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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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就有人挨家挨户地量面积，调查房屋的结构。结果一公布，大家都觉得，自己家的房屋没有那些小，补偿的标准也低，砖混结构的，每平方米才补贴五百块。张家村的村民家家几乎都是三四层的楼房，一栋房子两三百平方，当初盖的时候花了二三十万。现在补偿的这些钱，连本钱的一半都不到，拿着政府补偿的这十几万，到县城里买房子，也就是能买一套一房一厅的，四五十个平方就算是不错了。村民们觉得这太亏了，就不干了。自己掏钱找测量人员，一对照，政府派来的果然少给他们算很多，平均每家每户都少算几十平方米。
这下子可炸了锅，村民们对政府人员更有抵制情绪了，说什么也不愿意配合拆迁了。他们要求重新找新的测量公司来测量，要求政府提高补偿标准，一平方米至少一千二百元，让他们每家每户在县城里买得起一百平米的楼房。
村民的意见反馈到城关镇政府，城关镇政府又反映到县委、县政府。钟子明知道了这件事，就对县长胡润东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这些刁民，得用狠办法。你告诉城关镇的金刚和牛健。限他们一个星期以内完成张庄村的拆迁，到时间完不成任务，他们俩就地免职。”
金刚和牛健他们一个是镇委书记，一个是镇长，都是三四十岁，得了这个死命令，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吧！他们找来挖土机，把所有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都组织起来，一人一个棍棒，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到张庄村强行拆村民的房子去了。
张庄村的村民早已经得到消息，他们立即组织起来，老弱病残在前面，青壮年劳力在后面，在路口阻拦住了镇政府拆迁的队伍。
金刚下令，镇政府工作人员两人一个，把村民架开，挖土机继续前进。那些妇女、老人立即哭天抢地，在地下撒泼打滚，有人破口大骂，说：“你们就是一帮子土匪，什么狗屁政府？！就知道欺负我们老百姓！”
女人、老人们哭天抢地，那些年轻力壮的就憋不住了，立即拿起家伙，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动起手来。大家一团混战过后，镇政府的一个副镇长被打倒在地，十几个工作人员也受了伤。村民们这边，十几个村民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几个村民一气之下，干脆在挖土机上泼了汽油，烧毁了一辆价值几十万的挖土机。场面一下子失控了。
等上百人的防暴警察出动，荷枪实弹，才压住了阵脚，平息了骚乱。警察趁机抓了十几个村民，把他们关到看守所里，到里面使用各种手段，扇耳光，蹲马步，坐老虎凳，不让喝水，不让睡觉，折磨这些村民，让他们承认攻击了政府工作人员，焚烧了挖土机，并保证不再对抗政府的拆迁工作。
村民们被折磨的受不了，就妥协了。让家里交了罚款，就出去了。
但有的村民个性强，出了看守所，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就到街上买汽油，买煤气罐，准备再一次对抗政府的拆迁，大不了鱼死网破，拼了！
可过了几天，黑社会来了。一到午夜，黑社会成群结队，有上百人，个个是光头，或者寸头，戴着白手套，他们挨家挨户砸村民的玻璃，往院子里扔砖头，扔毒蛇，把村民们吓得心惊胆颤，有些胆小的妇女、老人，受不了这个，心脏病都发了。有的干脆离开家，投亲靠友避难去了。
有些年轻人想跟黑社会拼命，但看到对方人多势众，他们有些人手里还拿的有猎枪、砂枪，于是就害怕了，缩在屋子里的角落里，不敢出来了。
村子里的水停了，电也停了，城关镇政府又组织了拆迁队，开着十几台挖土机，一天时间就把整个张庄村的房子推平了。有些人家里的电视机、洗衣机、家具，甚至锅碗瓢盆，什么都没有抢出来。整个家一瞬间就彻底完了。
大家都感到义愤填膺，就想去北京告状。结果刚走到汽车站，就被镇政府派的工作人员抓住了，送进了学习班，也就是被关了紧闭。
有几个坐出租车去了外地，转乘火车，终于到了北京。为首的叫张德福，四十多岁，初中毕业，在自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卖部，卖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
他们一行三个人，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也受到了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递交的信件，国家信访局也收了，答应说：“会尽快办理。”
