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者之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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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获得眼前这个职位的方式并不正当，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令人不齿的。
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惭愧。
首先，被我利用的那位领导，本就不值得同情，也不应得到同情。
其次，这种靠着裙带关系就能安排上的职位，也并不值得炫耀。
再退一步讲，对一个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潜规则和腐败的单位，我实在是无法投入什么忠诚、产生什么荣誉感。
可能人在社会上混久了就会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说服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无耻了，然后又努力说服自己，这种“无耻”是“成熟”的表现。
那些无能之辈，往往会在这条“成熟”的道路上渐渐放弃思考和自省，变成既可笑又可悲的两面派；他们白天在人前点头哈腰累得跟孙子一样，晚上就到网上通过打压和装逼来寻求廉价的优越感并宣泄情绪。如果你在网络上因某些观点和人争论时，遇到那种张口就爱问“你几岁了？”的，那大体就是遇到这种人了……不用怀疑，屏幕后那个家伙多半没什么本事，而且年纪也不小了。
我不想变成那种人，所以，我在自我说服时也会自我拷问。
我也曾问过自己：“把错的手段用在对的地方，就能被原谅了吗？甚至可以说是在做好事了吗？”
可惜我没能想出答案来，只能自谏——因人而异、因时制宜、因事而别、问心无愧。
当然了，这次的事情，并不能说是在做什么好事，毕竟我的动机中包含着利己的成分：从结果来看，我得到了更好的报酬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无论内部人士对我如何看待，至少在大部分不知情的外人眼里，“调查记者”还是比“派信小弟”要体面得多。
人活在这世上，不管别人在背后如何恶意地揣测你、诋毁你，但只要你能让他们在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当你想透彻了就会发现，想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你或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在你死的那天都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就算是帝王、伟人、圣人……在死后也一样会被人们拿出来随意地编排和诽谤，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认同”，而是一些“标签”。
“记者”、“医生”、“导师”、“专家”、“领导”、“才俊”、“富豪”、“老板”、“著名艺人”、“成功人士”……把这些能让陌生人高看你一眼的、至少在你的面前得虚与委蛇的标签，尽可能多地贴在身上，并享受既得利益，才是我们的追求、才是我们从小就一直被灌输的理念。
不管我们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现实环境终究会将我们指向这条路。
这些我明白，我都明白。
但我厉小帆，还是有一个梦想——一个不那么现实和利己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副喉舌……向世间的人展示那些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却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的东西。
我要让那些放弃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习惯和质疑的勇气。
我会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个理想，贯彻我的正义，即使……那是一种卑鄙的正义。
…………
9月9日，距离我当上调查记者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我已差不多熟悉了这里的工作环境，也和同事们成了点头之交。
但其实，我这工作也并不需要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搞好关系，我只要拍好主编的马屁就行；其他人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他们。
我负责的主要是纸媒和网络新闻，所以我不是那种需要在镜头前直接采访别人的记者，不用给我配摄影师什么的；我要做的只是去调查、取证，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文字报导，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编的办公桌上，只要他点头说着可以刊登，那我就算没白忙活。
我的主编姓罗，今年五十多了，学历不低，年轻时还到纽约先驱报去实习过，但因为能力不行，品行也不太好，实习期还没过就被赶走了。
这事儿……整个单位里，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我知道。
因为我调查过他。
很多人觉得要调查一个人很难，不是警察就很难做到，但实际上，只要你懂得一些技巧，并且敢于在法律的边界游走，很多情报都是唾手可得的。
