时间用过的药物就是莫西沙星、更昔洛韦、多索茶碱，还有用于控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甲泼尼龙和磷酸羟氯奎以及白芍总苷。”周策很快看完了大概的记录，并且从里面挑选出了最有“嫌疑”的药物。
“莫西沙星和更昔洛韦咱们现在都在常规使用，多索茶碱北五区没用过，但是ICU有过使用记录。”袁平安对这些药物都很熟悉，他沉吟片刻后说道，“现在就是磷酸羟氯奎和白芍总苷这两种药物没有在病区里用过，这两个看起来比较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