张德福说：“需要多长时间？”
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回答他们说：“大约一个星期吧，我们先调查一下情况。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等消息吧。”
几个人为了省钱，就去了国家信访局附近胡同的一家小旅馆，登记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
结果到了第三天夜里一点钟，三个人正在休息，就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三个人立即警惕起来，问：“谁？”
来人回答说：“服务员，来看一下你们的身份证。”
张德福听声音有些熟悉，确实是一楼总台服务员的声音。于是就开了门。
刚开了一道缝，门口立即就撞进来五六个年轻人，个个身强力壮，凶神恶煞似的，他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谁是张德福？”
张德福说：“你们找他干什么？”
一个高个子，看着像打手一样的人，瞪着张德福说：“少废话，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张德福说：“凭什么？你们是警察吗？请拿出搜查证来。”
高个子说：“妈的，再敢不老实，老子揍你信不信！”说着不由分说，几个人就冲上来了，两个人对付一个，把张德福他们三个人的手腕背后拧着，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身份证、钱包、手机什么的。他们看了看，说：“没错，就是他们三个。带走！”
张德福他们三个人反抗道：“凭什么？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几个年轻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架着他们就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很快就启动了，开向了哪里，张德福他们也搞不清楚。
张德福在车里还挣扎了几下，说：“让我下车，放开我们，你们抓错人了。”
高个子青年狰狞地看了他一眼，抬手照他脸上打了几巴掌，把张德福打得顺嘴淌血，然后恶狠狠地说：“叫你还敢来北京告状，下一次再见到你，老子弄死你，信不信！弄死你就跟弄死一个蚂蚁差不多！反正你们政府出钱。就是死了，也没有人调查你的下落。”
张德福才明白，这或许就是北京的黑社会吧。原来全国各地政府和黑社会都是有联系的。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他们的魔掌。
这个时候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张德福三个人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院子里，这里有七八间屋子，分别关押了几十个人，男男女女，都是到北京上访、告状的。虽然出不了屋子，但是，晚上可以听到，经常有人被打得哭爹喊娘。事后张德福才知道，在这里，有的女的还会被黑社会带到一个屋子里，调戏，强奸。
他们三个在一个黑屋子里被关了五天，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里，睡觉地下有几张草席，根本没有被子，好在是夏天，要是冬天，非活活冻死不可。
到了第六天，终于有人来领他们了，他们出门一看，认识，是江左县城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为首的是副镇长刘伟良。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
刘伟良说：“老张，我代表金书记和牛镇长来接你们了。走，回去吧，千万不要上访告状了，你们告不赢的。自古民不和官府斗。你们一个小百姓，能斗过官府吗！你们的告状信刚交上去，我们就知道你们在哪了。我们有技术侦察手段。知道那些控制你们的人是谁吗？他们都是北京的一些保安公司，人家专门就是拿钱为人消灾的。你们三个，我们一个五千块，就把你们逮到了。下一次再来，又是五千块搞定。你们花自己的钱告状，而政府有的是钱，你们搞不过的，乖乖地回去吧，老老实实配合政府，要不然没有你什么好果子吃的！”
张德福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他们官府和黑社会是一家的，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各地上访的老百姓。
面包车在路上走了一天一夜，回到了江左县城后，张德福三个人就被送到了学习班里，关了禁闭。
县里的学习班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那里有一个大院子，高高的围墙，周围没有村子，孤零零的，院子里跑着四五条大狼狗，一看到生人，就会扑上去撕咬。