罗主编能在我们这个单位混到如今这个位置，一方面是靠他深厚的溜须拍马、弄虚作假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靠着当初那“曾在纽约先驱报工作过”的履历。
虽然99%上班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惯自己的领导，或是鄙视领导的办事能力、或是质疑领导的履历，但真正会采取行动去证实自己看法的人恐怕还不到1%。
我就是那1%。
在我确定要调任到这个部门时，我就对罗主编……这个将来会当我顶头上司的男人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首先，是看书面材料。
罗主编的档案，人事部自然有，虽然我不是人事部的，但我一样能看到，因为我那会儿还是“派信小弟”；公司所有进过mailroom的文件都会在我们这儿的电脑里留下备份，“先备份后打印”是基本章程，这是为了防止文件在递送过程中弄丢或者损毁。
尽管这些资料无法被带出公司（防盗措施很完备），但像人事档案这种总共也没多少字的东西，我在看的时候直接背下来就行了……别忘了，我可是中文系的。
接着，就是去查探这个人的“风评”。
这个更简单，每隔一两天，就拿上几杯网红店的奶茶，在下午的空闲时间到罗主编工作的那一层去，找个借口在前台那儿站一会儿，和前台聊聊天，顺便再跟那些正在和前台聊天的OL一块儿聊聊，基本就能探出个大概了。
不过这事儿不能做得太频繁，必须懂得分寸、点到即止；你要是连续一个礼拜天天都去，那个前台就会误会你对她有意思，然后你就必须约她出去，否则她就会发现你其实对她没意思……那时候，她就会有点不爽，就算她本来也不喜欢你，打算拒绝你或者把你当备胎，但你如果先她一步停止了某种她认为已经存在的暧昧关系，她就会恨上你，紧接着就会开始在背后说你坏话。
人性就是这么麻烦，懂得揣摩这些的我也觉得这些很麻烦，如果我是个女人、并且生在古代，也许有机会把这些知识用在宫斗活动之中，可惜我不是。
言归正传，在对罗主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我对他那份履历的质疑变得十分强烈，为了验证这点……我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办了旅游签证，去了趟纽约。
出发前，我已通过邮件联系到了一位从纽约先驱报退休的老记者，约好了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自然不可能在网上直接问他关于罗主编的事情，倒也不是怕留下什么聊天记录，而是你直接问他这种问题他未必会理你。
我与那位老记者接触时是想好了全套说辞的，他以前曾写过一篇挺出名的关于环境治理问题的报导，还差点儿拿了普利策奖，我就以此为突破口，宣称自己在学校时就是因为读了他这篇报导，才立志成为调查记者的，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因此想跟他见一面，聊上几句，并请他这位“人生导师”给我传授点经验。
不出我所料，这老头儿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
“超过平均水平的高傲”、“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和“渴望被人重视”，可说是律师和记者行业的通病。
想象一下，一个“差一点儿拿到普利策奖”的老头儿，如今退休在家；他还没有老到必须进疗养院的地步，经济上也没什么困难；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从早忙到晚，过去的人际关系也渐渐疏远和减少；年轻时因为醉心工作，妻子早已离开了他，子女们一年里也只跟他见几面……
这样的一名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呢？金钱？社会地位？这些他不缺、或者说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
他最渴望的东西无非是别人的陪伴，这个“别人”，如果是他的亲人那最好，是朋友也行，实在没有……一个怀着善意或敬意的陌生人，也很好了。
那天我一下飞机就联系了他，四十分钟后我们便在咖啡馆里碰头了。
老头儿一看我手上还拿着行李（我的行李不多，只带了一个小号的旅行箱）就来了，可感动坏了，他热情而有力地跟我握手，仿佛我是他远隔重洋却素未谋面的知己。
之后的一个多小时，我和他聊得很愉快，毕竟我来之前做了不少功课，读了不少他以前写的报导；“背东西”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了，要不然我这学渣怕是根本考不上大学。
我可以从老头儿的眼里看到他的满足，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长时间地认真听他说话了。
有些人一辈子也不曾被家人以外的人重视或崇拜过，还有些人虽然享受过那些，但某天……通常是他们退休的那天，这些也都跟着烟消云散。
这种心理落差，加上这类人惯有的高傲，会让他们非常失落。
人上了年纪的确是很可怜、也很可悲的，当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累赘，身体和大脑也都逐渐衰败时，他们会慢慢被孤独和落寞所吞噬；很多人到了晚年轻易就会被一些拙劣的骗子摆布、却不信任自己的亲人，就是因为可能骗子陪他们的时间相对更多些。
我，也是个骗子。
我骗取了他的信任，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续杯时，我假装不经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罗主编；老头儿自然已经不记得那家伙了，不过我早有准备，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点开了一张罗主编当年在纽约先驱报实习时的照片；这货把这张照片直接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用来装逼，不难弄到。