几十间屋子，窗子都是被砖头、水泥封闭的，大铁门锁着，根本跑不出来。
张德福在里面被关了半个月，天天给喝一碗白粥，天很热，也不让你喝水。嗓子都要冒烟了，看守才会给你放一个脏兮兮的破碗，里面放一点水，让你用舌头舔才可以湿一湿嘴唇。那碗里尘土、草屑一下子就粘上了舌头，让人恶心。但是，这样总比喝自己的尿强吧。
过去只听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共产党，才采取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他张德福还会遭受这样的折磨。他想不通，他迷茫，有时候感到绝望，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他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值得他继续留恋了，如果自己一直不松口，他们会把你整死的。到时候，就是喊冤，也没有人听得到了。不行，不能便宜了这帮土匪，自己要想法出去，到时候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赚一个，反正和他们拼了。
计谋已定，张德福对看守说：“把你们的领导叫来，我服了。”
看守说：“我就说嘛，你和政府对着干，干不过的，你早这样，早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于是领导过来，和张德福谈了话。
张德福说：“我再也不上访告状了，我配合政府拆迁，你们说给我多少，我都接受。”
看守所的领导说：“这样就解决了吗！那好，我打电话给你们的镇政府领导，让他们派人领你。”
结果还是副镇长刘伟良亲自来的，刘伟良说：“老张，服气了吧！不要告了，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有用！他们也不下来人，还是把信转到我们镇政府处理。你就是找到国务院的总理，他也管不住我们镇的镇长。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们上面的领导不知道我们这么干的啊？知道！不这样干，怎么出来政绩？怎么会有那么高的GDP？不拆房子，税收从哪里来？那些大官靠谁养？还不是我们这些基层官员！我们得罪老百姓，他们落好，但是，他们就是不办事。官官相护，你懂吗！就是再过一百年，也是这个理！”
张德福听了他的话，心里拔凉拔凉的，心里说：“孙子，等着吧，老子跟你们拼了！”
张德福回到家里，他老婆、孩子见了他，抱着他痛哭了一场。因为他们看到，张德福才四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腰也弯了，身体非常虚弱，瘦了二十多斤，都脱像了。到医院里花了几千块打营养针，静养了几个月，才恢复了元气。
张德福身体复原后，就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他到矿山上，托人买了十几根雷管，学会了引爆的技术。然后，隔三差五就会到镇政府的大门口观察情况。见了镇政府的干部，也是满脸带笑，大家都以为，他是彻底服气了。
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他打听到镇政府开会，镇委书记金刚和镇长牛健都在。他于是就把雷管放到身上，到街头的商店里买了一把尖刀，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穿着宽大的羽绒服，就进了镇政府的大院子。
把门的看到他，他笑了笑，说：“我有事情要找书记和镇长汇报。”
把门的认识他，就把他放进去了。
他一个人上了镇政府办公楼的二楼，到了金刚的办公室，看到金刚正在和一个干部谈话，于是就直接走进去，说：“金书记，我有些事情找你。”
金刚坐在老板椅里，冲他说：“你先在外面等一等，没看到我在谈话吗？！”
张德福说：“没什么大事，一句话就完了。”说着笑着走到金刚身边，突然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刀，向金刚的胸部、头部狠狠地捅去，边捅边说：“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官员，老子弄死一个算一个！”
十几刀过后，金刚就没有声音了。
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工作人员吓得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边跑边喊，说：“杀人了，杀人了，金书记被杀了！”
牛健这个时候正在和一帮人开会，听到喊声，大家都出来，说：“抓凶手，快报警！”
大家七手八脚，搬起椅子作为武器，就往金刚的办公室方向跑。这个时候，正碰上一手拿刀、杀红了眼睛的张德福，他提着刀子就冲上来，不由分说，刺倒了两个镇干部。
这个时候，刘伟良和牛健一帮人一看事情不妙，转身想逃，就见张德福冲杀过去，扔下刀子，抱住刘伟良和牛健，拉响了导火索。轰的一声，一声巨响，把整个办公楼的玻璃震碎了不少。整个镇政府院子里血肉横飞，现场惨不忍睹。
等公安民警、防暴警察、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金刚流血过多已经死了。镇长牛健的头和肚子炸飞了，也已经死了。副镇长刘伟良，头被炸得稀巴烂，身体残缺不全，比牛健还惨。张德福身体四分五裂，胳膊腿都飞到十几米之外，也死了。现场受伤的其他干部也有七个，被张德福每人捅了一刀的那两个镇干部都是重伤，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县医院抢救去了。
事情很快就汇报给了县委书记钟子明和县长胡润东，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封锁消息，禁止任何记者采访报道这件事。县城里加强警戒，看到记者摸样的，立即出警，把他们驱逐出县城。对村民和市民严密监控，派出了大批便衣。钟子明要求县公安局以私人恩怨导致的报复杀人定性这个案子，尽快结案。
金刚、牛健、刘伟良的家人不干了，说他们都是为政府卖命才被害的，应该被定为烈士才对。他们不愿意尸体火化，一定要县委、政府给个说法。
没办法，钟子明派县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出面，做他们家属的工作，说定烈士就算了，这样影响不好，会把事情闹大。干脆，每个人包赔一百八十万好了，由县财政出钱，还做出承诺，他们三个家庭的孩子，到了大学毕业，一家安排一个公务员。
这样才平息了事态。钟子明有惊无险，过了一年多升了市政府的副市长，就离开了江左县这个是非之地。
县公安局的会议结束后，聂一兵把县刑警大队大队长陶磊和“打黑办”主任曾权挨个传唤到自己的办公室。
第一个进来的是陶磊。
陶磊是江左县洪山镇人，是土生土长的江左本地人，原来在省警察学校读书的时候，和聂一兵是一个班级同宿舍的同学。两个人都是龙江市的，放假回家，都是坐一趟火车，三年下来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陶磊毕业后被分配回江左县洪山镇派出所，做了一名普通民警。十几年下来，才熬到洪山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在县级以下的机关里混，如果没有可靠的关系，你又没有钱拉关系送礼，在当前的社会环境里，升迁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人干到四十岁出头，能混到一个股级干部，就已经不错了。
谁知道时来运转，一纸令下，他的老同学聂一兵从天而降，成了江左县公安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是当之无愧的一把手了，在官场上，这就叫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聂一兵新来乍到，对江左县两眼一抹黑，怎么办？只能用自己熟悉的人，可以信得过的人。
在江左县公安系统，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就一个陶磊。还有一个同届的同学，叫杨能超，当年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和聂一兵都认识。这个时候，杨能超在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做副所长。
陶磊和杨能超一听说聂一兵要来江左县担任公安局长了，心里自然是按捺不住地高兴。他们知道，自己的好运终于到了，还是老天有眼啊！
大学毕业后，他们这些同学虽然平常里联系很少，但是，五年一次的聚会还是都会参加的，因为在同学聚会上，他们可以了解许多信息，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情报，哪些同学升迁了，哪些同学现在当局长、副局长了，他们会主动走过去，握握手，敬杯酒，自我介绍一下，让老同学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印象。这样日后有用得着对方的时候，也好开口。
聂一兵到江左县担任公安局长后，陶磊和杨能超都分别请了聂一兵在县城里最豪华的大酒店吃饭。双方的感情迅速升温，逢年过节，作为下属的陶磊和杨能超，总是找出各种借口，到聂一兵住处或者办公室里，送高档烟酒，送现金。一次两万三万的，虽然不多，但是同学关系吗，有这些，在县城里也算是拿得出手了。
果然，刚过了一年，聂一兵屁股也坐稳了，对公安局上上下下的中层干部也基本上熟悉了，于是就开始大规模地调整干部。提拔一批，交流一批，内退一批，一下子就空出来几十个领导岗位，整个县公安局四百多号人，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人的找人，拉关系的拉关系，有的人送礼都跑到龙江市区聂一兵家里了。