那张照片中，除了罗主编之外，还有另外几名实习生，以及当时负责“带”他们的记者，也就是我眼前这位老人。
像纽约先驱报这种美国老牌媒体的背后主要还是被白人财阀们掌控，明里暗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罗主编实习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政治正确”还没现在这么紧，所以华裔的实习生很少，老头儿一看到照片，就对他有印象了。
或许是担心我和罗主编有什么交情，老头儿在说话时绕了些弯子，但依然可以听出来……姓罗的很不是个东西。
看来他那套溜须拍马和弄虚作假的把戏，一直没有变，只是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
三个小时后，我和那位老记者道了别，临行前老头儿拍了拍我的肩膀，夸奖、并祝福了我。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屑于跟我这样的人坐下来喝咖啡；就算来了，他也不会跟我聊那么久。
那时的他，八成会跟我摆架子，说些自己很忙之类的话，粗暴地打断我的陈述，抨击我国的新闻自由，强行灌输一些他认同的价值观，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问题、无视其他的，刷完一波优越感后，留下一句“这单我买了，谢谢你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扔下几张现金并无礼地离去。
可是现在的他，站在街上，挥手、目送我上了出租车，直到车消失在拐角，他才转过头，带着叹息的意味舒了口气，步行回家。
事后他能意识到我只是在他身上打探情报吗？
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即使可以，他也不会让自己往那方面去想；他会竭力说服自己，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满怀热情的年轻后辈，而这个后辈真的是因为崇拜他才来见他的。
…………
9月9日的下午，我从罗主编那里得到了我的第一个任务：去采访一对夫妇。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几年前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无肛婴儿之死”事件的当事人；当然了，如今这事儿也早已经无人问津了。
主编要求我去跟进他们的情况，写一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报道；按照罗主编的说法，最近上面想抓“网络暴力”这一块，进行一定的舆论引导。因此，需要我们用一个较为典型和凄惨的受害者案例，写一篇将网络暴民妖魔化的报导。
其实这也算好事。
我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傍晚，我就拿着他给我的地址，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铁。
尽管我获得眼前这个职位的方式并不正当，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令人不齿的。
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惭愧。
首先，被我利用的那位领导，本就不值得同情，也不应得到同情。
其次，这种靠着裙带关系就能安排上的职位，也并不值得炫耀。
再退一步讲，对一个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潜规则和腐败的单位，我实在是无法投入什么忠诚、产生什么荣誉感。
可能人在社会上混久了就会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说服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无耻了，然后又努力说服自己，这种“无耻”是“成熟”的表现。
那些无能之辈，往往会在这条“成熟”的道路上渐渐放弃思考和自省，变成既可笑又可悲的两面派；他们白天在人前点头哈腰累得跟孙子一样，晚上就到网上通过打压和装逼来寻求廉价的优越感并宣泄情绪。如果你在网络上因某些观点和人争论时，遇到那种张口就爱问“你几岁了？”的，那大体就是遇到这种人了……不用怀疑，屏幕后那个家伙多半没什么本事，而且年纪也不小了。
我不想变成那种人，所以，我在自我说服时也会自我拷问。
我也曾问过自己：“把错的手段用在对的地方，就能被原谅了吗？甚至可以说是在做好事了吗？”
可惜我没能想出答案来，只能自谏——因人而异、因时制宜、因事而别、问心无愧。
当然了，这次的事情，并不能说是在做什么好事，毕竟我的动机中包含着利己的成分：从结果来看，我得到了更好的报酬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无论内部人士对我如何看待，至少在大部分不知情的外人眼里，“调查记者”还是比“派信小弟”要体面得多。
人活在这世上，不管别人在背后如何恶意地揣测你、诋毁你，但只要你能让他们在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当你想透彻了就会发现，想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你或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在你死的那天都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就算是帝王、伟人、圣人……在死后也一样会被人们拿出来随意地编排和诽谤，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认同”，而是一些“标签”。