过几天就有人挨家挨户地量面积，调查房屋的结构。结果一公布，大家都觉得，自己家的房屋没有那些小，补偿的标准也低，砖混结构的，每平方米才补贴五百块。张家村的村民家家几乎都是三四层的楼房，一栋房子两三百平方，当初盖的时候花了二三十万。现在补偿的这些钱，连本钱的一半都不到，拿着政府补偿的这十几万，到县城里买房子，也就是能买一套一房一厅的，四五十个平方就算是不错了。村民们觉得这太亏了，就不干了。自己掏钱找测量人员，一对照，政府派来的果然少给他们算很多，平均每家每户都少算几十平方米。
这下子可炸了锅，村民们对政府人员更有抵制情绪了，说什么也不愿意配合拆迁了。他们要求重新找新的测量公司来测量，要求政府提高补偿标准，一平方米至少一千二百元，让他们每家每户在县城里买得起一百平米的楼房。
村民的意见反馈到城关镇政府，城关镇政府又反映到县委、县政府。钟子明知道了这件事，就对县长胡润东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这些刁民，得用狠办法。你告诉城关镇的金刚和牛健。限他们一个星期以内完成张庄村的拆迁，到时间完不成任务，他们俩就地免职。”
金刚和牛健他们一个是镇委书记，一个是镇长，都是三四十岁，得了这个死命令，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吧！他们找来挖土机，把所有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都组织起来，一人一个棍棒，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到张庄村强行拆村民的房子去了。
张庄村的村民早已经得到消息，他们立即组织起来，老弱病残在前面，青壮年劳力在后面，在路口阻拦住了镇政府拆迁的队伍。
金刚下令，镇政府工作人员两人一个，把村民架开，挖土机继续前进。那些妇女、老人立即哭天抢地，在地下撒泼打滚，有人破口大骂，说：“你们就是一帮子土匪，什么狗屁政府？！就知道欺负我们老百姓！”
女人、老人们哭天抢地，那些年轻力壮的就憋不住了，立即拿起家伙，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动起手来。大家一团混战过后，镇政府的一个副镇长被打倒在地，十几个工作人员也受了伤。村民们这边，十几个村民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几个村民一气之下，干脆在挖土机上泼了汽油，烧毁了一辆价值几十万的挖土机。场面一下子失控了。
等上百人的防暴警察出动，荷枪实弹，才压住了阵脚，平息了骚乱。警察趁机抓了十几个村民，把他们关到看守所里，到里面使用各种手段，扇耳光，蹲马步，坐老虎凳，不让喝水，不让睡觉，折磨这些村民，让他们承认攻击了政府工作人员，焚烧了挖土机，并保证不再对抗政府的拆迁工作。
村民们被折磨的受不了，就妥协了。让家里交了罚款，就出去了。
但有的村民个性强，出了看守所，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就到街上买汽油，买煤气罐，准备再一次对抗政府的拆迁，大不了鱼死网破，拼了！
可过了几天，黑社会来了。一到午夜，黑社会成群结队，有上百人，个个是光头，或者寸头，戴着白手套，他们挨家挨户砸村民的玻璃，往院子里扔砖头，扔毒蛇，把村民们吓得心惊胆颤，有些胆小的妇女、老人，受不了这个，心脏病都发了。有的干脆离开家，投亲靠友避难去了。
有些年轻人想跟黑社会拼命，但看到对方人多势众，他们有些人手里还拿的有猎枪、砂枪，于是就害怕了，缩在屋子里的角落里，不敢出来了。
村子里的水停了，电也停了，城关镇政府又组织了拆迁队，开着十几台挖土机，一天时间就把整个张庄村的房子推平了。有些人家里的电视机、洗衣机、家具，甚至锅碗瓢盆，什么都没有抢出来。整个家一瞬间就彻底完了。
大家都感到义愤填膺，就想去北京告状。结果刚走到汽车站，就被镇政府派的工作人员抓住了，送进了学习班，也就是被关了紧闭。
有几个坐出租车去了外地，转乘火车，终于到了北京。为首的叫张德福，四十多岁，初中毕业，在自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卖部，卖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
他们一行三个人，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也受到了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递交的信件，国家信访局也收了，答应说：“会尽快办理。”
张德福说：“需要多长时间？”
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回答他们说：“大约一个星期吧，我们先调查一下情况。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等消息吧。”