“记者”、“医生”、“导师”、“专家”、“领导”、“才俊”、“富豪”、“老板”、“著名艺人”、“成功人士”……把这些能让陌生人高看你一眼的、至少在你的面前得虚与委蛇的标签，尽可能多地贴在身上，并享受既得利益，才是我们的追求、才是我们从小就一直被灌输的理念。
不管我们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现实环境终究会将我们指向这条路。
这些我明白，我都明白。
但我厉小帆，还是有一个梦想——一个不那么现实和利己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副喉舌……向世间的人展示那些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却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的东西。
我要让那些放弃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习惯和质疑的勇气。
我会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个理想，贯彻我的正义，即使……那是一种卑鄙的正义。
…………
9月9日，距离我当上调查记者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我已差不多熟悉了这里的工作环境，也和同事们成了点头之交。
但其实，我这工作也并不需要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搞好关系，我只要拍好主编的马屁就行；其他人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他们。
我负责的主要是纸媒和网络新闻，所以我不是那种需要在镜头前直接采访别人的记者，不用给我配摄影师什么的；我要做的只是去调查、取证，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文字报导，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编的办公桌上，只要他点头说着可以刊登，那我就算没白忙活。
我的主编姓罗，今年五十多了，学历不低，年轻时还到纽约先驱报去实习过，但因为能力不行，品行也不太好，实习期还没过就被赶走了。
这事儿……整个单位里，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我知道。
因为我调查过他。
很多人觉得要调查一个人很难，不是警察就很难做到，但实际上，只要你懂得一些技巧，并且敢于在法律的边界游走，很多情报都是唾手可得的。
罗主编能在我们这个单位混到如今这个位置，一方面是靠他深厚的溜须拍马、弄虚作假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靠着当初那“曾在纽约先驱报工作过”的履历。
虽然99%上班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惯自己的领导，或是鄙视领导的办事能力、或是质疑领导的履历，但真正会采取行动去证实自己看法的人恐怕还不到1%。
我就是那1%。
在我确定要调任到这个部门时，我就对罗主编……这个将来会当我顶头上司的男人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首先，是看书面材料。
罗主编的档案，人事部自然有，虽然我不是人事部的，但我一样能看到，因为我那会儿还是“派信小弟”；公司所有进过mailroom的文件都会在我们这儿的电脑里留下备份，“先备份后打印”是基本章程，这是为了防止文件在递送过程中弄丢或者损毁。
尽管这些资料无法被带出公司（防盗措施很完备），但像人事档案这种总共也没多少字的东西，我在看的时候直接背下来就行了……别忘了，我可是中文系的。
接着，就是去查探这个人的“风评”。
这个更简单，每隔一两天，就拿上几杯网红店的奶茶，在下午的空闲时间到罗主编工作的那一层去，找个借口在前台那儿站一会儿，和前台聊聊天，顺便再跟那些正在和前台聊天的OL一块儿聊聊，基本就能探出个大概了。
不过这事儿不能做得太频繁，必须懂得分寸、点到即止；你要是连续一个礼拜天天都去，那个前台就会误会你对她有意思，然后你就必须约她出去，否则她就会发现你其实对她没意思……那时候，她就会有点不爽，就算她本来也不喜欢你，打算拒绝你或者把你当备胎，但你如果先她一步停止了某种她认为已经存在的暧昧关系，她就会恨上你，紧接着就会开始在背后说你坏话。
人性就是这么麻烦，懂得揣摩这些的我也觉得这些很麻烦，如果我是个女人、并且生在古代，也许有机会把这些知识用在宫斗活动之中，可惜我不是。
言归正传，在对罗主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我对他那份履历的质疑变得十分强烈，为了验证这点……我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办了旅游签证，去了趟纽约。
出发前，我已通过邮件联系到了一位从纽约先驱报退休的老记者，约好了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自然不可能在网上直接问他关于罗主编的事情，倒也不是怕留下什么聊天记录，而是你直接问他这种问题他未必会理你。
我与那位老记者接触时是想好了全套说辞的，他以前曾写过一篇挺出名的关于环境治理问题的报导，还差点儿拿了普利策奖，我就以此为突破口，宣称自己在学校时就是因为读了他这篇报导，才立志成为调查记者的，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因此想跟他见一面，聊上几句，并请他这位“人生导师”给我传授点经验。
不出我所料，这老头儿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