几个人为了省钱，就去了国家信访局附近胡同的一家小旅馆，登记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
结果到了第三天夜里一点钟，三个人正在休息，就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三个人立即警惕起来，问：“谁？”
来人回答说：“服务员，来看一下你们的身份证。”
张德福听声音有些熟悉，确实是一楼总台服务员的声音。于是就开了门。
刚开了一道缝，门口立即就撞进来五六个年轻人，个个身强力壮，凶神恶煞似的，他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谁是张德福？”
张德福说：“你们找他干什么？”
一个高个子，看着像打手一样的人，瞪着张德福说：“少废话，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张德福说：“凭什么？你们是警察吗？请拿出搜查证来。”
高个子说：“妈的，再敢不老实，老子揍你信不信！”说着不由分说，几个人就冲上来了，两个人对付一个，把张德福他们三个人的手腕背后拧着，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身份证、钱包、手机什么的。他们看了看，说：“没错，就是他们三个。带走！”
张德福他们三个人反抗道：“凭什么？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几个年轻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架着他们就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很快就启动了，开向了哪里，张德福他们也搞不清楚。
张德福在车里还挣扎了几下，说：“让我下车，放开我们，你们抓错人了。”
高个子青年狰狞地看了他一眼，抬手照他脸上打了几巴掌，把张德福打得顺嘴淌血，然后恶狠狠地说：“叫你还敢来北京告状，下一次再见到你，老子弄死你，信不信！弄死你就跟弄死一个蚂蚁差不多！反正你们政府出钱。就是死了，也没有人调查你的下落。”
张德福才明白，这或许就是北京的黑社会吧。原来全国各地政府和黑社会都是有联系的。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他们的魔掌。
这个时候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张德福三个人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院子里，这里有七八间屋子，分别关押了几十个人，男男女女，都是到北京上访、告状的。虽然出不了屋子，但是，晚上可以听到，经常有人被打得哭爹喊娘。事后张德福才知道，在这里，有的女的还会被黑社会带到一个屋子里，调戏，强奸。
他们三个在一个黑屋子里被关了五天，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里，睡觉地下有几张草席，根本没有被子，好在是夏天，要是冬天，非活活冻死不可。
到了第六天，终于有人来领他们了，他们出门一看，认识，是江左县城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为首的是副镇长刘伟良。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
刘伟良说：“老张，我代表金书记和牛镇长来接你们了。走，回去吧，千万不要上访告状了，你们告不赢的。自古民不和官府斗。你们一个小百姓，能斗过官府吗！你们的告状信刚交上去，我们就知道你们在哪了。我们有技术侦察手段。知道那些控制你们的人是谁吗？他们都是北京的一些保安公司，人家专门就是拿钱为人消灾的。你们三个，我们一个五千块，就把你们逮到了。下一次再来，又是五千块搞定。你们花自己的钱告状，而政府有的是钱，你们搞不过的，乖乖地回去吧，老老实实配合政府，要不然没有你什么好果子吃的！”
张德福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他们官府和黑社会是一家的，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各地上访的老百姓。
面包车在路上走了一天一夜，回到了江左县城后，张德福三个人就被送到了学习班里，关了禁闭。
县里的学习班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那里有一个大院子，高高的围墙，周围没有村子，孤零零的，院子里跑着四五条大狼狗，一看到生人，就会扑上去撕咬。
几十间屋子，窗子都是被砖头、水泥封闭的，大铁门锁着，根本跑不出来。