“超过平均水平的高傲”、“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和“渴望被人重视”，可说是律师和记者行业的通病。
想象一下，一个“差一点儿拿到普利策奖”的老头儿，如今退休在家；他还没有老到必须进疗养院的地步，经济上也没什么困难；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从早忙到晚，过去的人际关系也渐渐疏远和减少；年轻时因为醉心工作，妻子早已离开了他，子女们一年里也只跟他见几面……
这样的一名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呢？金钱？社会地位？这些他不缺、或者说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
他最渴望的东西无非是别人的陪伴，这个“别人”，如果是他的亲人那最好，是朋友也行，实在没有……一个怀着善意或敬意的陌生人，也很好了。
那天我一下飞机就联系了他，四十分钟后我们便在咖啡馆里碰头了。
老头儿一看我手上还拿着行李（我的行李不多，只带了一个小号的旅行箱）就来了，可感动坏了，他热情而有力地跟我握手，仿佛我是他远隔重洋却素未谋面的知己。
之后的一个多小时，我和他聊得很愉快，毕竟我来之前做了不少功课，读了不少他以前写的报导；“背东西”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了，要不然我这学渣怕是根本考不上大学。
我可以从老头儿的眼里看到他的满足，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长时间地认真听他说话了。
有些人一辈子也不曾被家人以外的人重视或崇拜过，还有些人虽然享受过那些，但某天……通常是他们退休的那天，这些也都跟着烟消云散。
这种心理落差，加上这类人惯有的高傲，会让他们非常失落。
人上了年纪的确是很可怜、也很可悲的，当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累赘，身体和大脑也都逐渐衰败时，他们会慢慢被孤独和落寞所吞噬；很多人到了晚年轻易就会被一些拙劣的骗子摆布、却不信任自己的亲人，就是因为可能骗子陪他们的时间相对更多些。
我，也是个骗子。
我骗取了他的信任，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续杯时，我假装不经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罗主编；老头儿自然已经不记得那家伙了，不过我早有准备，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点开了一张罗主编当年在纽约先驱报实习时的照片；这货把这张照片直接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用来装逼，不难弄到。
那张照片中，除了罗主编之外，还有另外几名实习生，以及当时负责“带”他们的记者，也就是我眼前这位老人。
像纽约先驱报这种美国老牌媒体的背后主要还是被白人财阀们掌控，明里暗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罗主编实习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政治正确”还没现在这么紧，所以华裔的实习生很少，老头儿一看到照片，就对他有印象了。
或许是担心我和罗主编有什么交情，老头儿在说话时绕了些弯子，但依然可以听出来……姓罗的很不是个东西。
看来他那套溜须拍马和弄虚作假的把戏，一直没有变，只是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
三个小时后，我和那位老记者道了别，临行前老头儿拍了拍我的肩膀，夸奖、并祝福了我。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屑于跟我这样的人坐下来喝咖啡；就算来了，他也不会跟我聊那么久。
那时的他，八成会跟我摆架子，说些自己很忙之类的话，粗暴地打断我的陈述，抨击我国的新闻自由，强行灌输一些他认同的价值观，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问题、无视其他的，刷完一波优越感后，留下一句“这单我买了，谢谢你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扔下几张现金并无礼地离去。
可是现在的他，站在街上，挥手、目送我上了出租车，直到车消失在拐角，他才转过头，带着叹息的意味舒了口气，步行回家。
事后他能意识到我只是在他身上打探情报吗？
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即使可以，他也不会让自己往那方面去想；他会竭力说服自己，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满怀热情的年轻后辈，而这个后辈真的是因为崇拜他才来见他的。
…………
9月9日的下午，我从罗主编那里得到了我的第一个任务：去采访一对夫妇。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几年前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无肛婴儿之死”事件的当事人；当然了，如今这事儿也早已经无人问津了。
主编要求我去跟进他们的情况，写一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报道；按照罗主编的说法，最近上面想抓“网络暴力”这一块，进行一定的舆论引导。因此，需要我们用一个较为典型和凄惨的受害者案例，写一篇将网络暴民妖魔化的报导。
其实这也算好事。
我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傍晚，我就拿着他给我的地址，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铁。