张德福在里面被关了半个月，天天给喝一碗白粥，天很热，也不让你喝水。嗓子都要冒烟了，看守才会给你放一个脏兮兮的破碗，里面放一点水，让你用舌头舔才可以湿一湿嘴唇。那碗里尘土、草屑一下子就粘上了舌头，让人恶心。但是，这样总比喝自己的尿强吧。
过去只听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共产党，才采取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他张德福还会遭受这样的折磨。他想不通，他迷茫，有时候感到绝望，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他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值得他继续留恋了，如果自己一直不松口，他们会把你整死的。到时候，就是喊冤，也没有人听得到了。不行，不能便宜了这帮土匪，自己要想法出去，到时候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赚一个，反正和他们拼了。
计谋已定，张德福对看守说：“把你们的领导叫来，我服了。”
看守说：“我就说嘛，你和政府对着干，干不过的，你早这样，早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于是领导过来，和张德福谈了话。
张德福说：“我再也不上访告状了，我配合政府拆迁，你们说给我多少，我都接受。”
看守所的领导说：“这样就解决了吗！那好，我打电话给你们的镇政府领导，让他们派人领你。”
结果还是副镇长刘伟良亲自来的，刘伟良说：“老张，服气了吧！不要告了，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有用！他们也不下来人，还是把信转到我们镇政府处理。你就是找到国务院的总理，他也管不住我们镇的镇长。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们上面的领导不知道我们这么干的啊？知道！不这样干，怎么出来政绩？怎么会有那么高的GDP？不拆房子，税收从哪里来？那些大官靠谁养？还不是我们这些基层官员！我们得罪老百姓，他们落好，但是，他们就是不办事。官官相护，你懂吗！就是再过一百年，也是这个理！”
张德福听了他的话，心里拔凉拔凉的，心里说：“孙子，等着吧，老子跟你们拼了！”
张德福回到家里，他老婆、孩子见了他，抱着他痛哭了一场。因为他们看到，张德福才四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腰也弯了，身体非常虚弱，瘦了二十多斤，都脱像了。到医院里花了几千块打营养针，静养了几个月，才恢复了元气。
张德福身体复原后，就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他到矿山上，托人买了十几根雷管，学会了引爆的技术。然后，隔三差五就会到镇政府的大门口观察情况。见了镇政府的干部，也是满脸带笑，大家都以为，他是彻底服气了。
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他打听到镇政府开会，镇委书记金刚和镇长牛健都在。他于是就把雷管放到身上，到街头的商店里买了一把尖刀，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穿着宽大的羽绒服，就进了镇政府的大院子。
把门的看到他，他笑了笑，说：“我有事情要找书记和镇长汇报。”
把门的认识他，就把他放进去了。
他一个人上了镇政府办公楼的二楼，到了金刚的办公室，看到金刚正在和一个干部谈话，于是就直接走进去，说：“金书记，我有些事情找你。”
金刚坐在老板椅里，冲他说：“你先在外面等一等，没看到我在谈话吗？！”
张德福说：“没什么大事，一句话就完了。”说着笑着走到金刚身边，突然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刀，向金刚的胸部、头部狠狠地捅去，边捅边说：“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官员，老子弄死一个算一个！”
十几刀过后，金刚就没有声音了。
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工作人员吓得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边跑边喊，说：“杀人了，杀人了，金书记被杀了！”
牛健这个时候正在和一帮人开会，听到喊声，大家都出来，说：“抓凶手，快报警！”
大家七手八脚，搬起椅子作为武器，就往金刚的办公室方向跑。这个时候，正碰上一手拿刀、杀红了眼睛的张德福，他提着刀子就冲上来，不由分说，刺倒了两个镇干部。
这个时候，刘伟良和牛健一帮人一看事情不妙，转身想逃，就见张德福冲杀过去，扔下刀子，抱住刘伟良和牛健，拉响了导火索。轰的一声，一声巨响，把整个办公楼的玻璃震碎了不少。整个镇政府院子里血肉横飞，现场惨不忍睹。
等公安民警、防暴警察、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金刚流血过多已经死了。镇长牛健的头和肚子炸飞了，也已经死了。副镇长刘伟良，头被炸得稀巴烂，身体残缺不全，比牛健还惨。张德福身体四分五裂，胳膊腿都飞到十几米之外，也死了。现场受伤的其他干部也有七个，被张德福每人捅了一刀的那两个镇干部都是重伤，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县医院抢救去了。
事情很快就汇报给了县委书记钟子明和县长胡润东，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封锁消息，禁止任何记者采访报道这件事。县城里加强警戒，看到记者摸样的，立即出警，把他们驱逐出县城。对村民和市民严密监控，派出了大批便衣。钟子明要求县公安局以私人恩怨导致的报复杀人定性这个案子，尽快结案。
金刚、牛健、刘伟良的家人不干了，说他们都是为政府卖命才被害的，应该被定为烈士才对。他们不愿意尸体火化，一定要县委、政府给个说法。
没办法，钟子明派县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出面，做他们家属的工作，说定烈士就算了，这样影响不好，会把事情闹大。干脆，每个人包赔一百八十万好了，由县财政出钱，还做出承诺，他们三个家庭的孩子，到了大学毕业，一家安排一个公务员。
这样才平息了事态。钟子明有惊无险，过了一年多升了市政府的副市长，就离开了江左县这个是非之地。
县公安局的会议结束后，聂一兵把县刑警大队大队长陶磊和“打黑办”主任曾权挨个传唤到自己的办公室。
第一个进来的是陶磊。
陶磊是江左县洪山镇人，是土生土长的江左本地人，原来在省警察学校读书的时候，和聂一兵是一个班级同宿舍的同学。两个人都是龙江市的，放假回家，都是坐一趟火车，三年下来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陶磊毕业后被分配回江左县洪山镇派出所，做了一名普通民警。十几年下来，才熬到洪山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在县级以下的机关里混，如果没有可靠的关系，你又没有钱拉关系送礼，在当前的社会环境里，升迁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人干到四十岁出头，能混到一个股级干部，就已经不错了。
谁知道时来运转，一纸令下，他的老同学聂一兵从天而降，成了江左县公安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是当之无愧的一把手了，在官场上，这就叫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聂一兵新来乍到，对江左县两眼一抹黑，怎么办？只能用自己熟悉的人，可以信得过的人。
在江左县公安系统，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就一个陶磊。还有一个同届的同学，叫杨能超，当年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和聂一兵都认识。这个时候，杨能超在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做副所长。
陶磊和杨能超一听说聂一兵要来江左县担任公安局长了，心里自然是按捺不住地高兴。他们知道，自己的好运终于到了，还是老天有眼啊！
大学毕业后，他们这些同学虽然平常里联系很少，但是，五年一次的聚会还是都会参加的，因为在同学聚会上，他们可以了解许多信息，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情报，哪些同学升迁了，哪些同学现在当局长、副局长了，他们会主动走过去，握握手，敬杯酒，自我介绍一下，让老同学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印象。这样日后有用得着对方的时候，也好开口。
聂一兵到江左县担任公安局长后，陶磊和杨能超都分别请了聂一兵在县城里最豪华的大酒店吃饭。双方的感情迅速升温，逢年过节，作为下属的陶磊和杨能超，总是找出各种借口，到聂一兵住处或者办公室里，送高档烟酒，送现金。一次两万三万的，虽然不多，但是同学关系吗，有这些，在县城里也算是拿得出手了。
果然，刚过了一年，聂一兵屁股也坐稳了，对公安局上上下下的中层干部也基本上熟悉了，于是就开始大规模地调整干部。提拔一批，交流一批，内退一批，一下子就空出来几十个领导岗位，整个县公安局四百多号人，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人的找人，拉关系的拉关系，有的人送礼都跑到龙江市区聂一兵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